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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引爆了的中修党争危机？
一、对中国资本运动的反抗和经济危机严重阻碍利润攫取
近些年来，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及私人垄断资本，在亚洲和更广阔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扩张不断加剧。伴随着庞大资金流入的，并不是所谓“互利共赢”的繁荣景象，而是帝国主义经济入侵与买办政府的依附化。这种扩张形式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使当地长期保持在落后的经济社会，因而在各地激起了持续的工人运动与群众斗争。
我在《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揭示了，在南亚与东南亚，反对中国资本的斗争尤为突出。斯里兰卡的群众运动在推翻拉贾帕克萨政权的过程中，把拒绝中国资本输出债务陷阱作为反对买办政府的重要矛盾之一，反中修资本成为群众怒火的直接指向。尼泊尔也爆发了反对中国资本和买办政府的运动，当地工人和农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发展援助”的幌子掩盖着沉重的债务与资源掠夺。孟加拉国在近年更换政府后，其对中国资本的依赖同样引发了社会不满，新旧政权都无法摆脱对外资，尤其新政府对中国资本的依附性。印尼则在资源领域直接与中国资本发生冲突。2025年印尼能源部长以破坏环境与社会矛盾的理由，公开撤销多家中资镍矿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可见，群众抗议与生态“公害”的压力已经迫使政府作出让步。
在非洲，中资矿企和建筑企业的扩张更是直接威胁着工人的生命安全，使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度恶化。在赞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等地，大量中国企业被指出在矿山与工地让工人无安全防护作业，工伤与死亡事故频发，工资极低、待遇恶劣。当地工人和中国外派工人都对这种状况提出抗议，这种跨国剥削并没有因为肤色与国籍的差异变得有所不同，而是共同服从于中国的垄断资本扩大增殖的需要。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资本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并非是官方话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是新殖民主义的殖民输出。它一方面制造债务枷锁，迫使弱小国家出卖资源与主权；另一方面则通过压低工资、破坏环境[1]来榨取剩余价值。群众运动与工人斗争的兴起，正是这种剥削关系在现实中无法掩盖的必然结果。它们不再是零星的社会抗议，而是表明着广大第三世界劳动人民逐步意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已经走上了与欧美帝国主义类似的道路，成为了自己头上新的压迫者。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加深，群众运动已经日益将反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与推翻本国买办政府提上了日程，这些斗争也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对殖民地垄断利润的独占性，以及从被压迫民族手中搜刮得到的减少后的垄断利润又必然引起国内的垄断资本家瓜分不均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已经导致许多中小企业破产，即令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工人也会认为，2025年的经济环境堪忧。社会上的中小资产阶级面临破产的风险，垄断企业生产出的大量商品也面临囤积和过剩，无法实现其中的价值，垫付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就无法复归和补偿，一句话，他们能够从中国市场获取到的垄断利润减少了。工厂陷入在产线停产、原料供应不足、订单减少的危险里，不得不缩紧生产规模或砍除不挣钱的业务，甚至关闭工厂，如美团已经将美团优选的业务抛弃了。于是，资本家为了节省可变资本，就要对无产阶级予以裁员和开除，造成大量雇佣工人的失业；在不变资本上就要摧毁社会生产力，砸毁机器和贱卖生产资料以补偿部分的不变资本。这种做法归根到底仍是杯水车薪，垄断资产阶级先前稳定获取垄断利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官僚垄断资本实行凯恩斯主义，将过剩资本和举行债务一投入到了基础建设中，尽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修路的资金，一般是由地方土地财政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的，地方财政一般是向社会发行债券，依靠大规模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等基础设施的全部生产成本最终都要由中国的被压迫阶级予以实现。近年来，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开始，中国的明确被明确确认的失业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已经接近3700万，但仍有很多失业人口或半失业人口，由于他们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收入，便无法进入失业名单，因此中国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人口实际上是更高的。与失业人口规模扩大相适应的是，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已经远超无产阶级的工资收入的水平了，这更加导致劳动人民的极度贫困化，过剩商品更难以消化和大规模兴建的基建更难以被承担。这就必然引起：基建工程的利润周转率低，周转时间长，地方财政在基建上投入到资本不一定能够最终完成周转，劳动人民又无力承担得起兴建的工程，就要导致土地财政赤字的增长。
