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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支付与信用制度》（节选）
据说，中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已经由通货膨胀的时代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代。至于什么是通缩，百度百科的解释是：“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物价持续下跌、货币购买力增强等现象，若长期存在，可能对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就业等方面产生诸多不利影响。”[1]现在中修的经济学家权威们看到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所谓的“经济下行”和“经济低迷”庸俗经济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代，各个经济庸医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政府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制造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帮助政府挽救持续下跌的物价和股市。
中国央行的前行长易纲在2024年9月6日上午，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这一帝国主义金融与货币政策座谈会上承认，“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同时，号称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的摩根士丹利在2024年11月28日发表了《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论通缩之持久战》一文，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25年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通缩之战，他们预计“明年（作者注：中国）政府将推出第二轮的政策刺激来提振国内需求，使得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扩大1.4个百分点……（换言之，新增刺激规模为2万亿人民币），主要的资金来源有：（1）官方赤字率从今年的3%扩大到明年的3.7%；超长期特别国债从今年的1万亿人民币上涨到2万亿人民币，以及（3）地方专项债额度提高5,000亿人民币，同时央行加大使用抵押补充贷款来弥补地方因卖地收入下滑而产生的资金缺口。”他们又指出，“（作者注：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度宽松来配合财政政策：持续的通缩之下[2]，中国的实际利率一直停留在高企的水平，这意味未来央行需要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
中修政府面对这种“通货紧缩”的异常凶险的经济局面，他们在去年12月9日，召开了中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明年应当“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证券日报》的记者抓住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转变，将2010年，2011年至2024年期间则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稳健”二字删除了，定调“适度宽松”[3]。在这份报纸中也简要介绍了民生银行、浙商证券、中国银行证券等中国知名的银行和证券机构的各个首席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在2025年的货币政策的看法，几乎是一致达成了和摩根士丹利一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展望。
今年如果要走出“通货紧缩”，必然要经过各种“宽松”货币政策，也就是要在去年已经降息的基础上继续调节央行的利息率下降、增发国债（可能增发到2万亿国债）和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使得更多的货币从银行中大规模地投入流通领域的同时，提高增发数字的数量以适应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率的提高。只要流通领域的数字货币量更加远远地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继续将单位数字所代表的金量比原来的单位数字的含金量降得更低，使得流通中的数字货币的购买力持续不断地下降；无论是房地产的下跌、物价的降低和股市的驴市状态还是所谓的货币的购买力的提高，都可以得到改善，经济就可以得到恢复。只要在流通领域增发数字，利用数字支付制造膨胀；那么通缩带来的企业家对经济的不自信和工厂倒闭、劳动群众失业率就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就可以重新焕发光彩。他们怀揣着这种令人觉得愚蠢到无语且可笑的经济学愚昧，期待中国经济能够走出让所有垄断资产阶级重新大肆敛财的时代。
可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究竟是中修的银行家们迫不得已承认的通货紧缩吗？通过制造所谓的高通胀的路子就可以改变中国经济的现状吗？
我们应当在了解中国当今是否处于通货紧缩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前，我们还需要了解资产阶级口口声声说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吧。
