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报》的观点与理论究竟能有多荒谬？【上篇】

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今天，一份旨在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刊物，其现实理论和生命力，都只能来源于两个密不可分的基石，其一，是它能否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最清澈明朗的语言，划出本阶级的斗争前路；其二，是它能否娴熟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的科学理论武器，去剖析现实、武装同志，并痛击敌人。倘若背离了这两点，那么无论其辞藻多么华丽，口号多么响亮，都不过是一份散发着腐臭气息的、误人子弟的烂纸。

不幸的是，“流星报”在其第三期中所展现出的，恰恰是这两个根本立场上的充分错误。通读其文，我们可以看到的，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理论上的严谨与政治上的坚定，而是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基础理论错误，以及背后那套早已被历史证明是破产了的、陈腐不堪的庸俗唯物论世界观。这绝非偶然的笔误，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错误的哲学世界观，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政治上的右倾与机会主义。因此，本文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指出”其几处错误，而是要对其整个从理论的根基上，彻底挖出其政治机会主义的毒瘤，以正视听，并以此为反面教材，警醒所有有可能误入歧途的革命者。

一、关于思想斗争，将灌输论歪曲为“精神控制”

在展开批判之前，让我们首先重温马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是我们分析一切意识形态问题的出发点。毛主席曾明确为我们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它以简洁、生动的语言，阐明了物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然而，“流星报”的作者，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观点张目，竟然煞有介事地引用了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流星报第三期40页），企图以此混淆视听、蒙蔽读者，并以一种令人诧异的谬论，将这一完整的辩证逻辑链条拦腰斩断，将其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即改造社会存在与改造思想——将其完全对立起来。他们抛出了这样一套看似“唯物”实则反动唯心的谬论：“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改变劳动者的社会存在，而不是改变他们的思想——尽管思想对人的实践的确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却无法超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因此影响及改变他们的思想是服务于改变他们的社会存在的，绝不是反过来。毫无疑问，‘思想斗争’路线是本末倒置的，对改变劳动者的现状毫无帮助，只能方便一些野心家精神控制他们的信徒——‘你的思想不够‘无产阶级’，听我的，思想斗争吧。’”（流星报第三期40、41页）

这种可笑论调，它看似高举改变社会存在的“唯物主义”大旗，其真实目的，却是要阉割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意识的巨大能动反作用，尤其是否定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决定性指导意义。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当然决定其思想，但这绝不意味着思想是被动、单方面的为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决定的镜面反射。恰恰相反，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正是利用其所垄断的全部上层建筑工具——学校、媒体、宗教、艺术——无时不刻不在向被统治阶级系统性地灌输维护其剥削秩序的反动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流星报的先生们，劳动者的思想恐怕无法不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从“天命天才”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安分守己遵纪守法”“消费主义自由”等等，无一不是为了让劳动人民在社会存在和精神上安于被奴役的地位所建造的思想囚笼。

在这样一种敌我分明、壁垒森严的阶级斗争上，“流星报”却跳出来高喊“不要改变思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无异于单方面地要求无产阶级放下武器、解除思想武装，将整个意识形态阵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这就等于说，只要工人的工资能提高几块钱，住房能改善几平米，他们是否还在崇拜资本家、是否还在迷信议会选举、是否还在沉溺于奶头乐文化，都无所谓了。这难道不是最露骨的、最反动的工联主义和经济主义吗？这难道不是要让无产阶级在获得了些许物质改良之后，继续心甘情愿地做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吗？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没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群众运动，最终只能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沼，其斗争的果实也必将被资产阶级轻易窃取。将先锋队向群众灌输革命理论、开展思想斗争的任务，恶毒地诬蔑为“野心家的精神控制”，这恰恰是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为了诋毁无产阶级政党、瓦解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而惯用的无耻又阴险的卑鄙手段。列宁同志早为了反对这种谬误首先在他的巨著**《怎么办？》**中明确指出，放弃对工人的思想灌输，就等于将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拱手让给我们的敌人：