地方政府，宁可举债和造成财政赤字也要投入基建，这不仅由于中国的过剩资本无处消化，还在于官僚垄断头子主持的基建建设和投标立项的资本家，依靠大规模举债的同时，虚报建设工程的成本，攫取到政府给予工程的一定财务补贴，官僚头子也可通过举债将一部分资本集中到自己的手中，提振官僚垄断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信心，刺激经济发展。最后，政府背负债务，官僚头子和资本家们攫取利润，工人迟迟拿不到工程款。为了化解地方债务，202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进一步扩大外国资本对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及债务困难地区的投资，从而减轻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压力。这便是官僚垄断集团对外资的利用。但显然，外国帝国主义也不是冤大头，面对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有意利用外国投资缓解政府财政和债务压力，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外资在中国（实际使用直接投资，FDI）的投资规模在2025年上半年整体呈下滑趋势，同比下降幅度在10%-20%之间。尽管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有所增长，但实际资金流入量持续低于去年同期。外国帝国主义在中的投资削减，并且长期处于下降趋势，这就更加突出了地方官僚垄断和中央官僚垄断的债务困境。
政府、国企和民营企业在实行凯恩斯主义时，依靠大规模举得债务，新的工程就骤然拔地而起，大规模的基建却因为后续缺少投资商的持续不断的大量注资，工程的完成率便堪忧，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和楼房工程的完成率相比去年显著下降[2]，层出不穷的烂尾楼和烂尾工程源源不断冒出。工程完成率的下降是投资缺失与信用危机的证明，更说明中国贫困化的劳动人民无力将政府企业生产的“天价般”的垄断商品予以完全消费，投入规模巨大的基建工程就不得不和其他商品一样面临过剩危险。与此同时，新工程还在不断立项，对资本家和政府官僚而言，项目一开，黄金万两，只要有新工程立项了，仍可通过银行“白名单”机制[3]获得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并吸引部分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提前预购，而这可以将政府和银行的债务压力转移到被剥削阶级身上，其中一大笔款项便进入到了官僚垄断集团与私人垄断资本手中。但是，工程立项并不意味商品的实现，尤其是烂尾工程，更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24年，地方赤字率约4.2%，债务余额超40万亿元[4]，并且今年的财政赤字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地方和中央赤字规模和债务积累的扩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的过去丰厚待遇不再。河南、山东、广东 等地工资拖欠或延迟，津贴削减，多地教师、医生、护士与公务员工资被延迟发放，仅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被砍。福建莆田市涵江区，基层网格员半年未领薪，涵江区约700余名网格员月工资约 2,200 元，已拖欠约半年。政府公务员福利不再的同时，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出台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罚款性质的法律法规，各地政府已经将明晃晃地将“搞钱”作为第一要务，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看作是“搞钱”最直接的对象。例如，各地城管把工厂附近的电动车收走，逼迫工人缴纳罚款赎车，或是将强制收缴的电动车面对罚款未及时缴纳，公然出卖工人的财产。他们又将手伸向私人资本家和中小资产阶级，出台各种生产上的限制，强制私人资本家和中小资产阶级购买某些特种商品，派遣城管和有关部门滥收罚款、滥加税收等。
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罚款、中央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搜刮中国人民，这不能让官僚垄断集团如经济高涨时期取得稳定的垄断利润，相反会导致中国被剥削阶级的消费能力进一步的缩紧、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这种搜刮方式，只是让统治阶级内部一解燃眉之急，内部因分配不均而产生的派系冲突问题仍摆在眼前，甚至愈演愈烈。在官僚垄断集团中间，过去能够获取到剩余价值的派别或个人，如今就可能无法同等获取到此前的剩余价值，最后，以至于大家不得不认同游戏规则，只有经过激烈内部斗争才能够保证他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权。
二、中修党内外派系的林立是派系争夺的政治基础
中修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因为在过去的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与国家机关高度结合的社会化经济，因此，当我国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种与国家机器高度结合的经济关系，就变化为了生产资料和资本高度集中在与国家机器结合的统治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也就是中修的统治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高度垄断了我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实现了资本的高度集中，掌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他们所掌握的资本与生产资料又是通过国家机器控制和掌握的， 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具有与国家机器高度结合的官僚性质，这个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也因此而区别于其他的资产阶级。私人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党外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些所有资产阶级的共同性，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前缀就点名了这些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其他资产阶级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是以官僚集团的名义集体占有垄断了我国的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掌控了我国的经济命脉。**这就决定这个官僚垄断集团对剩余价值的瓜分方式与传统资本主义和欧美帝国主义的私人资产阶级的瓜分方式——即凭借资本量的多少决定对利润分割的多寡的方式不同。
