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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路还任重道远——继续革命社成立一周年整风政治报告
一、马列毛主义网络宣传该走向何处？
在《中国革命从宣传融工到党的建立》一文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网络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中涌现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组织，与马列毛主义革命组织之间的路线斗争，是当代中国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前者代表着资产阶级整体的反动势力，阻碍线上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既畏惧马克思主义通过网络教育和宣传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加入革命运动，一方面便公开、赤裸裸地反对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另一方面又伪装成侃侃而谈的“革命者”，在中修暂时难以全面监控的网络空间从事破坏革命小组的活动。后者则代表被中修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网络的便捷性，为革命者提供了开展宣传与教育的平台，使得在中文互联网发展二十余年的过程中，总是有人前仆后继地依靠网络，在躲避中修监控的条件下组建线上革命小组、发展革命分子。
今天，线上革命组织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有的组织在中修网警与国保的联合打击下被消灭了；有的组织在转入线下之后竟抛弃了线上工作；有的组织不把线上活动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任由机会主义分子玷污马克思主义；还有的组织在取得一些成绩后，其领导分子便脱离群众，使组织蜕变为革命的敌人……在这些老组织的重组、分裂乃至残骸之中，新的革命小组仍在中修的高压专政和机会主义者的破坏下不断建立起来。其中进步的小组，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线下融工、建立工人组织的道路。网络小组十余年的覆灭、发展与斗争的历史，最终也让人们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与革命理论。
愿意为革命付出的人们终于意识到：网络组织的全部活动，都是被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支配的。我们不仅要时刻与中修的网络专政机关进行斗争，还必须同网络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展开斗争。革命小组若不能对这两者同时保持警惕，就极有可能要么被中修网警轻而易举地解散，要么被机会主义分子渗透进领导层，甚至因自身的组织问题而脱离群众，最终蜕变为阻碍其他革命力量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有远见的革命小组开始陆续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平台上活动。但这一转移又带来新的危险：由于相对脱离了线上群众，一些小资产阶级左翼群聊在摆脱中修监控后立刻“放飞自我”，比贴吧流氓更流氓；组织的领导层对此倾向完全无力约束，使得新加入的群众面对的只是乌烟瘴气的群聊环境。革命的气氛、原则和要求在这种“安乐窝”里被全面窒息。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组织的根源，就在于他们要维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利益。他们日益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甚至鼓吹升官发财、投机升迁；为了维护色情活动，还倒过来谴责革命组织对其的批判。
另一方面，一些组织因曾遭受中修网警打击而转移之后，其领导人和成员逐渐脱离群众，转入闭门造车，只把学习马列毛主义的“圣贤书”当成自己的全部任务。他们在理论高低之间筑起一道高墙，看不起群众，也瞧不上其他组织，最终同群众与其他革命力量隔绝，“左”的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便成了他们的归宿。 由此，网络宣传运动中便形成了“左”、右两类机会主义倾向。
这两类机会主义组织都把坚持马列毛主义原则的革命小组视为死敌，千方百计地诋毁、破坏革命小组。这种外部冲突构成了革命小组与机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外部路线斗争。一个革命小组若连“左”、右机会主义组织和流氓水军的冲击都抵挡不住，就更谈不上开展下一步工作。因此，与外部机会主义组织及其思潮的斗争，是保存自己并扩大宣传的必要条件。那么，革命小组该如何顶住敌人的进攻，又如何发动反击？这就构成了内部路线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争：是应该与他们针锋相对地进行理论斗争和政治揭露？还是效仿对方，用同样的流氓手段回应？
这两种方法，对应的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也是两条政治路线激烈冲撞的焦点之一。
由此可见，能否抵挡住机会主义思潮及其流氓组织的进攻，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路线斗争是否正确。如果革命小组采取的方法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政治原则，而去拿起流氓团伙的武器，那就意味着接受被敌人同化的命运。这样不仅无法保持组织的独立性和原则性，也无法对成员进行马列毛主义的政治教育和革命锻炼；最终，只会像对方一样培养出政治流氓或折衷主义者。
同时，无论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在欺骗群众与打击对手；还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揭露机会主义思潮时，二者都是主要以动嘴皮子为主，动嘴、说话和打字就构成了线上宣传运动主要的斗争方法，当然依靠网络群聊的特性，各个组织也能利用“封禁、禁言”等“专政手段”开除对手以保证群聊氛围。但是要做到封禁这一步，还是需要有动嘴斗争地铺垫，而动嘴斗争的本质是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动嘴？
如果要让人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就需要用嘴巴和打字让人明白；如果要介绍工人阶级如何被资产阶级压迫，也要用文字报告或嘴巴说明向网络群众做政治揭露；如果要揭露机会主义组织的可憎面目，除了一两位同志说话以外，还应调动更多群众参与进这一活动中来……现实中存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为了将其说明并反映进网络社会，就必须采取适应网络虚拟的形态，也即运用理论说明或文字表述，这就意味着网络中的各个组织之间或其内部和外部的路线斗争，都一般采取思想斗争的形式，即令现实中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也褪去了暴力与物质的外壳，以抽象或具体的文字与视频的形式，而这种文字与视频形式引起的斗争，是在人和组织的思想领域发挥的作用，对人的主观世界起到了外部灌输的作用，对组织的政治路线起到了决定作用。 因此，依附于网络形式的路线斗争主要是以理论斗争或思想斗争为主。
这样，不同组织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有的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的则完全背离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们正确或错误的根源也就由此能够得到说明。错误的政治路线往往源于个人经验主义的片面实践，或者来自脱离中国具体现实的本本主义。他们既不研究中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特点，也无法反映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理论，自然更不能在网络中形成正确的革命路线。结果是，他们总被资产阶级那些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所俘获，而这种俘获又与其领导者的寄生性和脱产状态相互结合，使其进一步滑向机会主义。
