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融工建党论为什么是机会主义融工路线？

有一种论调认为，组织工作是不必要的，一切行动都应该在融工中得到检验，无论这个组织的人多人少，依靠个人的力量在工人中间建立起工人组织，甚至建立起党组织。这类人似乎陷入了一种狂热的迷思，鼓吹一种脱离组织的“个人融工建党论”，仿佛只要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在工厂里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党来。这一套政治观点的持有者“哈基米666（以下简称哈基米）”与流星报主人艾塞克，多次宣扬这种纪律和组织不重要，先动起来再说的运动主义观点，颇有一些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样子。而我们则有必要指出，这套融工理论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理论上更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先来看看哈基米先生的这套理论，说实话，这真是一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构想，他主张个人去融工，去建党，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那些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单枪匹马闯荡江湖？但我们不禁要问，从历史的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置组织原则于何地呢？列宁同志早就告诉过我们，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而哈基米先生似乎认为，只要凭借个人的魅力和能力，就足以超越阶级的组织的力量，他把复杂的、残酷的、需要精密分工和集体智慧的阶级斗争，庸俗化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交能力的显现，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吗？他忽视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敌人是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器和垄断资本，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任何个人的、手工业方式的反抗，都不过是螳臂当车，除了感动自己，恐怕很难对革命有什么作用。他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不愿受纪律约束、渴望个人出风头的散漫习气的反映，他不是在搞革命，而是在搞一种名为革命的个人行为艺术。

按理而言，自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以来已近半个世纪，如果所谓“个人式融工建党”真具有普遍可行性与历史必然性，那么理论上早应在实践中产生至少一个由个人融工直接建构起来的工人组织，乃至萌芽性的党组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半个世纪过去，此类组织从未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出现过一次。而哈基米式观点却在理论上否定组织的必要性，宣称纪律、分工、路线斗争皆可被个人之勇替代，只要“一人入厂”即可单独建立起地区性工人组织。问题在于，倘若这条政治路线在历史上确实成立，它必然留下可实践的组织形态；如果它连最低限度的组织化成果都无法产生，就只能说明该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际规律根本不相容。五十年时间足以检验任何战略的历史有效性：一只蜗牛爬行也不会迟滞至此。更关键的是，哈基米和艾塞克本人也从未通过个人融工建立起任何地区性工人组织，他缺乏以自身实践证明其论断的最基本的经验前提。

由此可见，这种把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简化为“个人融工建党”的观点，本质上是对马列毛主义组织原则的抽象否定，甚至是背离。它否定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必然性，否定组织纪律和路线斗争的决定性作用，否定革命运动自身的集体性发展规律。个人无法替代组织，个人经验也无法替代系统化的政治路线；将党的建设归结为个体意志，只能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与组织浪漫主义，而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

但凡有过融工实践的人都清楚，在工厂里仅凭个人力量对工人进行宣传，其影响是有限的，宣传成果难以扩散到整个工厂。这是因为工厂对工人的监督，使工人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上，难以脱离岗位自由活动；这种不自由的生产实践决定了宣传员的影响范围有限，难以凭借个人力量辐射到其他产线，更不用说影响整个工厂了。

不可否认，某些工厂中工人拥有相对宽松的活动空间和劳动权利，工人之间彼此也能够相互熟悉与了解，并能采取怠工、摸鱼等形式的斗争；在较好的条件下，甚至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有组织性怠工运动。当然，这类行动仍然建立在宣传员个人积极行动的基础之上。宣传员的思想觉悟，甚至是懈怠程度，都直接影响这种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因为这类有组织性的行动往往是围绕最积极的那个人展开的。

一般情况下，个体宣传员在承担这类小规模工人组织时，一方面要不断进行工人宣传，向他们展示集体活动的好处，这确实能够吸引来一批工人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不过是把工人本来就会进行的怠工、摸鱼等消极斗争组织了起来，这些工作工人自己本来也会，并不需要宣传员额外去做。然而，随着工人运动规模的扩大，实际工作也随之繁重，所需要接触的工人数量也越来越多，运动遂愈发倾向工联主义。能够为实际工作打上社会主义运动烙印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便不可避免地被繁重的经济事务所排挤，乃至完全被搁置，而能够代替宣传员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积极分子也就愈加难以培养。