“但是，为什么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恰恰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无可比拟。所以，一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越必须起劲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进行斗争，也就越必须使工人免除那些正在大批传播所谓‘经济主义’的著作的领袖们的坏影响。……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即力求受资产阶级羽翼保护的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面来。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自己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就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第二章《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流星报”否定进行思想斗争的错误行径，恰恰是在鼓吹对自发性的崇拜，其结果，必然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对自发性的迷思，这种认为工人阶级能够单靠自身的经济斗争就能“自然”生长出革命意识的幻想，并非什么理论上的创新，而不过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列宁批倒批臭的“经济派”和“工联主义”的腐烂牙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凭借其对国家机器、教育体系和文化产业的绝对垄断，构建起一张无远弗届的天罗地网，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论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微末。一个工人，从出生到死亡，无时不刻不沐浴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酸雨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不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武器的、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而去指望工人能从这片毒草丛生的土壤里自发地长出马克思主义的红花，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一种最最――懒惰、怯懦、也不负责任的取消主义。它在理论上放弃了先锋队的领导责任，在实践上则必然将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死局，使劳动阶级永远在资本主义的囚笼内打转，而无法上升为一场砸碎这个囚笼本身的政治革命。

二、关于物质与意识——将唯物辩证法庸俗化为机械决定论

为了给其取消思想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寻找一个看起来“深刻”的理论依据，“流星报”便对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一番令人咋舌的阉割歪曲，甚至可以说是修正。他们宣称：“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物质’中的‘决定’实质内涵完全不同。在唯物主义那里的‘决定’是缺乏主动性的，是以前置条件的面貌出现的，‘物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便没有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流星报第三期42页）

这种论述，这种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批驳过无数次的庸俗唯物论或机械决定论――它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从一个辩证的、充满矛盾运动的关系，矮化为一种死板的、单向的、缺乏任何能动性的庸俗因果，从而巧妙地抽去了唯物辩证法的灵魂。这种哲学，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政治上则是极端有害的。

我们都知道，唯物辩证法，在坚决捍卫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高度强调意识对于物质的巨大能动反作用，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革命的主观能动性。物质的、现实的世界绝不是只能说像一部预先上紧发条的、精密的钟表，其内部的无数齿轮（即所谓的物质条件）只是按照既定的、不可抗拒的力学轨迹，丝毫不差地啮合运转，从而被动地、并仅仅在钟面上反映出时间的一般差序。就像流星报的先生们首先想象的那种天然的宿命论图景里：人不过是钟表上的一颗毫不起眼的齿轮，其所谓的“能动性”至多也只是顺应这无法改变的机械运动而已；一种锦上添花。

恰恰相反，它（物质世界）只能、也必须通过掌握了客观规律并被组织起来的人的社会实践，才得以被能动地改造。上层建筑一旦从经济基础中产生，便拥有了强大的、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基础变革的火车头，也可以成为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顽固壁垒。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最强大的上层建筑，其全部意义和根本作用，不正是为了用革命的暴力去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彻底的扫除一切阶级赖以存在的旧有生产关系吗？**将“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中的“决定”，这一充满能动性与斗争性的概念，偷换为消极的被动的所谓“前置条件”，**就是在理论的基础上，否定了革命实践的可能性，为一切不作为和取消主义提供了最舒适的温床。那么这种将辩证法庸俗化为机械论的错误倾向，恩格斯同志已经首先为我们展开了批判。他在晚年为澄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歪曲而写下的一封信中，以无与伦比的清澈明朗和严谨考究，阐明了阶级社会发展中各因素之间真实的、能动的相互关系：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而加以忽略）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没有意识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这里的每一个意志都是它自己的肉体状况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状况<他自己的或社会一般的状况>所决定的）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流星报”的哲学，恰恰是那种只能“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僵尸哲学。它在认识论上的缺陷，在于其完全不懂得“实践”在连接思想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他们的视野里，物质世界与人的意识是两个相互隔绝的空间，意识只能像一面镜子一样消极地、单纯地去反映物质，而缺乏通过实践反过来检验认识、改造物质世界并进一步改造大脑里的主观认识使其反映现实事物反映的更恰当的能动的力量。流星报这种割裂了实践的反映论，不可避免的会滑向两种政治上的错误，即，要么是陷入毫无作为的宿命论，认为既然一切都由物质条件为“前置”所决定，那么革命者能做的便只有消极等待“条件成熟”“万事俱备”；要么是滑向唯心主义、冒险主义的盲动路线，认为仅靠思想的“批判”就能改变世界。仿佛只要他们在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在道德上谴责了剥削制度的不人道，革命的任务便已大功告成了。