相反，网络上那些革命小组之所以能够保持路线的相对正确，正在于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正确反映了中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诸多特点，从而形成了指导组织活动的政治思想路线，不会轻易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机会主义流氓手段所动摇，并建立起了通过实际行动推动革命前进的方针和一系列策略。
这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中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规律基础上的思想理论，并且只有建立这种思想理论之上路线斗争，才决定了组织方向是否有可能符合革命需要。
可见，要使网络组织保持理论与路线的正确性，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具体特点，深入了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压迫程度。这不仅要求组织成员在理论上理解，更要求他们亲身参与无产阶级的劳动实践——观察他们、认识他们、加入他们，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映他们。决不能仅仅躲在网络上偷看他们，或凭借旧有的教条想当然地“仿写”他们。若只是在网络上讨论，或在书斋中闭门造车，却不愿深入了解群众、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实际，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正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根源。
当我们意识到，网络上的政治活动不能停留在单纯学习书本理论，而必须号召线上进步分子参与社会大生产，深入无产阶级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把实践中的所见所感转化为揭露中修黑暗统治的利刃时，我们也就具备了前进的可能。因为，在网络宣传的策略上，没有任何宣传材料比对中国普通人民艰难生活的真实描绘，更能打动群众、引起同情和认同，也更能吸引群众接近我们；并且，只有熟练运用马列毛主义政治理论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将群众被压迫的感性材料上升到，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又能够激发群众革命自觉性的政治灌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革命小组，就已经比那些只会在网络上夸夸其谈的组织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也十分清楚，任何宣传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马列毛主义的线上宣传同样如此，而且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述：我们的目的不是让线上组织停留在松散的闲聊群中，只围绕被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中修秘闻或走资派旧事打转，而拒绝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尽管这种政治闲聊多少具有揭露和教育意义，但请问：这样的闲聊能把中国的资产阶级“聊死”吗？
中修政府及其统治者掌握着庞大的物质暴力机器，这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强大政治与军事支柱，是维护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石。面对这样一支庞大的专政力量，无论是试图钻进政府体系，还是为了私人利益向上攀附，都不可能削弱中修的统治，更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行为完全与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中修专政的目标背道而驰，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阶级利益的背叛，是沦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
这些人即便口头上也会叫喊一些马列毛主义的词句，其实际行动却完全围绕着个人利益，而绝不会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做出任何必要的个人牺牲。
非常明显，我们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重新恢复，推动工人运动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这就要求在马列毛主义领导下，在网络上形成广泛而自觉的网络宣传运动，运用思想斗争的手段吸引进步群众，反击各类机会主义思潮；在现实中，广泛深入工人阶级乃至一切被压迫阶层中，利用一切能够激发政治意识的手段，始终利用但不限于经济罢工以此锻炼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领导的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无产阶级仍然是中国实现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当之无愧的政治先锋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社会上的落后阶层。只有无产阶级与全体被压迫阶层共同行动起来，才能彻底否定现存统治，扫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建立起无产阶级专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开辟道路。
为推动革命运动，必须把中国工人阶级凝成一股绳，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政治领导者。因此，我们必须使工人运动在马列毛主义领导下前进，而这一历史任务无疑落在中国马列毛主义者的肩上。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列毛主义的政治灌输，首先把革命的根基扎在工人阶级中，使马列毛主义与工人阶级实现真正而广泛的结合。
由此可见，革命知识分子不深入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揭露、开展群众工作，是万万不可的；不利用线上宣传的便捷性去教育、培养能够走向工人群众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万万不可的。
