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条件

苏联在斯大林同志时期的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是苏联革命史当中一个长期被遮蔽、被简单化处理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出于阶级利益的考量，往往会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国内的斗争污蔑为斯大林同志为稳固个人权力、实行个人独裁专制而发动的党内派系斗争，从而否认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一历史阶段运动的参与及其实际意义。这种解释在经验层面根本无法成立，在理论上也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斗争与社会阶级斗争规定的基本原理。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党内的路线斗争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列宁早已指出过党内分歧的根源在于社会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党内的斗争是紧密地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

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旧资产阶级的统治被基本打碎，但是还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集团——掌握着生产资料领导权、技术权和国家权力的党内资产阶级集团——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当中生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被熄灭，相反却以一种新的形式不断激化了。

1923年以后，托洛茨基匪帮趁着列宁重病和逝世，在联共（布）党内否认集体领导原则，组织反对派集团，狂妄地向党的基本路线发起进攻。他们打着“党内民主”的旗号大搞乱搞派系活动，公开反对党中央的领导，攻击关于在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主张等待所谓的“世界革命“等等。在此过程中，托洛茨基伙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结成了反动的托季联盟，联合起来破坏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为了反击上述的进攻，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当中系统地阐述列宁主义基本原理，集中论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批判托洛茨基匪帮的反动的“不断革命论”，重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随后，斯大林同志在党内的理论斗争当中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实质，指出其属于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这一系列理论斗争为党内反对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经过了党内斗争和组织措施以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被粉碎，党的集中统一得以恢复。在这样的基础上，党开始集中力量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改造。进入二十年代后期，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组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在农业问题上反对集体化政策，鼓吹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否认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并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甚至消失。在实际工作当中，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利用其在党和国家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影响，对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决策设置重重障碍，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斗争变得异常激烈，这正是由于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已经高度激化了。这一时期当中出现的乌克兰大饥荒以及一系列经济破坏事件，不能脱离这一阶级斗争背景来理解。资产阶级的专家们将其简单地归结政策错误或自然灾害，实际上是对当时党内的正确路线进行攻击，并掩盖了布哈林、李可夫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伙同地主、富农势力系统破坏集体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事实。这些破坏行为即是失去旧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攻。基洛夫等革命派领导人被托洛茨基匪帮刺杀，大量破坏、爆炸和阴谋活动出现，托匪集团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叛徒集团与欧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托洛茨基直接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企图引进法西斯的力量来分裂苏联，从党内外联合起来向苏联共产党（布）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这充分表明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社会基础、组织体系和政治目标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与党内正确路线存在思想上的分歧的集团。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国内于1937—1938年期间便开展了大肃反运动。

从历史作用来看，大肃反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为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保持后方稳定创造了条件。因而大肃反的历史贡献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否认。但是肯定它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大肃反主要采取的是“群众揭发—行政清洗—司法处决”的方式，仍然存在着广大工人阶级难以参与进生产部门、行政部门的管理活动的问题，也缺乏对新生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的根本性改造。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每当提到按劳分配制度时都会忽略对它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只是一昧的进行赞美。因此，大肃反实际上是党在面临资产阶级反动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时所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只是从现象和形式上针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展开回击，却没有意识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根源，难以形成一条成熟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这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因为如此，大肃反运动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部分执行部门被走资派篡夺和扩大化、简单化甚至整出冤假错案的情况。叶若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流也利用大肃反运动打击异己、破坏革命力量，这不仅削弱了群众对运动的政治理解，也为日后新的资产阶级上台埋下了伏笔。这些问题并非源于“斗争过头”，而是源于斗争仍然停留在清洗旧人的形式，而执行清洗手段的国家行政机关却有可能被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所利用，所以未能建立防止新资产阶级再生产的制度和群众参与监督和管理的体系。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苏联党内革命派为了反击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性质的实践。国家开始有意识地从工人当中选拔和培养技术人员，推动“红色专家”取代旧厂长、旧工程师和旧管理人员；通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打破技术神秘化和专家垄断，动员工人群众直接介入生产组织与技术革新；在一定时期内，依靠群众检举揭发，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托洛茨基匪帮和布哈林集团残余及其社会网络展开清洗；部分工会和基层组织重新进行选举，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中取得领导权。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把这一时期简单理解地为党内的派系斗争是极其片面且不科学的。

与此同时，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也在迅速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满足于生产者的地位，而是要求真正掌握生产过程、管理权力和技术知识，成为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人。这种要求本身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它必然同仍然占据关键岗位的资产阶级专家、技术官僚和走资派发生直接冲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厂内部围绕领导权和技术权的斗争，已经成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

然而，斯大林同志在理论上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阶级斗争现实。在1936年的宪法当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被明显弱化，反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矛盾”的误判。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联革命派更多是从政治颠覆的角度理解走资派问题，并没有意识到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派别是由于苏联还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商品关系形成的，仅仅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旧资产阶级破坏者，而未能系统地揭示其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根源。

