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初，广东深圳宝安区易力声科技有限公司爆发了一场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工人罢工。数千名一线工人聚集在工厂门口，拒绝复工，与资方和深圳当局展开了正面而持久的对峙。警察到场、拉起人墙、以“维稳”名义进行包围和威慑，却并未在短时间内瓦解工人的集体行动。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引发了大量争议与误解。

与人们习以为常的“要求涨工资、缩工时”的劳工抗争不同，易力声工人的核心诉求看似“反常”——他们并不是要求在八小时工作制基础上提高工资，而是明确提出：要么恢复正常加班以保障基本收入，要么依法给予遣散赔偿。正是这一点，使得不少脱离现实的评论者得出轻佻结论，嘲讽工人“跪久了站不起来”“自愿当牛马”，甚至将矛头指向工人本身的“愚昧”。

然而，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反常”，揭示了当代中国制造业无产阶级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条件下的极端困苦的地位。

在行业生产过剩、订单锐减的背景下，企业为了节省生产成本，还进一步加剧了将原本用于保护劳动者的八小时工作制，转化为压低工资、逼迫员工自行离职的工具。据该工厂工人反映，自2025年10月起，易力声以“订单下滑”为由，连续数月严格执行“五天八小时、双休”制度。通过长期维持低收入状态，企业既可以避免支付依法应有的“N+1”遣散赔偿，又可以在法律形式上占据“守法”的道德高地，工人群众则长期处于低工资、低工时、经常放假的状态，接连几个月，在扣除社保、公积金后，到手工资不足2000元，甚至低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深圳市政府2025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标准，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低于2520元/月。在高房租、高物价的城市环境中，这样的收入不仅谈不上体面生活，甚至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系。

易力声曾是著名的“万人大厂”，因女性员工众多而被称为“女儿国”。随着产业转移和工厂规模收缩，如今只剩下约3000名员工，许多当年的年轻女工已步入中年，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在深圳，一个月两千块钱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家？”对她们而言，加班费是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口粮。

终于，12月4日上午，罢工爆发，数千名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附近，阻拦了拉货车辆，高喊“赔钱、坚持”等口号。期间，一名工人与保安发生冲突，警察在试图抓走该工人时一度被围堵。工人们的诉求非常明确：要么恢复正常的加班以保障基本收入，要么就按照工龄进行合法赔偿。

正因如此，这场罢工所暴露的，不是工人“落后意识”的问题，而是当代中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个尖锐而残酷的事实：在高度依赖超时劳动的雇佣关系下，哪怕是最基本的五天八小时的劳动权利，也可能被资本家反过来用作对付工人的武器。那么为什么五天八小时这一经过无产阶级一百多年来的斗争历史，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的劳动权利，却又成为了资本家对付工人的武器？为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了中国工人避之不及的工时制度？最后，为什么工人不得不将争取加班的权利作为斗争的对象？

上文所说，深圳易力声工人在五天八小时工时制度下，已经难以维持自己在深圳的生活费用，也难以保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对家中孩子、老人的抚养。也就是说，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五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不能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存。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工人往往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劳动力价值的不足。现实中，工人普遍处在每日长达十二个小时以上、每个月仅休息一到两天甚至不休息的状态下，超出劳动力恢复的生理界限，在繁重而折磨的劳动强度中出卖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勉强维持工人及其家人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更有甚者，有一些工人为了承担家庭更大的开支，一人在24小时内连续在不同地方，上白班和夜班，比如，晚上在物流仓库上八小时的夜班，白天再在自己的主业进行十小时的白班。

正是在这一普遍的高时长、高强度劳动实践中，这种雇佣关系逐渐被固定下来，成为全中国普通工人出卖劳动力并维持家庭开支的事实上的工时制度。也就是说，高工时、高强度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所被迫采取的普遍形式。在此基础上，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联合将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压低，使工资水平的计算本身就是以高工时、高强度的劳动日为前提的。每一个劳动日的劳动时间普遍在十二小时以上，但每日工资水平却被压制在仅仅能够满足工人及其家庭一个月生活成本的程度。因此，每个小时的劳动价格必然是足够低的。