可见，线上宣传运动至少具有两个基本作用：第一，它反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使马列毛主义能够对线上群众产生影响，通过网络向广大被压迫阶层灌输政治意识，这是马列毛主义深入社会各阶层的重要手段；第二，在线上路线斗争中必然会涌现出革命的积极分子，培养出既能从事线上宣传、又能深入线下斗争的两类革命骨干，他们多出身于进步学生，也包含一部分工人分子。进步学生根据觉悟与条件，又可进一步分化为网络宣传者、校园宣传者与融工分子；融工分子则能与工人同志结合，开展集体的融工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网络宣传运动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本身体现着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路线斗争。革命路线来源于马列毛主义对中国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理论总结，它根植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又必须回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得到检验。因此，单是反映和解释劳动人民被压迫的现实还不够，单是在网络上进行思想斗争也远远不够——甚至，把斗争长期局限于网络之内，本身就会成为阻碍革命的政治路线。革命小组之所以能区别于机会主义组织，关键就在于：坚持革命路线的分子勇于深入工人群众，把理论转化为能够领导自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物质力量，并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这条路线。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恢复毛主席时代的革命作风，坚决反击各种机会主义，在思想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坚持路线斗争，使思想斗争和经济斗争终于服从于马列毛主义领导下的政治斗争；同时，也必须利用新兴网络平台，坚持线上政治教育与思想斗争，推动自觉的马列毛主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兴起。必须建立起能够承担系统宣传、组织推动工作的革命组织，使马列毛主义在网络与现实中都获得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二、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怎么建立的？
基于上述线上宣传的原则，继续革命社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自身的政治目的以及必须培养的干部类型。
2024年4月28日，我社的前身组织正式组建，成员仅有五人。当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规律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受压迫境遇的认识，大多来自网络和各自原有的小组组织；而这些组织本身对中国的革命实际也往往是一知半解、理解片面。这就决定了新成立的组织在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与教条主义，充满了主观主义色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领导同志在此前没有任何组织领导经验，缺乏应有的政治素养与组织能力，领导者个人的主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左右了组织早期的政治方向。例如，在最初的阶段，组织同其他革命小组乃至线上群众基本割裂。原因在于领导者当时认为，组织成员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必须先集中一段时间学习马列毛主义与文革教材。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典型的闭门造车与教条主义，把学习与革命实践割裂开来。
然而，与其他小资产阶级网络小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一切反对马列毛主义政治原则、背离无产阶级立场的思想残余进行了清算，并建立了符合革命要求的基本组织纪律。领导者红花烂漫同志在此前的融工实践中，已经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立场的根本转变。组织在成立之后，始终高度关注底层被压迫人民的生活处境，由几位融工同志不断向组织汇报现实情况，对未参与融工的学生成员产生了重大教育作用，使这些同志逐渐树立起融工的政治目标，放弃了原本存在的阶级投机幻想。
由此可见，即使在最初五人极为弱小的阶段，我们组织内部已经具备了突破主观主义、走向实际融工的思想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明确了组织的政治定位——既不成为小资产阶级式的政治沙龙，也不沦为书斋中闭门造车的学理小组，而是要扎根现实工人运动，与其他革命组织一道推动工人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在继续革命建立以前，我社前身的组织由于其他组织的阴谋分裂，从最初五人减员到了三个人，一名工人与两名大学生。组织进入到了最艰难的“三人小组”时期。两位学生同志此时也已经逐渐看不到革命的意义，也逐渐看不到组织的前途。一位同志总是对动辄打骂、侮辱群众的前组织念念不忘，另外一位还存在浓厚的阶级投机思想，畏惧工人的体力劳动。
此时此刻，组织在缺乏外部活动、严重脱离线上群众、并拒绝接触其他线上革命组织的条件下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长期坚持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斗争也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付出的全部精力即将白费。事实已经宣告了红花同志提出的“闭门造车”和“暂不宣传”的组织方针的破产，也宣告了仅仅通过理论学习、而不接收新鲜血液的内部整风策略的错误。只是处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并没有对这一危险有明确的理性认识，只是本能地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于是组织最初的对外宣传开始了，但两位学生同志的思想问题却先后爆发了。
不可否认，这两位学生分子是带着个人主义的目的和想法而期待革命的。他们脱离群众，也不愿意深入到工人阶级中间去，思想摇摆不定，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高，仅仅只是被革命这一宏大的目标吸引了，谈不上拥护，也谈不上付出自己的一生。在政治理论和思想觉悟上，他们总是摇摆、总是犯机会主义错误，有时过于偏激，有时又过于软弱，总是把个人主义放在第一位。
他们的情况，也与组织后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如出一辙。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也因更多地接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群众和自发的工人分子而逐渐形成体系，在知道了如何与他们相处的同时，也能推动他们前进。只是在当时，灵活地做群众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红花同志之后回忆这段过往时，对自己的行为有过自我批判：当时组织人数减员，又仍未展开与其他组织的接触，组织内学生分子所具有的自由散漫和摇摆投机思想就不得不成为组织的主要矛盾。尽管这种矛盾并不涉及革命原则，也不是那种必须清洗机会主义者的敌我冲突，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说服和解释得到解决。只是，由于宣传上的闭门造车和脱离群众，实行了自我孤立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地也反映在对内活动中。不愿意接触外界的理由是组织成员政治水平不高、立场摇摆，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通过批评教育和要求融工，就可以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无产阶级化”，但却忽视了他们个人的思想觉悟程度。
