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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二月以来，由于中日帝国主义围绕台湾问题之争持续发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也引发了对民族问题历史问题的新一轮的讨论。而在这些围绕着皇汉蛮夷、汉明满清的无休止争论中，对《红楼梦》的政治解读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都是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红楼梦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思想，研究红楼梦得出的结论也就大相径庭。从曹雪芹笔耕《红楼梦》之始，身旁批注的脂砚斋便成了该书的第一位研究者。虽然脂评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与线索，但其在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却也不幸地开启了“旧红学”的先河，更为后世索隐派的牵强附会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借口。他们抛开《红楼梦》的整体艺术形象，去搜集所谓草蛇灰线皮里阳秋，生拉硬扯非说《红楼梦》的主题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或是反清复明，重扶汉人政权。这种来自清初反应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流毒之说，正是最近网络讨论的主要焦点。
观点如林黛玉暗指崇祯帝，她爱哭是为了悼念大明的积贫积弱，体弱是由于明朝处于连年天灾的小冰河期，判词“玉带林中挂”对应崇祯帝自杀的结局。贾宝玉暗指传国玉玺，薛宝钗暗指满清政权，他们三人间的情感纠葛是暗指明清争夺皇权。同时还称《红楼梦》中的经典情节黛玉葬花——葬的是华夏儿女，每次葬花的时间都对应着诸如崇祯帝自杀、“扬州十日”屠城节点，顺着如此逻辑便又开始感叹赞美起明朝这个汉人执政的封建王朝，仿佛只要不是满清夺权，那么中国就不会衰落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的地步。
只要稍具历史常识，便能知晓推翻明王朝统治的，是以闯王李自成为首的明末农民大革命，而非那后来窃取果实的“清兵入关”。至于明朝的“积贫积弱”，既非空穴来风，更非时运不济，而是早在明朝中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就已经进入了衰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处在上层统治阶级的皇室、贵族、官僚、封建大地主大搞土地兼并，迫使农民流离失所，明朝的苛捐杂税更是将广大劳动人民逼入绝境；为了持续维护上层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他们又豢养了大批反动军队和特务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暴力镇压；同时又依赖儒释道的各种唯心主义反动思想荼毒大众，实施思想统治。正是如此的迫害剥削才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暴动，从而汇聚成空前规模的明末农民大革命！
虽然满清作为少数民族统治政权，在维护自身统治地位时对待汉人更加残酷，但反动阶级的极度腐朽，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从不会因为民族的不同而有分别，只是在具体层面压迫的程度不同方面不同。在清军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护关外东北的龙兴之地，将底层旗人编入八旗驻军世代为兵，旗人内部等级森严，统治者严禁当地旗人从事农耕经商，差役繁重环境艰苦，到了清中末期就已“衣不蔽体，食仅果腹”，与清初之时描绘的“丰饶根本之地”相去甚远。他们哪里是为了保护本民族文化，只是由于满族内部部族不同，为了维护本部族统治的压迫策略罢了。
难道我们要仅仅因为民族的不同要为另一个反动封建王朝摇旗呐喊吗？细数中华文化几千年，无论民族为汉与否，像嘉定十日扬州十日这样屠城史实数不胜数，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维护腐朽反动阶级的利益，让劳苦大众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予取予求的“奴隶”！
极端民族主义者肤浅地认定，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旦汉人被迫剃发易服，便是“华夏陆沉”，便是文明的断绝，而曹雪芹数次描写黛玉葬花就是对华夏已亡的悼念之词。那华夏文明到底是怎么来的？从新中国以来的各种考古发现早已证实，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并不是单一的，华夏文化更是在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商贸交流与战争冲突之中诞生而来的，自汉民族这一词出现以来，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也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殖民或被殖民的关系，而是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华夏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是由世世代代流传的汉字书写的，其核心绝非人民身上的一袭衣衫或头顶的一束发髻，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各个阶级——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压迫者——在漫长的历史斗争中所积淀下来的哲学思想与生存智慧。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哲学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借助儒教，苦心孤诣编造“天命”“神权”，欺骗麻痹劳动人民，为了论证剥削压迫有理，革命造反有罪；作为在一定时期充当进步阶层的封建地主阶级借助法家思想，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也曾支持过农民革命，促使农民从奴隶制中逃离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受压迫最深的农民的革命哲学却是与统治阶级针锋相对，反对“天命”“三纲五常”，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等贵贱，均贫富”的世界。这些思想都贯穿整个封建时期直至清朝破灭，所以何须黛玉葬花？广大的农民群众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早就用自己的愤怒和刀枪为自己发声了！自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每一次的王朝更替都是倚仗着此起彼伏的农民大革命。 各文明各种族的统治阶级思想总是类似的，但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次数之多，动员之广，威力之猛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这正是华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修帝国主义时代下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皇汉），为了给汉民族汉文化的“优越性”正名，不惜挖出几百年前封建地主阶级的陈词滥调，为明朝统治者粉饰太平，高傲的忽视着绝大部分底层劳动人民的呐喊声，配合着中修帝国主义的扩张脚步声。既然极端民族主义者能从《红楼梦》中牵强附会看出皇汉梦，索引派能从《红楼梦》中捕风捉影看出皇家秘辛，资产阶级能把《红楼梦》歪曲成讲人性论的恋爱小说，那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该怎么看待《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历史政治小说？