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因为通过国家机器掌控了官僚垄断所有制的企业，既然所有权名义上是通过上层建筑被集体垄断的——实际上仍是被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僚垄断头子和企业的实际负责人所操纵——这就决定了，对利润的分割方式首先也要体现在政治地位的高低。与欧美帝国主义不同的是，欧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政府主要是由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交纳的税收等供养，也即被所谓的纳税人所操纵，即令是国家所掌握的国有企业，也仍然是被背后的私人财阀集团所掌握，政府是为私人垄断资本家服务。在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和集团是被各地官僚名义占有，在分配上也要根据占有权的集体性，将政府不同等级的官员予以不同地位的分配。在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中，等级就意味着一切，不仅待遇、薪资，还有对社会财富分配权与剩余价值占有关系上的根本差异。表面上看，这种等级差别只是职位高低与收入多少的不同，实质上却反映出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是新的资产阶级化官僚体系：高级干部和管理层凭借其职务和地位，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权，他们不仅在工资和津贴上远超普通职工，更通过行政决策和政策性垄断与倾斜的分配机制，将本应属于劳动群众的财富转化为自身的特权收益。与此同时，下层职工即便承担着最繁重的劳动，也只能获得被动的工资报酬，任由高级干部和管理人员剥夺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被排除在财富分配的主导环节之外。这种官僚等级化，本质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政治权力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化体现，使国家机关和国企内部再现了新的剥削与从属关系。
这就不得不导致以下情形的出现：
首先，**职位等级决定了基本生活条件的差别。**高等级的干部和管理人员不仅有更高的基本工资，还享有额外的绩效补贴、津贴和奖金，这些常常远超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时，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福利也随等级而变，许多高级别干部甚至能享受专门的公费医疗、干部子女学校的入学优先权以及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购房优惠。
其次，**等级还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分配与决定权。**在国有企业内部，领导岗位意味着能够主导项目资金流向、决定人事升迁乃至影响下属的工作前途。处级与科级干部之间的身份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上，更体现在能否接触核心信息、能否掌握签字权和审批权。很多时候，一个人能否晋升，取决于是否被纳入某个“圈子”，而这种圈子本身就是等级制度的延伸。
再次，**等级的不同直接塑造了人际关系与日常氛围。**在机关和国企中，上下级之间往往存在严格的等级礼仪：谁先发言、谁能坐在前排、谁在文件上签字，几乎都由等级来决定。这种森严的秩序不仅形成了权力崇拜，也让下级习惯性依附上级，造成“向上负责多于向下负责”的官僚氛围。更为隐蔽的是，等级还意味着“隐形”的政治与经济机会。越高的职位，就越容易获得政策红利、投资项目和“灰色收入”的通道，也就是在该等级下，能够进行合法的贪污腐败。相反，普通员工即便干活再多，也很难突破等级壁垒去接触这些机会。
因此，可以说在中国政府和国企体系内，等级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编制的划分，而是决定一个人收入高低、社会地位、职业前途乃至家庭生活质量的总枢纽。这种等级化结构使得组织内部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官本位”文化：人人都在攀比职位高低，真正的工作效率和群众利益往往被挤到次要位置。
既然政府与企业的官僚在攀升过程中必然结成圈子，这些官僚圈子就会横跨政、商、银、企等多个领域，以利益的一致性为纽带，形成林立的派系山头。官僚等级越高，所能掌控的社会资本与企业规模也就越大，相应形成的山头规模也就越庞大，其所经手与支配的资本，从几百万直至数百亿，差距悬殊。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生活条件的天壤之别上，更表现在利润分割中的巨大不平等上。与此同时，市场是有限的、利润也是有限的，在经济危机和殖民地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可供瓜分的剩余价值更是有限的。不同等级的官僚圈子之间，为了争夺利润的分配权，必然陷入残酷的竞争与抢夺；派系必然分裂，圈子不断重组。同一等级的官僚头子，也许在政治上是所谓“同志”，但在资本瓜分上却是赤裸裸的对手。于是，中修党内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便集中体现为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内部、不同官僚垄断集团之间的激烈派系斗争和政治角逐。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分配，首先是依照其在政治上森严的等级关系与地位来进行的；更进一步，则是通过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得剩余价值得以被锁定在特定派系内部。正是凭借党内等级与派系归属，官僚才能在经济上维持对剩余价值瓜分的权力。因此，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格局，必然通过政治上的派系冲突表现出来。丧失政治地位，就意味着丧失在经济上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利，也就不可能维持其既有的阶级地位。于是，派系之间的斗争就愈发尖锐：击败对手派别不仅是权力斗争的胜利，更是确保自身及所属集团继续掌握剩余价值瓜分权的前提。换言之，政治上的派系争夺，正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进行剩余价值再分配的集中体现。