通货膨胀也正如现在的中修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和增发大范围的国债和纸币 、数字等，将更多的货币资本投入股市和有价证券中，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时在经济上确确实实会造成短暂的繁荣。被国家通过国债收集过来的货币资本再除去用于扩军备战和各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外，剩下的千亿资本会被投入制造出用处往往没有那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凯恩斯主义在全国各地来刺激生产，通过生产刺激消费。流入证券交易所和各个股市中的实际资本除去被食利者占据的那部分货币外，也会被自发地调节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去，盲目的货币资本作为盲目的力量刺激着工厂和企业的大规模生产。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导致社会上除了将银行的货币资本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外，中央银行则开始了新一轮的增发数字的行动，越来越多的数字涌入流通领域，超发的货币量继续增大。
这时，由于无论是政府掌握的国家企业还是非官方企业家被一路飘红的股市牵着鼻子走的盲目扩大生产，都会导致在经济生产上的虚假繁荣的假象。无论是商业上还是工业上由于受到了银行的极大的信贷支持和增发数字带来的肥美结果——商品物价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么一刺激，他们在生产上也就愈发的盲目，他们不顾市场上总的消费能力，即使在过剩商品已经逐渐地在商业领域囤积了起来，而商业也必然要在信贷的支持下对囤积商品格外的情有独钟，价值规律让商业和工业的资本家们，盲目自发地被售卖价格超过生产价格时得到的超额利润或投机利润所支配着。于是商业资本在产品的保质期内大量囤积商品，而被商业资本吸引着的产业资本家则快马加鞭地压榨着工人让他们快快地生产，而急匆匆生怕赶不上消费的刚生产出来的商品则第一时间进入了……规模巨大的仓库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轮到自己被售卖出去。
与囤积在数量巨大的仓库里的商品不同，进入了卖场和超市里的批发商品和零售商品无疑幸运的，由于数字这时是充斥着整个流通领域的，它们的身价也自然是水涨船高，能够为资产阶级获取到不菲超过了商品价值的剩余价值。至于被快马加鞭压榨的工人们，在整天从事着12—16小时的劳动时长也确实是获得了名义工资的上升。尽管由于工厂或企业被虚假的经济刺激，而工人却不得不“自愿”加强劳动强度后终于实现了工资上升——工人阶级并不知道这所谓的工资上升是伴随着市场上的一切商品的物价上升带来的，而这也都是“刺激经济”的宽松性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结果。果然，工人工资是跟不上市场上的物价上升一起的，这就不能不导致在资产阶级发财的日子里工人却因为他们的工资上升而不能不陷入实际工资下降引起的贫困中。因而，资产阶级可以凭借两种政策大发横财额外赚取了剩余价值，是工人不得不去出卖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够维持原来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水平。这就不能不决定了一件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无限性增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继续扩大，市场上充盈的数字渐渐被重新掌握在了银行手中，而市场上因为这充盈的数字而充分生产出来的商品却不可能这么容易消散掉，仍在仓库里吃灰呢！
越来越多的商品被囤积到了工厂，而工人的购买力又因为通货膨胀的剥削而相对降低。而当上述的两种宽松性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刺激经济导致了刺激过猛经济逐渐导致通货膨胀达到了影响经济正常的活动了。通货膨胀并没有因为出现商品的囤积而就此停止，当膨胀已经阻碍了社会上的工厂与企业的经营时，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的声音和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帝国主义政府为了给飞涨的物价降降温和浇浇水，便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达到降低市场中流通的纸币量，将更多的纸币存款在银行，限制纸币流通到市场中去，到了数字时代，央行已经完全可以利用数字的特性将流通中的一部分数字货币实现所谓的定向冻结。造成通缩的措施和造成通货膨胀的政策相反，现在已经不是刺激消费，而是限制消费，不是增加信贷和投资而是增加税收和限制工人工资增长，在银行会提高存款准备金向中央银行的交纳率 [4] ，降低流通中的数字量和提高存款利息率，使得数字暂时的升值。例如在2005年到2007年间，中国央行就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2007年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至17.5%，冻结资金约4.3万亿 [5] 。因而也就导致了中修叫嚷的所谓“货币
在帝国主义政府和中央银行使用紧缩政策的时候，黄金会逐渐从银行中抛出，引起黄金价格的下跌，而引起各国的提高存款准备金向中央银行交纳率，更多的货币资本国家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出售国[6]的形式，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更多的吸纳进央行，以增加央行的负债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的困难，降低货币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量。“2021年中国央行通过常规货币工具净回笼资金10635亿元，其中MLF[7]净回笼6000亿元。”[8]总计超1.5万亿元货币被回笼。在2023年中国央行又通过MLF操作净回笼资金时，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从1.3%飙升至5.0%，“市场上4950亿元公开逆回购到央行和14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9]流动性的数字货币显示被定向冻结。