在这一时期，因反击走资派的破坏而发生的苏联的群众运动并非没有出现。例如，工厂通过生产会议、突击队、劳动竞赛等形式动员工人参与计划执行；农村通过贫农委员会、群众大会和清查登记推进集体化。无数事实表明，苏联的工人和贫农中农仍然是非常关心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群众要求进一步参与进政治中去，参与进工厂、农庄的管理中，要求自己掌握技术并缩小分配差别，甚至积极配合苏联共产党（布）的肃反运动，勇于揭发破坏分子。这些群众运动充分体现了苏联工农的主人翁意识，表明他们不是一直处在被支配的地位，相反，他们能够在苏联的阶级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党没有对群众自发掀起的政治运动予以充分肯定，致使群众性政治运动一直处于自发的阶段。缺乏党的领导的群众运动难以长期持续下去，最终还是在各地区走资派的打压下逐步停滞了。苏共的理论局限，直接制约了苏联国内的革命斗争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打击了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使得苏联党内革命派无法意识到必须广泛发动群众的必要性，并不能达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

战时，为了加强苏联国内的政治团结并反击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进攻，苏联共产党（布）广泛吸引了一批过去的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使得党外资产阶级力量转移进入了党内，苏联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明显松懈。战后，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统一战线被长期化、绝对化，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和白专军官仍被保留在关键岗位；物质刺激、分配差别和生产部门的领导权等实际问题被进一步忽视；农业和工业中原有的私有制残余未能通过新的群众运动加以清理；工人群众逐渐被排除在实际领导权之外。结果，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资产阶级司令部得以重新形成，并在斯大林同志去世以后迅速完成权力接管，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

从理论上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并非没有自发的反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革命实践，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等，但是并没有从中引出正确的理论结论，更没有注重于教育和引导广大的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去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当时的苏联缺乏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它证明了：仅仅依靠党内斗争和阶段性群众运动，无法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再生产的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群众持续掌握政治领导权为核心，以改造生产关系和国家行政体制为目标，并形成制度化、长期化的群众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苏联的历史经验，反向印证了后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必然性。

以下有必要对苏联肃反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正面、系统的对照分析。

首先，在理论前提上，两者存在根本差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在实践中已经遭遇走资派问题，但在理论上并未完成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系统认识。走资派更多被理解为阴谋集团或政治敌对分子，而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不断再生产的新资产阶级。苏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沃兹涅先斯基等等，这些人被清洗以后，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纲领、路线，并没有发动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批判，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以致后来的党内资产阶级如赫鲁晓夫之流，仍旧能够利用这些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例如，沃兹涅先斯基，他原来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此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已经“堵绝了产生阶级和资本的渠道”，“排除了在苏维埃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开出的发展经济的“单方”是“加强一长制”，“严格劳动纪律”，“强化卢布监督”，“依靠物质刺激”，“彻底实行累进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等等。一九五零年，他被清洗了。但是并没有发动苏联广大人民批判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因而，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仍能按照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制定一条变本加厉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为他翻案，给他戴上“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社会主义计划的卓越组织者”等桂冠，还把列宁格勒财经学院改名叫沃兹涅先斯基财经学院。沃兹涅先斯基这样的走资派是被清洗了，他的权已经没有了，可是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却还活着，不断发生危害苏联人民的作用。由此可见，不把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不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路线问题，那么，修正主义路线一有机会就会沉渣泛起，甚至取得统治地位。与大肃反运动相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下发动的，明确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个具有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的政治集团，必须通过长期、反复的群众斗争加以限制和改造。

在群众发动程度和参与领导的问题上，两者差异更为显著。苏联的大肃反，主要采取的是“群众揭发—国家机器清洗”的模式，群众更多处于提供线索和支持运动的地位，而不是直接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运动的核心权力始终集中在党和国家行政体系内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不同，它不仅发动群众，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官僚特权阶层体系的政治权力的垄断，通过大字报、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等形式，使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直接介入政治斗争，实际参与对当权派的监督、批判和夺权。

再次，在组织形态和持续程度上，二者存在决定性差别。苏联的肃反是一场高度集中、时间相对有限的非常态政治运动，其目标主要是清除既有的反革命和走资派分子，并未形成能够防止新走资派不断产生的革命运动。一旦运动结束，群众仍存在被领导的地位，领导关系基本恢复原状，党内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者的再生产关系并未被根本触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试图通过反复的群众斗争和重新建立新的革命先锋队，找到一种能够长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破官僚特权、阻断走资派再生产的政治形式，尽管这一探索本身充满曲折，但其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

第四，在斗争方式和政治路线上，两者也不可一概而论。苏联肃反以司法处决和行政清洗为主要手段，斗争方式高度依赖国家暴力机器，群众斗争的政治教育功能和自我组织功能相对薄弱。中国文革则强调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把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置于核心位置，强调通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提高阶级觉悟，参与到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当中，而不是简单以消灭个人作为斗争的终点。这就有利于进一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而防范国家机器被走资派滥用。

最后，在历史结局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影响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苏联在肃反后未能建立持续的继续革命运动，战后阶级斗争逐步被压制，最终在斯大林去世后迅速被资产阶级篡权并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虽然在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后同样面临复杂斗争并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系统的经验和教训，其历史意义远未被充分总结。

综上所述，苏联肃反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分野，并不在于斗争是否激烈、清洗是否彻底，而在于是否真正触及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产生和再生产的生产关系问题。苏联的经验表明，在缺乏对走资派阶级本质的高度理论化的认识、缺乏群众广泛参与领导的制度形式的条件下，任何斗争都只能停留在阶段性的政治清洗层面，无法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正是因为它第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明确提出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持续改造生产关系和政治领导关系才能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不断产生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意义，苏联的大肃反才不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苏中两国相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也从反面证明了继续革命作为一条长期政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