中修党虽然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存在，但它的内部早已为不同垄断集团在经济上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与争夺所撕裂，由此造成了复杂而激烈的派系斗争。这些派系的产生并非出自所谓的“理论分歧”或“政策差别”，而是直接代表着不同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其相互关系正如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固有的竞争逻辑，因而不可能真正形成统一的整体。中修党内部不仅存在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与私人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表现为“官僚派”，后者则表现为“自由派”；而且在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内部，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不同官僚派别之间，同样存在着在剩余价值瓜分上的深刻冲突。
在新冠疫情时期，官僚垄断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工业资本派与医药资本派的矛盾便在防疫物资的采购、疫苗推广与复工政策中得到集中体现：工业派要求迅速恢复生产，保障出口和制造业链条的持续运转；而医药派则以防控名义强化检测、推广药物与疫苗，从中攫取巨额利润。政策摇摆背后，就是不同派系代表人物在上层建筑中的较量。
再如中央与地方官僚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疫情期间，中央掌握财政拨款与全国性政策工具，而地方则依赖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维持统治。疫情期间中央要求严格“动态清零”，但地方为了维持税收与招商往往暗中放松，矛盾不断公开化。疫情过后，“基建投资”“土地财政”“城投债务”等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央资本试图通过掌控央企、金融与能源巨头来实现利益集中，而地方资本则依赖房地产、地方银行与城投公司来维持自身生存。中央多次以“防风险”为名打压地方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中央资本对地方资本的再分配与削权。
再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整治，表面上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本与民营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支付、金融、物流、传媒等领域已经形成近乎独立的“金融帝国”，威胁到传统的官僚垄断资本的金融体系，因此监管风暴背后，是中央官僚资本借政策手段对自由派民营资本进行压制与再分配。产业扶持中的分裂，在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工业之间，官僚资本内部同样分裂。一方面是依靠国有资本扶持的新能源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是地方保护下的传统车企。国家出台的补贴政策、准入门槛和产能限制，本质上就是两股势力的妥协与争夺。军工与民用的矛盾：近年来军工资本集团在政策中获得大量投资与扶持，而民用产业资本则被“挤压”。预算与资源倾斜到哪一方，直接反映了哪一派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同一领域内部的派系斗争同样激烈。例如，在医药体系中，疫苗资本派、核酸检测资本派、药物资本派之间争夺政府采购与市场份额。在能源体系中，煤炭派与新能源派围绕补贴、项目审批和政策倾斜展开角逐；在金融领域，银行资本派与互联网金融资本派长期攻讦，前者依靠国家监管维护自身垄断地位，后者则依托平台经济和数据资本不断侵蚀传统金融市场。更为典型的，是不同国有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在交通运输业，铁路系统与航空系统在客货运补贴和国家战略投资方向上互不相让；在建筑行业，大型央企与地方国企为抢夺基建合同和海外工程订单不惜内斗；在传媒与宣传体系内，不同派系的资本集团借助意识形态工具争夺优势地位与政策导向。
这些矛盾无一不是官僚垄断资本的内部矛盾。它们表面上表现为政策分歧与部门利益冲突，实质上则是各派官僚垄断资本围绕垄断利润再分配的斗争。这些斗争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演变为政治危机，暴露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