被央行在流通领域中所冻结的货币资本还会不断地累积，短期冻结货币资本的期限通常为28天至1年（如中国央行票据期限），长期的如日本银行准备金账户余额自2001年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持续累积，到了2006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时，准备金余额目标在30至35万亿日元之间”[10]到了数字支付的时代，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便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的特性，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钱包设置了不同层次的利率，可以定向冻结特定领域的货币资本的流动。
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些被央行在国内市场通过不同形式“冻结”的货币资本，也不可能真的停止运动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是绝对不会放任货币资本也同堆在仓库里商品资本一样，而是要将这些冻结的资金拿去运用到金融资本所掌握的经济领土，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现在有了孕育力。只要贷借出去，或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去……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是在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利息长到它身上来。”[11]所谓的“离岸人民币”的货币资本的来源之一，就是在本国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冻结”的货币资本的转化，当然，无论是冻结货币还是对冻结货币的海外运用在数字支付下根本的来源都是社会上的一切多余的货币，而它现在的形态就是数字。所以在流通领域被冻结的那部分数字代表的货币资本，也同样会和纸币的借贷运动一样，在紧缩的年代里去往海外作为离岸人民币的一部分，不断加强对第三世界的货币资本的输出，加强债务关系的输出与利用债权国的地位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黄金提高中国的黄金储备。于是人民币即使不断地增大数字或者冻结了国内特定领域的资金流动性，只要掠夺的黄金和财富够多，仍能够出现人民币保持不贬值和短暂升值的状态。
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各种冻结货币资本的办法，使得流通中货币量终于降低了下来，造成了货币的升值和物价的下跌这一结果。一部分企业主在膨胀时期赚得了盆满钵满，尽管银行的信贷变得困难起来了，然而他们已经凭借过去搜刮来的剩余价值并使之资本化，自己也掌握了一笔增殖后的货币资本。在这数字升值而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日子里，他们便可以购买更多的原料与机器，更加不顾工人的相对不足的购买力继续扩大生产。垄断资产阶级并没因为市场上的货币减少而使得垄断资产阶级赚钱的日子立马停滞下来，他们借助货币升值而趁机压低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原料价格和抢占市场，同时又以垄断价格出卖，他们仍能够取得垄断利润。在减少流通中的数字货币时，也并不排除部分的垄断资产阶级仍能够获取到大量的信用贷款；也不排除社会上的工业垄断家和土地所有者，为了抵抗通货紧缩采取的提高垄断价格地地租以适应货币的升值；也不排除帝国主义政府通过各种苛捐杂税来搜刮无产阶级，加重工人的负担；还不排除在资产阶级对抗紧缩对工人的过分的压榨。
这也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紧缩性政策时，所能够取得的为资产阶级的积极成果，这样，我们便能够看到紧缩性的政策真正的服务对象是谁了。
在垄断资产阶级可以凭借紧缩性政策盈利的同时，对其他资产阶级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了。其中影响最严重的则是处于过去严重依赖于银行的中小资产阶级，当借贷变得困难起来以后，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自有资本很难维持经营，银行的利息率的加高让他们难以再继续靠着银行资本投入生产，膨胀时期过剩的商品还未消散，因而关于银行的债务关系就不能够轻易化解的同时生产却停止了，在银行的债务关系的网罗下便只能够宣布破产和倒闭，最后的结果则是被垄断资产阶级凭借货币资本的升值给他们掠夺和吞并。对于外国的金融资本而言，本币升值还会导致外汇市场因为外币兑换本币贬值的情况，使得外国的货币资本的价值得到贬值，单位外币所购买的本国的商品就得到了减少，因而加大了外商投资的成本，那么出现像如今大规模的外资撤资的情况便不足为奇了。
总的来说，进入到了紧缩性政策的年代里，和膨胀时期继续发财的还是垄断资产阶级，而其他的非垄断资产阶级则受不到金融资本的支持，和垄断资产阶级竞争中只有被率先破产的结果。紧缩并没有完全排斥一部分社会团体的商品的继续膨胀。
最后，从最初外资和中小企业市场的萎缩像社会瘟疫一样，在经济危机的支持下战胜了某些持续的膨胀。社会上市场的总的萎缩，早在膨胀的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紧缩性财政政策下，流通中的纸币量得到了减少，工人的名义工资也就要随着纸币量的减少而减少，数字升值尽管决定了购买的商品数量的增多，然而数字的工资数量却下降了，引起的却是工人的实际工资的进一步下降和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一样会导致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进一步降低，自然，市场中过去在膨胀引起的囤积的过剩商品会继续的过剩，即使紧缩性政策后，他们仍在扩大生产却根本不顾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而无限地生产起来了，蕴藏在大批商品的垫付资本与剩余价值就无法得到实现，并且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年代里信贷变得更加困难，最后导致工厂因为商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商业资本家囤积的商品资本不得已继续降低商品的价格来弥补过分囤积过剩商品的损失，因而加剧工厂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状态。