而这种低工价的雇佣剥削关系又被全国各个城市、不同工厂所普遍采用，形成统一的价格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已经不可能通过跳槽的方式，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在同等劳动强度下所谓“高工价”的工厂；所谓更高的工价，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强度，也就意味着对工人生理更严重的折磨。因此，一旦工时突然缩短，从原来每日十二小时、全月无休或少休——却能够给自己带来相对稳定、较高的工资收入——下降到五天八小时，甚至因开工不足而经常放假，就必然导致工资收入大幅减少，甚至不足原来在加班稳定情况下的一半。这种由此带来的经济困难和债务压力，对工人个人而言是极其痛苦的。

长期以来，劳动力商品市场在劳务中介与资本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被塑造成一种固定格局：工人只有通过接受“低工价、高工时”的模式，才能勉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和惯例。工人为了多赚一些钱，不得不忍受高工时和高强度的劳动，甚至从工时较低的工厂跳槽到工时更高的工厂；许多劳务中介和工厂也将高工时、稳定加班作为一种“招牌”，用以吸引工人报名。无论是从工人的角度，还是从工厂资本家和中介的角度来看，高工时就意味着高工资，低工时就意味着低工资，意味着生活的不稳定，这已经成为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的共同认知。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并不具备左右工价水平的能力，工价的高低由工厂和中介之间的竞争所决定，而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只能被迫接受中介公司和工厂安排的工价。

资产阶级在开工不足时期削减工资支出的常用手段：他们并不直接降低每小时的工价，而是通过减少工时来实现。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假象，仿佛造成工资下降的不是工价本身，而是工时的缩短。 当工时锐减、工资骤降甚至出现不发工资的情况时，工人为了保证自身的工资收入，在“低工价、高工时”的雇佣关系里，已经习惯性地不是以争取提高工价为目标，而是以要求增加工时和加班作为斗争的诉求。甚至有些工人还认为工价并不低，只是工时太短了，只要增加工时，工资自然就会上升。既然如此，工时缩减引起的工资下降，便只能从争取更长工时入手，只有争取到更长的工时，才有可能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

可是，稍微了解过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人，都应该清楚，这种以争取高工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将工人运动的方向引入到了最坏的经济关系中，这不仅不能够改变劳动力商品市场中卖方的工人处于被动的地位，还加强了这种被动。因为每小时的劳动价格，也即工价的定价权仍是由资产阶级所决定的，即使工人争取到了原有的高工时，资本家也完全可以压低劳动日的劳动力价值，也就是进一步压低工价水平，这样，资产阶级还是可以凭借工人争取到的高工时，攫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则在高工时、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日益被动。这时，不仅工价日益下跌，而且工资收入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了。部分地区的工人在争取高工时和继续上班的斗争，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是被资产阶级逼的走投无路的自发运动，为了获得维持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但这么做方向却出现了偏差。工人的工价这么低，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剥削率太高了，无产阶级只能够获得被大肆搜刮剩余价值剩下的那部分价值，而更多的由工人创造的商品价值被资产阶级以利润等名义无偿占有了。因此，工价低廉在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在于他们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

也就是说，以争取高工时为目标的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走向歧途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不能改变工人自身所处的被动地位，也无法对工价的制定产生影响，反而等同于默认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被奴役地位。其结果只不过短暂的带来了高工资，但也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并推动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而当下一轮生产过剩出现时，新的削减工时又成为资本家缩减生产规模、降低成本的手段。如此一来，这种围绕工时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开启了下一次工时缩减的新一轮循环而已。资产阶级采用低工时的办法，企图进一步削减工人的工资收入，而继续维持剥削率，甚至提高剥削率，将本应属于工人的工资份额转化为自己的利润。那么，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打出“涨工资”的名义也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是在经济斗争中提出的唯一正确的斗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