但凡运动规模稍有扩大，就会招致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镇压、要求解散此类组织以及对组织者的清洗。当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工厂）将这个最积极的分子开除后，这类有组织的怠工运动便会因缺乏新的积极分子涌现而迅速消亡，重新回到宣传员介入之前的状态，仿佛宣传员从未出现过一样。这是因为个人融工难以在工厂内形成有节奏的分工：宣传员既要处理实际工作，又要承担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前者是经济性的斗争甚至是工联主义性质的，后者才能够培养出工人革命家，使工厂的工作能够延续下去。然而，如果把精力集中于后者，就会导致工人的宣传面和接触面不足。一个产线或区域内存在不同数量的流氓分子、落后分子，积极分子与先进工人的数量也可能有限；个人进行思想灌输的前提是筛选，筛选的前提是接触的工人数量够多，但一个人能接触的工人数量有限，往往局限在自己的产线和区域，邻近产线和区域却难以接触，这便直接阻碍灌输效率，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宣传对象。

但如果为了扩大接触面而依靠怠工、摸鱼甚至罢工等行动，则由于接触面的扩大，各种实际困难便会频繁暴露，实际工作的处理反而成为主要矛盾，使得越来越难以抽出精力进行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此即“实际工作不断扩大”与“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弱化”的个人融工矛盾，而这种矛盾无法凭个人力量克服。

最终，无非两种结果：第一，若专注于思想工作，则无法扩大群众面，难以形成有力筛选，工作陷入停滞；第二，若群众面扩大，则思想工作依旧跟不上，从而走向工联主义，把工人本来就会做的斗争组织起来，却无法培养出代替自己的工人后继者，并面临被工厂打击和开除的风险。两种结果都是工联主义的变体：前者因群众接触面狭小、思想工作无法深入而退化为打工赚钱的自发倾向；后者虽有群众面，却同样缺乏思想政治工作，沦为工联主义，无法培养出组织后继者或接班人，也就是无法完成革命力量的再生产，并在积极分子遭受打击后，由于缺乏外厂接手和工人后继者承担组织任务，而重新归于沉寂。

为了克服上述个人融工的缺陷，在工厂中进行革命工作的同志就有必要遵循一条重要原则，即在资产阶级监控之下秘密培养出不被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知晓的革命接班人；或者将能够承担接班人任务的革命分子适当隐藏一批，而不是全部暴露。当公开承担群众工作任务的组织者暴露之后，工厂内的革命运动也不会因为资产阶级的打击而立即停滞，从而避免宣传、鼓动工作在法西斯主义专政下白白浪费。

这一重要的秘密工作原则决定了，在工厂内必须实现分工。分工不仅能够扩大群众接触面——多个宣传员接触的群众必然比个体宣传员更多——更能腾出必要精力，使一人推进实际工作，另一人则对筛选出的积极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后者才是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政治教育能够使实际工作更快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具备纪律性和组织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公开组织者的作用，使实际工作所推动的运动更快发展起来。同时，政治教育的意义还在于通过经济斗争锻炼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推动罢工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罢工。在这种政治鼓动的推动下，才能够在工厂中真正培养出接班人。当公开组织者被开除、甚至被捕时，秘密培养的接班人便能够转变为新的秘密组织者，将运动延续下去。

这一革命原则，是无数共产党人在法西斯主义压迫下，前仆后继在各类工厂和其他经济部门，乃至上层建筑部门中探索出来的，秘密培养和公开运动的结合，百折不挠地将革命运动不间断地推进下去。可见，为了组织罢工，并使工人运动沿着马列毛主义的要求前进，必须有一个系统性的融工组织。个人宣传无法在工厂中建立起系统的宣传工程，没有宣传工程也就没有实际工作向更高程度更大规模地推进，也即掀起工人自发运动永远不能够达到的，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罢工。