红花同志在此前一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组织的长期打击和思想灌输，对革命组织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几乎没有了解。他在被前组织打击后脱离革命活动一年多，思想上受到前组织“左”倾错误的影响颇深，又缺乏群众工作的实际经验，于是对前组织 LSEP（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人十月烽火有样学样。同时，加之个人性格急躁偏激，在面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时，尽管出发点是维护革命原则、恨铁不成钢，却总是倾向于与他们对着干，企图用领导的权威和怒吼的声音来吓退群众，俨然摆出了一副新的“十月烽火”式的官僚主义权威姿态。这幅对群众怒吼、严厉指责群众的行为，自然导致被批评的学生分子与之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加速了其中一位个人主义严重的分子脱离组织，并使另外一位长期过着寄生生活的学生分子与红花同志处于长期激烈的对立状态……红花同志的“左”倾教条主义和与群众激烈对抗的思想，至少在这一时期对被批评成员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可是红花同志毕竟与脱离工人阶级的十月烽火之流不同，他时时刻刻都在与工人群众接触。在这段时间里，从事服务员工作和物流分拣工作，使他经常与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店长等处于激烈的阶级对抗之中；他又与同一阶级的劳动群众频繁打交道，在工人群众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工人们无私的帮助和耐心教授劳动技能，也在政治上极大教育了红花同志；他也逐渐学会如何关心和帮助工人，在面对工贵组长压迫工人时，敢于站出来为工人说话，敢于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
长期的工厂生活，使红花同志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一个人无论能力再强，只要理论不联系实际，就会以为自己掌握了马列毛主义知识，就能大手一挥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这样一来，即便团结了几位工人，难道就能不犯任何可能破坏群众运动的错误吗？革命需要更多马列毛主义者投入，一个人不可能团结全部中国工人，更何况只要这个人脱离群众，没有在实践中迈出服务工人阶级的那一步，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理论学习必须与群众工作共同进行，必须在群众工作中检验理论。理论终于与实践相结合了，小资产阶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空想，也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工人阶级的自发状态面前彻底粉碎了。革命必须依靠一个不靠个人能力、而依靠完善的线上宣传与线下鼓动相结合的革命组织；必须像工人群众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使他们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组织上团结起来。
红花同志在政治上逐渐克服了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而日益成熟，并将“我们只有倾听群众控诉阶级压迫的义务，绝无拒绝的权利。”作为组织群众工作的原则。对不觉悟的群众，要采取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必要时给予适当的妥协和容忍，这些新的群众工作方法，也逐渐取代了过去凭借领导人权威、以偏激手段逼迫同志的主观主义做法。
他对自己的个人错误自发地进行了补救，接连宣传了两位新同志。新同志的出身与思想状态较组织内学生分子更好，迅速接受了组织的提议进入了个人融工。这时，组织还结束了对外活动的闭门造车，误打误撞地进入了XMPP的革命频道，开辟了新世界。于是，工作重心也转入了解其他革命组织和发展线上群众了，“名为思想斗争，实为激烈指责又忽视群众思想觉悟”的一厢情愿式“左”倾教条主义也逐渐结束了。
组织的人数仍然不到五人，但这次一切都不同了。领导者一方面从事线下的社会大生产，和广大工人群众密切接触，另一方面组织成员又在XMPP广泛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进步群众。我们在这里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革命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流氓分子，我们此时积累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的经验，还积累了大量斗争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策略，群众工作的方法也不再是老一套的“三板斧”。我们在闭门造车的那段时间里，也并非浪费掉了，即使这一时期的人员已经走了三个，但红花同志却在此期间内大量积累了马列毛主义理论，并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研究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特点，研究和了解了中国无产阶级被压迫的程度，开始写作《论数字支付与信用制度》一书。我们积累了较为扎实的革命理论知识，掌握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革命史的基本武器，对中修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系统批判，也因此吸引到了许多觉悟分子靠拢我们。我们与“哲史文革社”（文革斗争社）的革命派反对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者，也逐渐在群众中建立起了威信，我们又积累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管理工作的经验，为群众性组织“继续革命社”的正式成立补上了最后一块关键基石。
三、在与机会主义流氓组织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2024年12月3日，面对线上群众的继续革命社建立了。截至本文发刊，本社已经成立一年，因此，这篇文章不仅是我社总结成立一年内斗争得失与内部整风经验的文本，还是对组织错误的自我批评。我们认为，既然继续革命社决心要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就必须毫无留情地揭露我们自己的一切缺点，一切有碍我们继续革命的错误都应该得到革命观点的清算；同时也应该向一直关心我们活动的线上群众们进行公开的自我揭露。这也是我们从关门整风逐渐扩大到接受群众公开批评的重要环节，实现开门整风。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不足才能进一步暴露出来，才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
继续革命社成立的一年，也是我们与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组织斗争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路线，也吸引了许多觉悟分子加入我们；我们的队伍从最开始的五人小宗派扩大到了人数众多的队伍，建立起了完善的线上宣传、线上报刊、线下融工预备队伍，并培养了一批能够承担起革命理论写作与线下融工的骨干分子。
我们在建立组织之前，已经显露出不调和斗争的精神，敢于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人进行尖锐的斗争与揭露，许多进步同志因此愈发亲近我们。在建立起群众性公开组织以后，我们与机会主义者及其组织的斗争，从过去的小范围、针对个人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过渡到了集体批判机会主义组织的层面；从原来的文字辩论，过渡到了理论文章的批判。同时，我们也从与机会主义组织的斗争中吸取了教训，在对它们进行批评时，也根据他们的错误反省自己，展开了自我批评。
以十月烽火集团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自继续革命社成立之初便不断上门挑衅。他们对待其他革命组织始终采取轻蔑且封闭的关门主义态度，企图以凌驾性的“领导者”姿态要求所有组织听命于他们，完全拿不出任何平等交流或同志式讨论的态度。一旦群众提出反对意见，他们便立即将我们污蔑为所谓的“左圈”组织；甚至在没有丝毫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纯粹的主观臆测对我们进行造谣与诬蔑，其“理由”仅仅是我们某些同志的昵称恰好与一些被十月烽火排挤的分子的昵称相似。