当市场的萎缩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以后，受到影响到也已经是垄断资产阶级本身了，他们大量生产的商品无法得到实现而陷入过剩，也要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甚至是缩小生产的规模，以和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相适应。随着本国的市场容量的变小，他们急需新的市场进行商品倾销和将过剩的资本投入到新的行业，垄断资本彼此之间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日益尖锐起来。他们越来越需要获得更多被银行冻结起来的数字货币的支持，才能够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并借助货币资本的支持去海外争夺新的市场进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否则，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他们也有破产的风险。这就又推动了货币政策从紧缩性走向宽松性。
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故事的开头了，中修今年的货币政策正是从摆脱萎缩的市场现状向宽松的政策开始。
随着紧缩政策向宽松政策转变，无论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对商业银行发行以国债为基础的央票增加的信贷困难，央行回笼流通中的纸币并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定向冻结的情况都得到了好转。在央行被冻结的降低流通领域流动性的数字也不是绝对冻结的，央行会利用所谓的央行票据互换操作（CBS）陆续“解冻”或释放一部分数字，即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国家债券等形式的有价债券，与央行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进行交换，从而在央票到期之后释放出规定一部分货币资本流入到商业银行（例如，2024年中国央行一共开展了12期央行票据互换操作，总操作量为551.9亿元。其中，2024年到期的央票互换操作量为447.5亿元[12]），重新投入到流通中或贷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这些货币资本经过对国民经济部门的投资，包括对外化解债务和增加财政支出和对基础产业的投资等等，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进入到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中去，并且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要求将追加的资本连带利息和利润重新地创造出来，以数字的形式重新集结到银行。这个过程中，投入生产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增殖的货币的资本循环中，数字都是重新流入市场了，这就在紧缩政策的基础上引起新的膨胀。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紧缩政策不是什么治本的措施，仅仅只是短暂使流通中得货币量回笼银行而给膨胀降温，并不能够根治通货膨胀带来的商品与资本的过剩。即使在紧缩政策时期也根本不能够根除一些领域和部门的仍然存在的膨胀，物价上涨在这些地方并不会因为紧缩就此结束。同时，垄断资产阶级的生产过剩会进一步地扩大，在新的政策条件延续上一政策阶段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的顽疾。 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紧缩的也确实是达成新的膨胀的前提，或者说紧缩性政策是在原有膨胀的基础上制造出可以重新膨胀的经济条件。一句话，紧缩与膨胀一样，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政府与中央银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搜刮的双生子政策，其中膨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紧缩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而，这就决定了膨胀和紧缩的两种政策不是相互转圈圈。不是膨胀后的物价立马被紧缩打回原形了，在一个长期的阶段来看物价的飞涨和数字的贬值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但在数字贬值的长趋势中会存在着短暂的升值。并且，在加强对无产阶级掠夺上长期的通货膨胀中，短暂的紧缩为新的膨胀创造出新的条件。这是为了适应不同经济条件时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掠夺无产阶级的需要，工人阶级遭受的压迫在两类货币政策下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减轻，反而是不断地加重了。