同样，所谓的“反腐风暴”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清除腐败，而往往是派系清洗的过程。例如在能源、军工、金融等领域落马的高官，多半与相关资本集团紧密相连，他们的下台意味着某个派系的崩溃，也意味着另一派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这些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必然要在上层建筑中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作为其经济利益的政治代言人。派系斗争不仅仅停留在企业或行业内部的利益分割，更要通过掌握国家机器、政策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工具来确保本派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占据更大的份额。由此，每一个重大政策、每一轮干部任免、甚至每一次所谓的“改革”与“反腐”，往往都不仅是行政管理问题，而是不同官僚资本集团之间争夺财富与权力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派别的形成与巩固就显得至关重要。某一集团若要确保垄断利益的长期性，**就必须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国家权力的关键位置，从立法、行政、财政到宣传、舆论、意识形态机构，形成完整的“保护伞”。**失去了这种政治上的庇护，即意味着在经济领域中丧失了竞争力与垄断利润的来源，继而在阶级斗争中被边缘化甚至淘汰。
因此，官僚垄断资本的派系斗争具有一种必然性：它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之争，而且必然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一旦白热化，就会撕裂整个统治阶级的统一外表，甚至以“路线之争”“反腐斗争”“政策调整”等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些都是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为争夺和确保自身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优势地位所采取的手段。这样，中修内部的派系斗争比起欧美帝国主义来说来得更加激烈和凶猛，欧美帝国主义下的两个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不会因为党争的失败就就直接丧失其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
除了中修党党内各个垄断集团的竞争，还与私人垄断资本集团结成了既勾结又斗争的情形。
我们知道，中修党如今已与私人垄断集团形成了联盟关系，构成了官僚垄断集团对私人垄断集团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格局。党内确实存在一批私人垄断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垄断资本家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也即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僚垄断集团手中。然而，官僚垄断集团与私人垄断集团之所以能够结成政治上的联盟，根源仍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经济联系。
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亏损，地方政府在推行凯恩斯主义时又不免陷入债务危机中，因而不得不依赖地方民营企业来维持经济运行。地方官僚通过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为自身创造了掠夺私人垄断集团剩余价值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必须在政策层面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便利。比如近年来出台的“二十条民营经济政策”，以及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就是在减税、融资、基础设施准入等方面对民营资本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又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一方面在“反垄断整治”中受到打击，另一方面却在数字经济、金融支付、云计算等领域获得政策扶持，这正好反映了官僚集团既要压制、又要依赖民营资本的矛盾关系。
私人垄断集团正是通过这种经济关系，去影响和培植一批代表其利益的政治派别。这不仅体现在政策倾斜，更体现在官员与资本的直接勾结上。2019年，陕西前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落马[5]，背后牵扯煤炭、房地产资本的深厚利益关系；华融董事长赖小民案[6]，则揭示了金融权力与民营资本之间的肮脏输送；甚至像薄熙来、周永康这样的政治派系，其背后也有能源、地产等垄断资本的影子。这些事实表明，民营资本在“市场”中难以自然扩张，处处受到官僚垄断资本的掣肘，为了实现资本扩张与垄断，必然要通过代理人直接嵌入政治派系，获得制度性庇护。
在更大范围内，行业性的资本与官僚的联盟更为明显。房地产资本与地方政府财政紧密捆绑，土地财政使地方官僚不得不成为房地产私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而疫情期间，医药检测、疫苗、医疗器械等行业的大规模扩张，同样伴随着政策保护与官僚推手。这些都说明，官僚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修经济运转方式的必然产物。
因此，自由派这一派别并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斗争就被彻底清除。它的存在是根植于中修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只要中修的经济发展仍需要私人垄断资本的支持；只要官僚垄断集团仍然依赖掠夺私人垄断集团的利润来实现资本的扩张；只要帝国主义土壤中资本的自发势力依然存在，那么私人垄断集团就不可能被中修通过政治手段消灭。
这也意味着，自由派必然在经济上与官僚垄断集团形成掠夺与反掠夺的矛盾，在政治上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在官僚垄断集团内部不断培植代理人，代表其阶级利益。即使这个派别在政治斗争中遭遇暂时的失败与衰退，经济基础也必然会推动新的代表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继续为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发声。
三、已经被引爆了的中修派系党争危机！
改革开放以后，中修党内的派系斗争就从未停止过。