我们与“左”倾机会主义组织 Lsep 的斗争，因此成为继续革命社建立初期最主要的矛盾。正是在这场斗争中，许多群众清楚地看到了我们与那些只会咄咄逼人、训斥呵斥、以打击别人为唯一存在方式的组织的根本不同，因而选择加入或亲近我们。我们也愈发认识到：十月烽火派实质上是一群完全脱离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实际，同时又脱离线上宣传实践、甚至主动排挤其他革命小组的“左”倾关门主义者。由于过去我社部分同志正是被十月烽火派残酷精神生活打击后才加入继续革命社的，他们长期以来对十月烽火仍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面对他们屡次毫无根据、完全主观主义、又高高在上的机会主义态度，这些幻想最终彻底破灭，各同志也开始进一步揭露其本质。随之展开的长达两至三个月的论战，使双方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差异愈加清晰。
在论战中，我们也深刻反思到自身过去遗留的关门主义倾向——如果继续像最初那样封闭自守、脱离群众，我们难道不会逐渐走向与十月烽火派相类似的错误道路吗？正是在建立公开讨论群之后，我们才真正广泛接触到线上进步群众；事实证明，他们远非十月烽火派恶意渲染的那般“不堪”。相反，许多进步分子十分坦诚地向我们分享线上宣传活动的特点，以及当前各革命小组的优点与缺点。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意见，正是我们在长期闭塞状态下无法获得的。也正因此，我们逐渐看清：十月烽火派所宣称的整个“左圈”一无是处、毫无革命性，完全是片面的主观偏见。现实中，这一空间内仍然存在着路线斗争，仍然有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革命组织。
因此，我们决定将主动扩大网络宣传的规模作为组织的核心决策之一，必须坚决我们自己的克服关门主义倾向，绝不能人为制造隔阂，更不能与广大线上群众分离。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如果一个革命组织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不去通过网络接触最广大、最活跃、最需要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线上青年与进步群众，那么这个组织必然会在所谓“自我清洗”中萎缩，最终与现实斗争脱节。同样，如果一个组织把“纯洁性”理解为排斥、指责和孤立他人，而不是通过网络上的思想斗争去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这种“纯洁性”就会蜕变为教条主义的“闭门不出”，只会让革命力量更加分散、更加孤立无援。与十月烽火团伙的斗争中，我们明白了，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是靠把别人赶走、骂走来维护组织，而是在广泛接触群众、吸收群众意见的过程中不断检验路线、改正错误，并依靠更加开放的群众路线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革命从来都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讨论出来的，而是在最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在同群众的实践交流之中发展壮大的。我们越是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就越会失去革命的土壤；而越是主动走向群众，我们就越能从群众中吸取力量、吸取营养，使组织自身不断生长、不断巩固。
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网络空间是全国青年、工人、学生最为集中、最具活力的舆论场所之一，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前沿阵地。任何革命组织如果放弃在这一阵地进行宣传和群众工作，就等于自愿放弃与几千万青年群众的联系权，等于把最容易被发动、最容易被教育、最容易被组织的群体拱手让给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这种错误的后果绝不仅是组织规模的缩小，更是最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是让资产阶级更加有利了。
在我们同十月烽火集团进行斗争的同时，盘踞公开群已久的“一二三”机会主义小组也从右边跳了出来，公开暴露其修正主义面目。他们连续抛出一系列错误观点，其中包括典型的“思想斗争万能论”。这一错误观点认为，只要依靠组织外部的思想改造力量，任何落后群众都可以机械地通过思想斗争途径转变为革命者；又主张必须在线上先“培养干部”，然后再去进行工人工作，实际上把理论学习与群众工作割裂开来，抽掉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一二三”小组采取的也是一种完全脱离群众、背离马列毛主义组织原则的密谋主义手法。他们不做任何实际的群众工作，不主动了解公开群中的线上同志，只是一味在暗中通过私信向陌生对象散发所谓的“纲领”。这种行为不仅违背基本的群众路线，甚至不顾对方的实际身份，不论对象是普通群众还是警察，都采取一刀切的秘密串联方式，极其危险，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小集团操作，最终也自食恶果，团结了一位仇视马列毛主义的破坏分子。
更为严重的是，“一二三”小组打着“思想斗争”的幌子，彻底歪曲了马列毛主义的政治原则，炮制出一系列右倾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无底线地向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妥协，纵容这些人的无组织无纪律，将原则向这些人的个人主义让位，甚至一二三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将组织的坚持斗争的同志不经过群众讨论偷偷开除；他们还竟然公然宣称“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可以改变”，“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必要的”。这些观点实质上是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本性倒退，简直是拿着马列毛主义的词句招摇撞骗的社会庸医。
因此，我们在“左”边反击十月烽火集团的教条主义，在“右”边则反击“一二三”小组的右倾修正主义错误，展开了对其的持续论战。在公开频道中，对方甚至以流氓姿态长时间刷屏、恶意干扰讨论，严重破坏正常辩论秩序；其中一些流氓分子更是公然对我们侮辱谩骂、造谣攻击。然而，继续革命社从未把对方的错误行为当作自己犯错误的借口。在他们辱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坚持以理论斗争回应，以文章批驳其修正主义谬论；在文革斗争社与继续革命社的公开讨论中，我们向群众揭露他们的密谋主义、对群众的骚扰行为以及对同志的恐吓侮辱。在我们公开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一些曾经被“一二三”小组欺骗的同志也逐步鼓起勇气，积极参与进了对他们的揭露与批判。
在此期间，面对机会主义分子对公开组织的不间断破坏，我们与文革斗争社形成了革命性的“两社联盟”，共同承担起捍卫路线、团结群众的任务，我们又承担起了公开群进行唯物辩证法授课的责任，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组织形成了最鲜明的区别。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两社成功将 XMPP 平台上绝大多数进步群众团结在公开组织之内，使革命宣传与群众组织化工作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更加巩固、壮大。然而，也从这时开始，组织内部逐渐滋生的调和主义与取消主义倾向，并在之后的几个月内展开了我社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路线斗争。一些少数同志认为斗争不应如此尖锐，主张以退让的方式“维持和气”；甚至有人进一步认为网络宣传本身“意义不大”，对路线斗争表现出消极态度。