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客观反映论，恰恰是通过首先将实践置于首位用来反复检验――人的认识、革命的理论是否恰当。它明确宣告：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我们都明白，这才是完整的、辩证的认识过程。因此，一种阉割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最终必然沦为一种为取消主义和改良主义服务的娱乐消遣。它面对现实中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必然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困境，它无法解释，为何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家血汗工厂里，面对着完全相同的剥削强度、工作时长和恶劣环境——即完全相同的“社会存在”——有的工人选择默默忍受、将一切归咎于命运、归咎于自己命苦，有的工人则敢于组织起来进行怠工、罢工乃至更为激烈的斗争。如果意识只是物质的被动反映，这种巨大差异又从何而来？它更无法指导，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如何通过自觉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深入到那些仍在受苦、昏睡的工人群众中去，将他们内心深处因压迫而产生的朴素不满和反抗意识，把他们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斗争经验总结为下一步系统性的、能够指导更广大群众进行更进一步斗争的革命理论与策略，并通过思想的灌输，将这些从群众中来的、经过了先锋队重新编织的斗争经验，再重新带回到群众中去，实现被压迫阶级（本阶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最终将自发的经济斗争，自觉地、有组织地一步一步提升为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说到底，流星报这种“哲学”取消了革命的实践，也就取消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将艰苦、曲折的阶级斗争，降格为了一场物质条件自动演化的自然过程。

流星报的先生们，他们的错误其根源在于，他们不懂得，或者说是有意地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根本区别。思想和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其力量固然是巨大的，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物质力量，其唯一的前提，就是它必须与武器的批判——即现实的、物质的、以暴力革命为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相结合。一种脱离了现实斗争的思想，一种不能被掌握了物质力量（武装的和组织的力量）的革命阶级所运用的思想，无论其本身多么“激进”、多么“深刻”，都不过是无力的呻吟和自娱自乐的游戏。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战胜现实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因为：思想的现实性恰恰就在于消除自我的这些观念（即只是观念上的消除——引者注）同这些观念的唯物主义基础之间的区别。”——《神圣家族》，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所代表的批判的批判》“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流星报”式的哲学，恰恰是割裂了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妄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因此，这种“批判”必然最终走向两个可悲的结局，要么，它因为无法触及现实的统治秩序分毫，而沦为统治阶级所能容忍、甚至乐于见到的无害的嬉戏；要么，当它真的试图指导什么时，由于其脱离了对现实斗争力量和形势的分析和认识，脱离了与群众的紧密结合，便首先必然会表现为――毫无胜算的、宗派主义的左倾冒险，最终在短暂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敌人所表现出的优势物质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并反过来为其宿命论的结论提供“现实依据”。说到底，这种唯心主义的“革命”，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不愿或不敢投身于艰苦、危险的现实阶级斗争时，为自己寻找的一种廉价的慰藉。他们或是躲在象牙塔里臆想着只要做出“批判”就能让资本主义大厦崩塌的美梦，或是两手一摊，对着满目疮痍的世界叹息：“哎呀，条件还不成熟嘛，再等等吧！”仿佛只要等到某个良辰吉日，革命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自动掉进他们的怀里。

我们不妨把话说明白一点，所谓的物质条件的成熟，从来就不是一个像果子挂在树上、只要时间到了就会自动掉进嘴里的自然过程。恰恰相反，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革命的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革命阶级及其先锋队，通过艰苦卓绝的、主动的斗争，人为地运动出来的。我们要知道，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因为所谓的“客观规律”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危机时刻，他们往往会变得更加凶暴，甚至会通过战争、通过法西斯主义来转嫁矛盾，强行“修复”他们的统治基础。所以，我们口中那个真正能够导向胜利的所谓物质条件成熟，它恰恰包含了本阶级力量的成熟这一个最最关键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先锋队日复一日地去做群众工作、去组织罢工、去在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中耐心地锻炼阶级的队伍，那么即便客观上的经济大危机来得再猛烈，充其量也只会演变成一场没有方向的、盲目的骚乱，甚至反过来被统治阶级利用，成功让他们重新巩固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样我们实际就可以看出，所谓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的恶化，仅仅是为革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点，继续沉溺在那种革命可以线性发展的幻觉里，以为只要静静等待，历史的天平就会自动向我们倾斜，那么我们就是在拿被压迫阶级的命运开玩笑，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本来摇摇欲坠的旧社会――在我们的犹豫和观望中，被重新修补好它的裂隙，再次变得固若金汤。