在江泽民—朱镕基时期：江派通过1990年代末的金融整顿，清理过部分地方金融势力，但因经济改革和国企改革留下了庞大的国有资本与地方利益网络，党内矛盾未根除。胡锦涛—温家宝时期：胡温时期表面上政治稳定，但地方金融、能源、房地产寡头与中央的利益争夺频繁，派系冲突不断，只是未全面爆发。到了习近平统治时期，党内盘根错杂的政治派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习近平这一新兴的政治势力对政治权力和利润瓜分权的争夺。
习近平上台初期（2012–2014年前后），党内派系林立、习近平权力尚未完全稳固。习近平集团刚刚形成，核心成员包括栗战书、赵乐际、李强等，主要掌握中央财政和部分央企资源，但总体影响力尚有限。江泽民残余势力仍占据地方房地产、基础设施及部分金融领域，依然是习集团的重要制约力量。李克强集团以国务院及金融体系为主要依托，在沿海出口和金融资本中保持一定影响，代表了胡锦涛-温家宝的垄断势力。周永康遗留的能源与军工派系掌握军队和能源系统的关键资源，也未受到实质性冲击。地方和省部级势力，如河北、江苏、广东、浙江等，也在经济与人事上保持独立运作。上台初期的派系斗争主要通过人事调整、轮换提拔和制度化监督展开，初步释放政治信号，但尚未进入大规模清洗阶段。总体来看，习近平集团虽在逐步整合权力，但各派系仍掌握重要经济基础，为后期清洗和斗争埋下伏笔。
进入2015–2020年后，习近平通过系统化的反腐和巡视逐步巩固权力，形成“一派独大”的局面。党内原有的江派残余、李克强集团及能源军工派系的核心人物被边缘化或清除，整肃范围从个别高官扩展到成批集团，覆盖金融、能源、军工、地方政府等经济利益关键领域。与此同时，各派系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潜在复活能力未消，派系斗争并未终结，而是以制度化经常式清洗、轮换与反扑循环的形式不断出现。
今天，习近平一派面对愈演愈烈的反中资运动与经济危机的严峻性，为了继续保持本派的利润瓜分的主动权，公然挑起所谓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党争公开化，铁了心了要把挑战习近平派别的政治势力清除出去。近年来的大规模“反腐清洗”，确实在派系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形成了“一派独大。李克强集团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2022年二十大上，李克强被彻底打败，全面丧失政治影响力。此后，他在刚刚卸任总理不久便突然死亡，死因扑朔迷离。中修当局除了简短讣告，未作任何悼念安排。相比之下，江泽民去世时，整个资产阶级媒体还统一“黑白”悼念数日。这种差别待遇，正是不同派别之间激烈斗争的写照：失败派别不仅在政治上被清除，在经济上也丧失原有的阶级地位，其矛盾甚至需要通过“流血”的方式来解决。”的格局，但这种暂时性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中修党内矛盾的终结。
马列毛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现在的中修党争危机，其根源在于党的上层已经完全脱离广大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固化的、享有特权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上台以后，已经成为了“最坏的法西斯主义”上台。这个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完全不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一致，而是转向压榨人民以保证自己的特权利益。党内的派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特权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为争夺对垄断利润划分权和国有企业分配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些官僚垄断资本家们已经完全背离了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广大劳动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则。
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应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而修的政治实践，使得党代会等民主形式只是流于形式，权力高度集中于以习近平为首的利益集团。党争不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民主集中制讨论，而是上层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密室政治，这实质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党争就不可能以公开、健康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必然在官僚垄断统治体系内部导致你死我活式的权力倾轧，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残忍搜刮。这种党争也必然为中修的政治危机创造出产生条件和中修灭亡的政治因素。
A:从个人清洗到集团清洗
近年来，中修党内派系斗争已经从过去个别高官的清洗，发展为成批次、成集团的整肃。进入2024年至今，党内的派系斗争愈发激烈。从最初“一天下马一个行业高官”，发展到如今“一天下马好几个高官”。涉及范围之广，从金融寡头、能源集团，到地方政府、军队高层，甚至连中央的国防部长都先后被更换、清洗。这充分说明派系争夺的核心仍然集中在对垄断资本集团的掌控上。不同派系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手下马，从而安排本派人员占据权力位置，以确保能够把掠夺来的剩余价值集中于本派系内部进行再分配。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派系斗争已经不再仅仅表现为个别高官的清洗，而是以整个集团、整个派别为单位进行的整体性较量。
以下是近年来地方、中央、军队、银行等系统下马的主要高官：