正因为我们始终采取彻底斗争的姿态，一切反对革命活动、反对进步的群众路线的机会主义派别便在背后相互勾结起来。从“雪原篝火”到“一二三”，从“竹椅秦城”的假贡派小组到“流星报”小资产阶级沙龙，再到反两社的流氓小集团，这些散布在各处的机会主义分子自今年六月起便不断对我们发动攻击，至今依然在活动。然而，在这一场场冲击、骚扰与破坏中，我们从未停止斗争，从未向任何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势力作过哪怕半步的退让。
在阻击了机会主义分子对我们破坏的间隙，我们在公开群承担起了线上授课的责任，对线上群众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教育——现在则是展开《继续革命》的授课活动——过去没有自觉学习革命理论的同志，也在我们的引导下主动学习马列毛主义，并积极地参加了我们。另一边，反两社的流氓团伙及“流星报”小资产阶级沙龙组织，为了不断打击和排挤我们所团结的群众，堕落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他们不仅公开辱骂我们的同志，还采取最卑鄙、最无耻、最具流氓性的手段，制造一种如同韦国清白色恐怖式的舆论威胁，企图迫使我们在压力下放弃斗争。他们的走狗分子更是不断将我们的言论断章取义、随意拼接、恶意歪曲，试图制造舆论上的混乱与污蔑：当我们提出必须通过“融工”，在深入劳动和向工人群众宣传的过程中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并在实践中锻造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组建工人革命小组时，他们反过来诬称我们只是搞“思想斗争论”；当我们说明线下同志发动罢工、参与实际工作场斗争时，他们立刻扣上“经济派”的帽子加以抹黑；当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色情产业链对群众特别是青年造成的反动影响时，他们又攻击我们是“极左”“禁欲主义者”；当我们引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理论、阐述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时，他们更是以极端无知的头脑诬指我们“篡改马列毛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类污蔑手法层出不穷，充分暴露出机会主义派别在政治上软弱动摇、在理论上极度贫乏、在方法上完全依靠造谣与流氓手段维持存在的本质。
与机会主义者的频繁斗争又让我们和其他革命小组实现了广泛的联合，一些小组的革命派同志也主动加入到了我们的工作中来了，我们的“宣传-融工-建党”的革命路线也进一步得到了与机会主义斗争和革命群众的检验而明确且具体了起来。终于，我们在经过几个月对网络宣传暴露出的路线斗争的特点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规律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的政治纲领，这是一份不是创立组织就提出了的纲领，纲领的形成落后于组织的建立。在密谋小组的阶段，我们根本不与线上群众广泛地接触，不深入了解线上宣传运动的具体形式和特点，那就只能得到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想象，我们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但如果仅是广泛接触线上群众和暂时处于网络的革命小组，那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又对中国无产阶级被压迫的程度不够了解，还不知道应该建立起怎样的融工方法与革命组织，这些也不可能仅凭网络上观察就得出结论的，甚至还会像某些组织一样认为，“融工是不必要的“，“参与工人活动就是错误的”，固步自封得停留网络上，畏惧无产阶级的劳动实践，也不敢参加工人的反抗运动，这又把马列毛主义拿到网络小圈子里把玩。因此，我们的革命路线，不仅是我们建立继续革命社前后广泛接触了线上群众和斗争了机会主义分子，还由于组织的主要成员参与了工人工作，看到了马列毛主义利用网络宣传发动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到工人队伍里推动自觉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也就为我们与网络上找不到革命道路的进步分子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有了革命方向，并不是说，革命就变得容易了，我们自身还有许多政治细菌甚至机会主义错误阻碍我们前进，我们的革命道路还任重道远。本社全体同志都十分清楚：我们起步较晚，发展经验仍浅，但我们从未以此作为逃避革命艰巨任务的借口；也从未因为组织目前成员以学生为主，就任由自由散漫、让组织蜕变成类似“流星报”那样的小资沙龙俱乐部。过去革命前辈肩负的任务，如今已经落在我们自己肩上。这个任务对我们而言确实艰巨，但同时也是无比光荣的。正因深知这一点，我们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组织、严格要求自己；在同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在同志们线下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我们不断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检验实践、总结经验，由此逐步确立了组织的发展方向。
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建立时间短暂，即便我们对革命规律已有一般认识，并从这种一般认识和对无产阶级受压迫痛苦的切身感受中获得了前进动力，我们在实践中仍难免存在局限，还需要在长期斗争中继续改造自己、提升自己，提高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使我们的认识逐步从一般走向深刻，从自发走向自觉。我们也无法越过在成长阶段所爆发的错误，一些错误是我们理论上的认识问题，一些问题又是我们对群众的态度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对不断骚扰、爆破和攻击我们的流氓团伙时暴露的错误。
因此，我们就需要对成长过程的暴露出的重点问题予以自我批评。
第四、自我批评是我们清除政治细菌的重要手段
A.扣帽子与直接定性
在今年六月以前，文革斗争社和继续革命社的一部分同志，在与落后群众交流时形成了一种“先定性、再批判”的方法论。其主要特点是：在遇到群众思想落后的问题时，没有足够耐心，往往急于给对方扣上一顶帽子。一些同志甚至为这种做法辩解，说自己“定性得很准”。确实，有少数同志具有很强的敏锐性，能迅速看出落后群众乃至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所在；然而他们却忽视了马列毛主义所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本应用于教育群众、深刻揭露机会主义思想的机会，让位于简单粗暴的扣帽子上。后来又爆发了一场组织干部与群众对骂的事件，这位落后群众公然骂娘，但我们处理这件事情时，是要与之对骂还是严肃批判对方的落后思想，使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呢？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标准降低到流氓活动的地步，大可以看到群众谩骂我们时，效仿落后分子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只是让我们抛弃了马列毛主义对待群众工作的原则，把犯了错误或凡是骂了我们的群众都看作是政治敌人推到了对立面。
不可否认，这些帽子甚至粗暴作风往往扣得又快又准。但对于落后群众而言，这种直接定性甚至谩骂的方式，使被批评者根本不可能坦率接受问题，反而因突然被扣帽子而受到打击，从而损伤其上进的积极性。本来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容易因这种粗暴态度而被推向对抗性，使本能够团结的人被逼到对立面。这本质上是一种在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粗暴作风。而对于机会主义分子而言，直接定性同样有害。它不利于充分揭露对方的思想根源，也不利于让其他被迷惑的群众真正看清问题；反而可能让我们的群众工作陷入被动，使原本可以通过条理清晰的斗争去做深刻教育的机会被削弱。