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统一，革命的具体策略只能从革命的具体实际中获得，是马列毛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确保革命路线不滑向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根本方法论。任何脱离这一原则、以个人直觉代替科学理论、以主观热情代替组织路线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哈基米、艾塞克一类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恰恰体现了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他们既不系统研究革命理论，也不深入实际工人运动，却对一切组织性与纪律性横加指责，否认革命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织领导与集体智慧，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冲动去取代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

他们站在抽象的“道德高地”上，对革命小组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妄加批判，实质上是否定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改造，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严格纪律和共同实践来克服小资产阶级习气的根本要求。他们试图把有组织、有原则的政治工作和宣传活动肢解为个人的单打独斗，使缺乏组织领导的个体宣传员在工厂内不断碰壁、不断犯错、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的打击，最终被孤立瓦解。这种把革命知识分子推入实践的泥潭却不给予任何组织支援的做法，难道不是残酷打击了革命分子使之逐渐看不到希望，有力支援了中修反动统治吗？这一政治理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披着“运动主义”的外衣、取消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取消主义路线，是对革命力量的消耗与革命分子的毁灭，其用心之歹毒，不言自明。

他们把革命当成展示自身“进步觉悟”的舞台，鼓吹个人英雄主义，把群众运动当作他们“救世主”施舍拯救、施加机会主义影响的场所，却彻底否认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马列毛主义一再指出，革命不是少数天才的事业，而是亿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哈基米式的个人主义否认组织的力量、否认纪律的力量、否认群众路线的力量，最终只能导致在工联主义和小集团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们既不愿意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也不愿意在理论中总结实践，而是停留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上，习惯以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姿态评判一切实际的组织工作。他们的立场再怎么伪装，也掩盖不了其投机性、主观主义、反组织性和反民主集中制的阶级本质。

真正的革命者深知：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是靠某个“英雄”大手一挥、嘴巴一张就能掀起的风暴，而是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发动群众、并在群众中培养出千百个革命骨干才能形成的历史力量。任何企图以个人主义取代群众路线，以自发性取代组织性，以主观热情取代科学策略的观点，都是对革命事业的瓦解，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变种。

我们团结到的同志，无一不是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一根指头容易折断，五根指头方能攥成拳头——这一朴素而深刻的群众路线原理，不知为多少革命者反复验证。然而，如此浅显的道理，哈吉米先生与艾塞克先生却依然沉迷于个人主义式的英雄幻想。这正是其立场反动、理论匮乏、脱离实际的典型表现。他们固执地盯住“个人线下融工”这一点，完全无视线上团结的优势，也无视群众运动整体发展的条件变化。过去没有网络工具，今天却已能够利用网络将分散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统一的政治培养，再由这些坚定分子分散到线下开展工人宣传，以点带面、形成系统性力量。这一策略不仅更现实，也更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发展的规律。相反，一个人孤立地去接触、培养几个落后工人，不仅耗费巨大精力，效率低下，而且结果往往难以突破个体影响的狭窄范围。而培养数名坚定的革命积极分子，再由他们向更大范围宣传，才能形成组织化的扩散效应。如此明白的逻辑，偏偏有人死死抱住个人融工这一点不放，既不研究整体策略，也不开展任何实际行动。

他们口口声声指责我们“形而上学”，但真正陷入片面与主观臆断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否认线上宣传的运动性，仿佛线上成员永远是静止不动的“死物”。既然他们自认为观点绝对正确，那就请他们亲自去开展宣传实践，不要再以空洞姿态敷衍塞责，混吃等死。站在岸上发表高论固然轻巧，但这种隔岸观火式的态度，只能暴露其对革命工作的不负责任与本质上的投机性。

所谓“个人融工建党论”从根本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取消主义。它假定个体在融工实践中能够“绝对正确”，在与工人接触中不产生任何错误，不受自身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制约，也不可能犯工作方法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因而可以孤身进入工厂，“长驱直入”地建立一个工人小组，甚至发展出一个地区组织。这种假设不仅完全脱离阶级斗争实际，更是一种把小资产阶级革命幻想伪装为“实践路线”的唯意志论。在哈基米的奇怪构想中，一个未经组织教育、毫无路线斗争经验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可以在没有同志批评、没有组织监督、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突然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钢铁战士”，成为地区工人组织乃至党的缔造者。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这种观念恰恰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救世主情绪，将个人英雄主义当作阶级斗争的动力，将主观意志替代组织建设。