如今，数字支付已经代替了现金的使用，也就成为帝国主义制造这两种经济政策最有力最便捷的掠夺工具，在央行的使用下可以轻易制造出庞大的数字充斥流通，又可以将流通的数字定向冻结。这样玩弄经济关系，就不能不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两种货币或财政政策并没有根除或减轻资本主义动荡的根源，反而是加剧帝国主义快速飞奔到危机之中，或推动经济危机更加深重地爆发。无论是紧缩还是膨胀，并不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而是通过这两个货币政策会加剧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掠夺与搜刮，归根到底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支配的。
经过我们上面对帝国主义的两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析，即使中修在今年实行积极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妄图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和继续降息来制造出通货膨胀的办法解决经济的动荡。与其说这种制造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是杯水车薪，不如说是中修的垄断资产阶级是为了继续深入剥削无产阶级，认为无产者还有巨大的剥削潜力。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两种经济政策任一一种，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被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和爆发。因此，也不能够真正彻底地解决经济危机，而垄断资产阶级也不过是打着为了走出危机的旗号——事实上，这也根本无助于解决经济危机——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掠夺，从而促使危机以另外的新形式更加严重的爆发和带来被两种经济政策诈骗了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后的长期的经济萧条。
至于现如今中国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无非就是在生产的严重过剩和资本的严重过剩，而过剩的商品无论是在膨胀还是紧缩的年代里都根本不可能使之彻底消散，反而会继续加剧它的增加。在经济处于高涨的时期，两种的经济政策无非是加剧商品的过剩，但商品过剩不等于是经济危机，但高涨阶段的经济政策却能够为危机的深刻爆发创造条件。到了危机时期，由于生产已经普遍过剩了，商品的物价由于过分囤积而不得不降价出卖，这也就不能不使得流通中的数字量没有太大的波动就会表现出仿佛升值了的假象，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仿佛是进入到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导致的通货紧缩，仿佛经济突然从通货膨胀进入了通货紧缩。
为了解决这种“通货紧缩”的状态，便继续按照经济高涨的时期乞灵于宽松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实现物价的膨胀和加剧数字的贬值就能够实现经济的转危为安。实际上，这也不过是进一步加剧工人阶级的痛苦和灾难，使得他们出卖劳动力的程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必然造成工人阶级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更显著的劳动强度下被剥削。被宽松和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的经济，又重新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刺激资产阶级最无目的地扩大生产，然而由于这次的生产过剩不是在经济高涨的时期造就的，反而是在本就已经严重过剩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更加严重过剩，萧条的日子会因为这种更加严重的过剩而冗长起来。
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那样，两种经济政策只能够作为危机冗长的催化剂，并不能够取代导致危机诞生的矛盾本身，因而为了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危机与政策的关系，还需要去研究为什么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帝国主义无论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都难以摆脱的郁结，越妄图通过经济政策走出危机反而越难以走出。我们需要去研究危机本身。
来源：百度百科。 ↩︎
黑体部分是原文自带。 ↩︎
《证券日报》：2024年12月11日，《货币政策取向再次改为“适度宽松” 有力提振市场信心》。 ↩︎
也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的总额的比率.。 ↩︎
上海证券报：2008年06月11日，《央行历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概况》。 ↩︎
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出售国债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的票据，又称央票。 ↩︎
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指中央银行提供较低利率的货币资本的货币政策工具。于2014年9月由中国央行创设。 ↩︎
新浪财经：2022年2月11日报道，戴楠「国家开发银行资金部」，《2021年货币市场回顾与展望》。 ↩︎
新华社：2023年11月15日，《增量续做 中国人民银行开展14500亿元MLF操作》。 ↩︎
新浪财经：2024年9月日18日，【长江宏观于博团队 · 深度】《泡沫与应对——日本150年财政四部曲之三》。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9页。 ↩︎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2024年12期《中央银行票据业务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