经过六月以来对这一方法论的公开整风，一部分同志已经认识到，这种“直接定性”本质上就是扣帽子；无论帽子扣得对不对，都反映出缺乏耐心、工作粗暴的错误。我们又在十一月份，对荷叶同志、衡阳同志、dusk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 我们再次严肃反对直接定性问题，必须以讲道理和说服解释为主，反对和群众对骂，即使群众骂人我们也应该坚持说服他们，坚持将事件论述清楚明确，必须让群众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错了，坚持将正确的观点灌输出去。再次强调“ 不允许将对方犯错，作为自己犯错的理由！”至于，采取温和说明还是严肃批评，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将“先温和再严厉”这个公式教条化。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坚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治病救人”，不是把同志“打倒”，不是把犯错误的人推到敌对面前，而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把他们从错误立场上拉回来，使其重新团结在革命队伍中。多次强调批评的方法必须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春风化雨”。既然，我们的理论和原则都是正确的，那么就不怕群众不会接受，干部的群众工作的方法就是革命理论与群众结合的桥梁，灌输正确的意见绝不可以粗暴进行，绝不可以不采取说服与解释的办法，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对同志要采取春风似的态度，不要采取冷风似的态度。”革命者之间的批评应当像春风化雨一样，润物无声，而不应像寒风一般刺骨，使人心灰意冷。这一思想贯穿着整个整风传统：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必须“以诚恳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必须坚持**“治病救人”而不是“逼人至死”**。正确的批评是推动同志们革命自觉性建立的外部因素，粗鲁地斗争只能让群众愈发远离组织甚至革命，可见，批评的目的在于团结群众的同时，推动群众的自发性上升到马列毛主义的自觉性上，而绝不是打击群众。“我们批评，是为了团结；我们斗争，是为了进步。”只有如此，组织内部才能真正做到既有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性，又保持高度的组织凝聚力。
我们只有做到群众工作的马列毛主义正确的方法论，才可以与“左”倾机会主义组织的打击群众的方法论划清界限。
B.部分同志反对流氓组织却采取了流氓行径。
与流氓分子斗争的最初时刻，我社部分同志在面对对方无所不用其极侮辱马列毛主义和我社同志的卑鄙手段时愤慨不已，竟然出现了以牙还牙、模仿流氓手段、爆破对方群聊组织的错误做法，把本应严肃的革命活动和政治斗争降低到了“网络流氓”的层次。这种机会主义错误并非偶然。由于我社在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一些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青年参与，他们头脑中仍残存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极端主义情绪，遇到问题不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而是以个人意气代替政治立场，用冲动代替分析。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一手讲批评，一手讲团结。”然而这些同志在面对流氓破坏时，却将批评教育的机会让位于情绪发泄，使工作方法陷入到了机会主义上，严重败坏了马列毛主义和组织的革命性。
我们对敌人要实行坚决斗争，只是，动辄流氓式地“爆破”“报复”反动小组的这种机会主义行径绝不是马列毛主义斗争原则，这么做只不过是使敌人抓住了我们和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让敌人可以肆意抹黑我们，给敌人递了一把瓦解我们群众面的刀剑。“粗暴，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任何时刻任何人把政治斗争堕落为流氓倾轧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革命事业的伤害。按照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看来，这种对流氓群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不失为一种有力打击报复，让他们暂时无暇顾及革命队伍，仿佛能够为革命小组争到某些利益。可是，实际上呢？方法上采取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氓手段，只不过是让机会主义在方法论上取代马列毛主义革命原则，而我们除了原则以外就什么也没了，把原则代之以资产阶级流毒，就必然纵容流氓手段大行其道，最终让我们再难以进行任何的群众教育和革命宣传，因为自己在行动上就已经让群众感觉到不适了，我们也就自觉丢掉了在群众心里的威信，让他们在心里将我们与流氓画上等号。我们的群众宣传面也就会因为实用主义而得到瓦解，丧失了原则以后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投降了。
经过组织内部对相关同志的点名批评与整风式斗争之后，大家逐渐认识到：无论何时何地，流氓组织终究代表着反革命的政治利益，他们再怎么破坏、再怎么诽谤，也无法推进任何革命事业一步；同样，他们的卑劣手段，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犯同类错误的借口。“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的作风来规定我们的行为，更不能在斗争中丧失无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品质，妥协就是投降，纵容就是自杀。
C.调和主义取消主义的风气蔓延。
这一股错误风气的产生，也同样源自一部分缺乏无产阶级政治素养的学生分子，他们对革命和斗争抱着一团和气、息事宁人的思想方式。这种倾向在任何初期网络革命组织中都难以避免，我们组织自然也不例外。在今年四月至七月间，当组织遭到流氓团伙的集中围攻时，一些同志便把这一切视为所谓的“派别斗争”，从而错误地主张退出斗争本身。方向上，他们希望避免无谓消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方法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放弃组织为建立纪律性、战斗性而制定的一系列原则，甚至有人提出“取消线上工作”、盲目要求立即开展线下行动，把主观冲动凌驾于组织的实际状况之上。
同时，组织内部与之相适应的一种偏见也在滋生：当持有正确政治见解的同志对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时，一些自以为“中间派”的成员跳出来指责这些同志“斗争太激烈了”，应该无原则的倾向落后分子，不管这些分子的错误是否严重，总之语气一定要像哄小孩一样纵容；甚至提出“理论水平不高就不能批评理论权威”这种反动的“等级制”谬论。他们还把“打铁还需自身硬”庸俗化为不准落后一些的同志发言、不准新人批评老同志，把阶级队伍内部的正常思想斗争歪曲为一种按照政治资历排座次的等级秩序，这严重败坏了组织风气。当其他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无情揭露时，他们却极力掩盖自己的错误，畏惧其他同志对自己的批评，稍有批评就要停止活动了，把革命活动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人情世故，完全以个人好恶为活动准则。