更荒谬的是，这种“个人融工建党论”完全抹杀了融工实践中必然出现的思想冲突、工作失误、道路分歧与机会主义危险。它假定所有被号召的融工者都不会犯错，都不会给工人运动造成损害，都能自动地、无误地走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实际上，这种预设本身就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否定，是对“实践—认识—再实践”规律的否定，是否定路线教育、批评斗争与组织领导的教条主义。在这种救世主式宣传中，个体的融工被描述成一种“无需组织、只需意志”的万能途径。它用“成为工人领袖”“建立工人小组”“直接走向革命胜利”之类的甜言蜜语诱导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在看不到困难与危险的情况下盲目前进，最终在长期孤立的个人实践中被错误磨损，在反复挫败中走向政治死亡——并把可能的失败与破坏带入工人阶级队伍中。这种鼓吹实际上是在牺牲同志、损害工人运动本身，是一种典型的看上去“左”的离谱，但实际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

更关键的是，个人融工若真如他宣称一般“必然成功”，那么一百五十年来早应出现成批以此途径建立的工人小组乃至革命组织。然而现实是，个人融工在缺乏组织领导下几乎从未产生任何的组织成果——失败却比比皆是。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把工人阶级当作被领导的对象，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看作是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事情，把融工实践当作“小资产阶级精神胜利法”。它无视工人阶级的群众路线，以一套“个人振臂一呼即可建立组织”的神话替代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真正的革命实践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组织分工、路线斗争、民主集中制与同志的互助批评的基础上的。个人融工如果脱离政治路线与组织领导，不仅低效，更无法克服个人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无法承担建立组织的历史任务。个人的改造可以从个人融工中受益，但革命事业不能以此为基础。

如果像哈基米、艾塞克之流所幻想的那样，个人融工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组织，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早已取得胜利，中修的统治也早已被颠覆。他将融工想象为某种“自动生成组织”的魔法，而完全不考虑其中的阶级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这是对革命工作的极端取消主义，是对群众斗争规律的无知，更是对工人阶级智慧的轻蔑。

哈基米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 （一）缺乏政治形势分析与阶级力量估量 主观主义地用个人意志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完全脱离群众实践，把融工浪漫化为“自然成功”的过程。
• （二）个人英雄主义严重膨胀 自以为可以充当工人阶级的救世主，工人无条件服从他们的意志，革命即可立刻胜利。这种英雄主义与群众路线水火不容。
• （三）将个人融工当成万应灵药 完全忽视个人融工的失败风险、思想危险与破坏性后果，把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吹捧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定组织领导与路线斗争。

“立即融工论”与“个人融工建党论”，在现今网络宣传中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变种。这种观点暗藏了小资产阶级看了几部漫威电影以后，想当超级英雄，大手一挥就能立马建立组织的狂热想象。这类人一方面在网络上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宣传立即融工，要求青年同志不经组织、不经教育、不经路线斗争，直接投入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却从未深入工厂，从未在生产线、车间、流水线与工人群众并肩劳动，也从未面对过工人运动中的矛盾、压力与风险。正因他们对工厂实际、无产阶级劳动条件与阶级斗争现实一无所知，才敢把工人工作的复杂性描绘得如此轻松，把最艰苦的群众实践说成可以“随时开展”的简单任务。

这种思潮之所以有一定传播力，是因为它与部分学生、小知识分子群体对工人阶级的浪漫化想象接近。后者既缺乏组织经验，又带有强烈的个人冲动，容易被“立即融工即可成为工人领袖”的虚假承诺所吸引。正因此，它在青年群体中具有一定欺骗性，能够以“激进”的外衣掩盖其本质上的个人主义、自发性崇拜以及对组织领导的否定。归根结底，由哈基米、艾塞克之流创造的“立即融工论”是一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根本不可能推动工人运动，其罪恶目的不过是让青年革命者在无准备、无组织的情况下盲目行动，从而在错误中折损革命前途，葬送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