然而，现实的辩证法远比这种单独、线性的图景要复杂、要残酷得多。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物质条件），固然是革命爆发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它本身绝不会、也不可能自动地催生出革命的根苗。一场经济危机，一场大规模的失业潮，甚至一场饥荒――这些资本主义的灾难直接给予群众的，往往是痛苦、迷茫、绝望，甚至是相互倾轧，而不是革命的阶级觉悟和明确的斗争方向。在如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群众更有可能自发地将失业归咎于自己的“不努力”，将贫困理解为不可抗拒的命运，甚至将怒火发泄到同样受苦的其他阶级兄弟身上。苦难本身只会教会人们悲鸣，而绝不会教予人们革命。

历史的真相是，革命的根苗，即最初的、科学的革命意识和组织形式，只能来源于对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即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理论，必须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觉活动，被带入到群众中去，与他们具体的斗争实践相结合。我们可以想象到，社会环境的恶化，充其量只是为变革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这便如同漫山遍野堆积的干柴，哪怕它们已经被风干、堆得很高，哪怕它们早已具备了燃烧的充分条件，如果没有一颗擦亮的火星，它永远也燃不起燎原的大火。

而这颗火星，正是先锋队的自觉行动、正是革命理论的灌输、正是千百万群众在思想上的自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擦亮这颗火星，建立起信任的政治前提就成了至关重要。先锋队之所以被称为“先锋”，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封了什么头衔，也不是因为我们读了几本马列原著就天然高人一等。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深入到被压迫的现实土壤中，不能与工人群众建立起血肉般的联系，那么我们在工人眼里，不过是一群只会从书本上掉书袋的怪人，甚至是一群别有用心的政客。要让工人和先锋队的同志真正团结在一起，让理论真正掌握群众，我们就必须用哪怕是笨拙、但却最真诚的心态去向他们学习，去体味他们被压迫的痛楚，去理解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做出的每一次妥协与退让。同时，我们要在每一次具体的冲突中站在他们身边，哪怕只是为了争取哪怕极其微小的权益。只有当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证明了我们是他们利益的坚定的捍卫者时，群众那双在苦难中变得审慎而敏锐的眼睛，才会充满信任与热忱地注视着我们，才会真正把我们发表的任何意见，当作他们自己的意见来认真对待。这与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的启蒙，以及高位者对低位者那种廉价的怜悯，有着本质的区别。

反之，如果按照“流星报”的逻辑，将物质条件的成熟视为革命的唯一前提，而恰恰忽视了那个能将革命爆发的客观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必然性的决定性因素——即先锋队与群众的血肉融合（主观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因为有了火药，子弹就自动会射向敌人？是不是可以说，仅仅因为蒸汽机发出了轰鸣，封建国王和贵族就会自动摘下皇冠，恭恭敬敬地把权力移交给资产阶级，而不需要断头台铡刀的接触？这显然是荒谬的。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在客观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时候，往往正是因为主观力量——即革命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准备不足，才导致了革命的痛失良机，甚至惨遭镇压。在这个意义上，过分强调物质条件的“前置决定性”，而忽视甚至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键作用，实际上就是在为革命的失败提前寻找借口，是在为那些在关键时刻畏缩不前、不敢做现实斗争的机会主义者提供理论上的遮羞布。

更进一步说，这种庸俗唯物论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其危害尤甚。它容易让年轻人在面对庞大而坚固的旧社会时，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既然一切都是被那个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所单独决定的，那个人的努力、集体的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流星报”的先生们可能会觉得委屈，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扣帽子。但请你们扪心自问，当你们在文章中信誓旦旦地贬低思想斗争、抬高“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时，你们是否真的意识到了这种逻辑推演下去的必然结果？你们是否想过，这种理论一旦被缺乏辨别力的青年所接受，会把他们引向何方？我们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甚至有些严厉地剖析这些问题，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更不是为了争个口舌输赢，而是因为我们深知，理论上的含糊不清，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左右摇摆；哲学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