然而，革命组织恰恰不能沿着这种道路走。一个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新同志，如果没有斗争的锻炼与实际工作的任务承担，又怎么可能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铁匠不是在畏惧斗争中诞生的，而是在不断地打铁中淬炼自身，才能铸出更坚硬的钢；革命者也完全如此，必须在实践中成长，在斗争中提高政治能力。毛主席说过：“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进步。”脱离斗争、逃避斗争，只会使个人的思想停留在原地，让资产阶级含情脉脉的温风化作别里科夫[1]屡试不爽的完美借口，一辈子困死在套子里，再难前进一步。
D. 领导人大包大揽与“一长制”的突出问题
红花烂漫同志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包大揽倾向，也随着组织规模扩大而愈发凸显。本应在组织中发挥骨干作用的许多积极分子与活跃同志，却长期在工作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不愿承担领导与组织的职责。他们对很多问题表现出过度依赖红花同志的倾向，不愿主动思考组织方向与实际任务，仅仅满足于闲聊式参与；必须等待红花同志布置工作，才知道“要做什么”。这种局面并非偶然。改革以前，红花同志在编辑部以及其他部门事务中常常“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地包揽下来，使得其他同志无需深入思考组织的政治路线与发展任务，“听指挥即可”。毛主席曾尖锐指出：“领导者的责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教会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然而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这种包办代替式的工作方式开始严重阻碍组织前进。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活跃分子，在组织遇到困难时，由于缺乏革命自觉性与主动性，常常表现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在缺少红花同志推动的情况下，组织工作甚至出现停滞。这说明，原先的领导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组织的进一步成长。
在十一月改革时期，红花同志率先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指出自己大包大揽的错误做法，同时也批评了活跃分子不主动、落后分子不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了组织的主要矛盾。我们是当是群众路线，而不是少数人的路线，领导人大包大揽恰恰最容易滑向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因为：
- 当成员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和民主职责漠不关心；
- 当大家对组织发展、路线制定、政策执行都不操心；
- 当他们把组织命运与前途完全寄托在一个“理论水平较高的权威身上”；
组织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干部特殊化”和群众监督缺失的危险境地，群众不关心组织上层的所作所为，那等于是将自己民主权利拱手让给了一些爱好争权夺利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让他们决定自己的命运与组织的前途。一旦这个领导人被捕、叛变或离开岗位，组织便会因无后继力量、无群众基础而瞬间崩溃。一旦机会主义分子在没有群众的监督条件下，攫取了领导职位，组织奔溃也同样是随时的。一个人负责的制度，是最容易出修正主义的。组织成员不关心路线，不关心政治，只沉迷于政治闲聊，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领导的错误产生任何监督和批评作用。这样的组织也必然会脱离群众，最终走向偏离革命道路的危险轨道。
在红花同志的倡议下，我们开展了十一月改革，把组织中的进步分子作为接班力量重点培养，同时把落后同志作为思想与组织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建立了更加符合群众路线的部门负责制，使进步同志开始承担实际领导任务。在缺乏红花同志直接推动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与其他同志共同思考、共同商量、共同承担责任，通过斗争和实践推动组织工作前进。这也是我们走向破除资产阶级一长制，根据马列毛主义革命风格建立起集体负责制的重要一步。
还为了进一步调动公开群与本社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还建立了思想政治委员制度，把文革斗争社和反修阵线的同志们也纳入委员的关心范围内。委员要了解同志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思想，使广大同志真正感受到：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人负责，有人关注，有组织维护和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这也是我们从群众工作上将“倾听群众委屈的义务”彻底贯彻的重要途径。
这些我们对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错误风气，一些问题经过斗争与批评后消失了，一些问题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有的甚至还在侵蚀我们的肌体，破坏我们的革命意志。面对不断涌现出来的问题，我们只能与之斗争，也别无他法。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问题不经过认真的斗争，是不可能澄清的；风气不经过严格的纠正，是不可能改变的。在斗争中，有些同志退出了，又与有些同志决裂了，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在思想斗争中发生分化、退出乃属必然，是革命组织走向成熟的正常代价，绝不能用小资产阶级式的“求大同、怕分歧”的善良愿望去遮掩矛盾。只要我们熟悉了矛盾论，了解“矛盾无处不在，有矛盾就要解决矛盾。”那么，我们就会对今后的每一次组织斗争的爆发，也不会感觉到任何奇怪了。组织在发展，矛盾也在发展；风气在变化，斗争也随之不断深入。我们在前进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也会暴露新的缺陷——这些都不是组织衰败的标志，而恰恰是一个真正走在革命道路上的队伍必经的蜕变过程。我们通过斗争识别路线，通过批评清除旧风气，通过实践检验真问题。凡是阻碍组织前进的，我们就必须坚决斗争；凡是损害革命精神的，我们就必须坚决清除。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革命导师在理论上将资产阶级判处了死刑，而我们这一代人要争气，我们要在革命实践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直到付出我们的一生，直到建立起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造成资产阶级灭亡的最终条件，根除剥削阶级的经济土壤。这是我们的时代任务啊，前辈们已经留了多少的鲜血了，我们的父母亲们又在帝国主义地残忍压迫下，又过着如何痛苦的生活，我们的无产阶级亲人还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我们看到这些，难道能一直沉默吗？难道不能为之付出吗？资本主义是人民的地狱，这个地狱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消灭。继续革命社的全体同志，决心为消灭中修法西斯主义专政，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与缺点，需要广大群众的监督与批评，更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革命道阻且长，同志仍需奋进！
别里科夫：《套中人》中的人物，契诃夫塑造的典型的懦弱恐惧症患者，终日想把自己套在套子里，害怕一切新事物，连恋爱都不敢迈出实质性一步，最后吓死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