国防系统，2023年以来，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忠波等高层先后下马。这些人背后都与军工垄断资本、地方军区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反映了习近平集团与军工派系的矛盾。 金融系统，2023–2024年，中央先后查处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网络残余、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系统多名高管。赖小民案中揭示的大量私营资本输送，正说明金融垄断资本与地方派系、官僚集团的勾结。 能源系统，周永康派系的覆灭早已表明能源资本与派系斗争的结合，而在2024年，陕西、山西多名煤炭系统干部被查，反映出地方能源寡头与中央派系之间的再度冲突。 地方系统，2023–2024年间，贵州、内蒙古、河南、重庆等地先后出现“塌方式腐败”，一省之内数十名官员集体被查。这说明派系斗争早已不再是个别人的倒台，而是整个地方集团的利益被清算。
这种大规模整肃，已经把斗争的性质从“某个高官的腐败”推向了“某个集团、某个派别的整体性失败”。中修党内的派系斗争，越来越呈现出一个集团取代另一个集团的本来面目。表面上，斗争的借口是“贪污腐败”，我们从派系斗争上说明，这很容易看出是打击派系敌人的借口，这是因为中修官僚就没有不贪污腐败的，只是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贪污腐败”就成为了最为方便的罪名，例如，薄熙来其中的罪名就有“贪污腐败”罪。
每一个中修高级官僚，他们出于为了扩大和满足个人私心，也会将通过中修垄断官僚集团所不允许的“非法”途径，将国有资产、流动资金、石油矿产……转入自己手中，或者流入海外与自己的亲戚名下，从而把中修官僚共同占有的社会财富，变为自己私有的，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民脂民膏，成为自己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中修党内的这种官僚头子个人的“私”与中修官僚垄断集团的“公”的矛盾，也是当前党内派系斗争的重点，官僚头子个人的私欲，也严重阻碍了党内其他派系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积极向纪委、检察院、监察委举报，甚至通过新闻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曝光敌人，这也成为了当前派系斗争的特点之一。
B:派系统一与潜伏的危机
目前，习近平集团已经在中央实现了高度统一，从国务院总理到中央政治局几乎全是其派系亲信。这种派系一统，的确为其推动全面的法西斯化统治与对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暂时的政治支撑。但这种统一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相反，正因为习近平集团依靠强力镇压、反腐清洗来维持一统，才更会激起其他派别的不满与反抗。近期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塌方式腐败”案件，就说明冲突并非习近平一派的单向进攻，而是其他派别对其进行的联合反击。未来，这种斗争只会愈演愈烈，甚至有可能动摇习近平的统治根基。
2024年以来，一些被视为“习家军”的地方干部和央企高管也接连被查，这说明清洗并非单方面的进攻，而是派系之间的反复拉扯与互相攻击。例如，2024年，中央巡视中石油、中石化时，甚至习派提拔的高管也被查出“严重违纪违法”；广东、浙江等经济大省的部分干部，原本被视为“习派根据地”，如今也遭到清洗。军方尤其是火箭军（PLA Rocket Force）成为这一斗争的集中场域，既涉及战略核威慑核心，也涉及军工项目和地方经济利益。
火箭军腐败案的导火索可追溯到2023年7月，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被视为习亲信）突然“失踪”，随后官方以“严重违纪”开除其党籍。2024年6月，新华社首次公开证实，李尚福与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火箭军前司令）涉嫌“巨额受贿”，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且包括导弹采购中的“水分填充”和假冒部件问题。这不是孤案：火箭军三任司令（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全部落马，政治委员徐忠波、副司令多名也相继被查。
进入2025年，清洗进一步升级。9月，火箭军启动“倒查九年”行动（追溯至2016年），一口气发布180条处分公告，封杀74名“专家”和116家供应商，理由是装备采购中的腐败和不合格产品。这波行动表面上看似“自洁”，但规模之大已动摇火箭军建军核心班底——从发射井到指挥链条，采购腐败可能导致导弹“成废铁”。中修官方定性为“净化军队、提升战斗力”，习近平本人于2024年10月视察火箭军时强调“严肃军纪”。但西方帝国主义情报分析指出，这可能源于情报泄露：美军公开卫星图像显示火箭军发射井位置，疑似内部腐败导致。
火箭军案并非个例，而是军方整体清洗的“榜样”。2024年11月，中央军委委员、纪委书记苗华（习派“福建系”代表）被停职调查，罪名包括“腐败和对党不忠诚”。“两会”前，又有十几名高级将领缺席，涉及装备采购部门。 至2025年9月，四名将军（包括武警司令王春宁、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被罢免人大代表。这波清洗的“双刃剑”效应明显：一方面，中修官方媒体强调“反腐”强化了“党的绝对领导”，但另一方面，欧美资产阶级分析人士认为它暴露了系统性腐败——导弹行业采购链条“水分”高达30%，影响战备。更敏感的是“畏战”指控：有报道称，一些落马将领因台海冲突“畏缩不前”，被视为忠诚考验失败。
这场规模空前的派系大清洗中，胡锦涛被架出去，李克强卸任身死，江泽民按需死亡，此前庞大的官僚垄断派系已经被习近平清除殆尽，几年间，并持续下马了近百万的中修官僚，已经引起了党内官员人人自危的地步，稍有不慎，落得满盘皆输。到了现在，派系斗争也日益从习近平对外镇压，到对内清洗，过去被认为是亲信的李尚福、苗华也因“忠诚不足”被清，显示“习派”内部同样不稳。自由派资产阶级分析认为，“这不仅是反腐，更反映习派与‘老人党’及地方势力的拉锯战”：张又侠作为军方资深代表试图联合军方各派对习近平予以反击，地方如广东、浙江的整肃也暗藏联合反扑迹象。