《红楼梦》从来不是一本单纯的讲某人家事或者皇家秘辛的闲书，更不是一本只会谈情说爱的人性论小说，曹雪芹通过描绘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兴衰史，以及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还有大量被压迫阶级人民的形象塑造，准确反映了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清朝由盛转衰之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假借书中的正面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之口，猛烈抨击了孔孟之道，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社会文化中的方方面面，要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我们不得不阅读《红楼梦》。它以阶级斗争作为全书的主题，反映了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 ，更深刻揭示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必然没落和垮台的命运。中修喜欢把红楼梦宣传包装成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以此误导了广大人民群众以为《红楼梦》是更精致版本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虽然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对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进行了描绘，但他并不是全文的中心和重点，重点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与阶级斗争。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是因为产生了爱情而叛逆，他们的爱情是在共同反对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贾宝玉违背封建科举制度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走上了反对封建功名利禄的人生道路，他的初级民主思想让贾政惊呼此子会“弑父杀君”，而在贾府之中就只有林黛玉支持他，她也是秉持着对功名富贵的极端轻蔑得到了宝玉的欣赏，并结为知己。但是宝黛的叛逆作为贵族阶级来说是脆弱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封建礼教所不容的，他们的爱情必然会消亡，而爱情的消亡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反应。
封建统治阶级的“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与意愿。[2]”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就是如此紧密联系起来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为什么当贾家在落败之际仍坚持让贾家的“希望”——贾宝玉与薛宝钗组成金玉良缘，这也是由于客观形势决定的。金玉良缘是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的，对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来说却是无情的压迫。“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贾宝玉还是抛弃了薛宝钗，离家出走。
《红楼梦》对宝黛爱情进行的描写本质上还是为了表达作者关于政治历史的观点：
- 控诉封建礼教包办婚姻吃人的本质
- 反映封建社会统治下的阶级斗争，以及封建社会腐朽落寞必然消亡的趋势。
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林黛玉虽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作为贵族小姐，她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是隐形而深重的，因此她不可能像出身底层的晴雯、尤三姐那样，用那种决绝、勇敢的方式来反抗，她无法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传统观念的束缚，只能在吟诗葬花中消解愁苦，日日煎熬了。
当我们合上《红楼梦》，回望那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历史，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林黛玉的泪尽而逝与贾宝玉的离家出走，不仅仅是两个贵族青年个人上的惨遇，更不是什么“汉家天下”的狭隘的民族悲情，而是那座在剥削制度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大厦，在崩塌前夜敲响的丧钟。正如前人沉痛地写道：“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在那个吃人的旧世界里，无论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小姐，还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奴隶佃农，只要不打破这腐朽的生产关系，就没有谁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 曹雪芹以如椽巨笔，撕开了封建家族温情脉脉的面纱，如同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三百年前那个垂死社会的丑陋，也折射出今天那些试图为旧制度招魂者的虚伪。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面对当下互联网上甚嚣尘上的皇汉言论，那些对着明朝皇帝顶礼膜拜、对着“黛玉葬花”牵强附会地哀叹华夏沦丧的声音，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在马克思主义者严谨的视野中，这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上的怀旧，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反动。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对内加紧压榨、对外扩张野心的背景下，这种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肤浅的夷夏之辨的思潮，恰恰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最需要的转移矛盾的方略。他们试图用虚幻的、跨越阶级的民族共同体来掩盖现实中触目惊心的阶级对立；他们需要用对外族的仇恨来转移无产阶级对本国剥削者的怒火；他们更试图复活一套充满封建等级色彩的“礼教文化”，来驯服今天正在觉醒反抗萌芽的劳动者。
因此，当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重读《红楼梦》，我们的目光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些风花雪月的哀愁上，更不能被那些从故纸堆里翻出的民族主义迷药所蒙晕。所谓华夏的命运，从来不取决于紫禁城里坐的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而取决于千千万万如刘姥姥这般在底层挣扎求生、如晴雯这般敢于撕碎金玉枷锁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我们珍视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因为它是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更是因为我们从中读出了被压迫人民对自身解放的渴望，以及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叛逆精神。这种精神，与两千年来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一脉相承的农民革命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革命传统。
所谓真正的“华夏儿女”，绝不是那些躲在书斋里为腐朽王朝哭坟的遗老遗少，而是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反抗、创造历史的亿万劳动人民。我们的根，扎根于无数次反抗剥削的起义烽火之中，扎根于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
今天，面对日益严酷的现实挑战，面对资本对劳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占领，我们重读《红楼梦》，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武装现在。我们要学习林黛玉那种决不向世俗低头的清高，学习贾宝玉那种对功名利禄的唾弃，更要学习千千万万个晴雯那种“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反抗意志。这种意志告诉我们：不要去做那旧制度的补天者，而要做那腐朽世界的掘墓人！
同志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试图开倒车的行为终将是徒劳的。昔日的满清皇帝早已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今日社会帝国主义的美梦也终将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破灭。那些试图用狭隘民族主义蒙蔽群众双眼的伎俩，终会被阶级斗争愈来愈成熟的现实所击碎。我们要接过历史辩证法的武器，擦亮眼睛，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坚定地发出属于无产阶级的声音，只有埋葬一切剥削制度，只有彻底砸碎现代资本的**“护官符”**无产阶级才能在历史的废墟上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到那时，红楼不再是一场梦，而将成为被解放的人类对过去史前史的一份深刻记忆；而我们，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阳光下，让这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土地上，长出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红花，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崭新的石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