现在，尽管中修经济仍在增长，但速度明显放缓，新殖民主义的弊端，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停滞日益显现。习近平集团所谓的深度改革未能触及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有限，而受到的剥削却越来越严重，在这几年已经使许多民众认清中修的虚伪面目。为了维持统治，习近平很大程度上只能愈发依赖于其反动独裁，加强对人民镇压、加重对内清洗的法西斯主义改革，仿佛只有通过最赤裸裸的恐吓与暴力，才能为独裁者寻求心安。这种对内规模空前的大清洗，已经严重阻碍了党内其他垄断官僚的利益划分，必然引起党内对他这一派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可见，习近平时期派系暂时统一的本质，只是一种建立在动摇既得利益者，和政策不稳定性基础上的、脆弱的统一。这很显然，只要在经济基础上依然存在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只要剩余价值的瓜分存在不均衡，那么派系斗争就必然会持续。其他派别即使遭受疯狂打压，也必然会逐渐联合起来，反对习近平一派的“赶尽杀绝”。习近平妄图通过清洗实现党内“一派独大”，不过是一场不可能的美梦。
C:党争必然加大掠夺，革命消灭中修党争
因此，中国的帝国主义政治斗争，不能只看上层建筑的表象，而必须追溯到经济基础的垄断资本竞争。只看表面，会觉得习近平一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从经济基础来看，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必然不断推出新的政治代表派别。李克强集团被清洗，但只要孕育它的金融与沿海出口资本基础仍然存在，这一集团就必然会推出新的政治代言人。同样，能源资本、军工资本、互联网资本等也会不断形成新的派系，与习近平集团展开剩余价值分配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中修党的党争并不会因某一派的暂时胜利而终结。它根植于帝国主义经济的矛盾之中，必然以不断的清洗、打压、反击、重组的形式反复出现。并且，伴随未来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运动和国内革命的兴起，必然导致中修党内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使其内部各派别更难形成统一战线，这就为革命阶级利用其内部矛盾创造了前提。但我们还必须明确，中修党争实际上对劳动人民的搜刮上的分配不均，他们争夺的白热化，也同样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搜刮、抢夺的狂热化。在中修灭亡以前，中修的党争只能为中国人民与被压迫民族，造成无尽的灾难。官僚垄断集团之间的权力倾轧，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动荡、经济损失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这种党争不仅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加剧生产力的浪费，还强化了对工农群众的剥削和压迫，使国家资源被用于满足少数权贵的利益，而广大人民则在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中承受沉重代价，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政策的朝令夕改，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黑暗，人民维权无门。人民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不仅失去了安全感，更难以通过自身劳动改善生活，阶级矛盾因此被进一步激化。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所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在意识形态上，背离了马列毛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理，已经堕落到了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深渊。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系统性修正，还是标志着走资派全面夺取了政权，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也因此沦为中修官僚垄断集团的统治工具，名存实亡。现在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不过只是一个在指导思想上陷入混乱、在组织原则上走向涣散的政党，是反动剥削阶级奴役人民、欺骗人民的专政武器。同时，社会上的无产阶级反对中修叛徒集团和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修叛徒集团与各个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必然要在这个党内表现出来。
现在中修党的党争危机已经被引爆，各个官僚垄断巨头彼此敌对，这又为中修叛徒集团的政治统治埋下了定时炸弹，愈发接近列宁所说的，上层阶级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刻了，这一场政治统治危机，迟早被中国人民革命的怒火所引爆。
在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在破坏了环境和生态的同时，将工人聚集在肮脏、污秽的贫民窟。由于环境污染严重，工人住房破烂不堪，饮用水遭到污染，殖民企业也不愿意承担起他们应承担的环境治理费用，这也导致房屋等生活资料价格便宜，这也导致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水平较低，从而能为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
国家统计局：《2025年1—8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发布日期：2025年9月15日） ↩︎
财政部：《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
银行“白名单”机制：2024 年初，中国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启动所谓“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各地政府挑选本地房地产开发商，把“优质开发商项目”报送到白名单。银行根据这份名单，优先放贷、续贷给名单上的房企，支持其项目建设和交付。 名单之外的房企（尤其是债务高企、资金链断裂的房企）则难以获得贷款。 ↩︎
赵正永落马的背景与陕西两起重大腐败案件密切相关：一是“秦岭违建别墅案”。2014年5月以来，习近平先后六次批示要求整治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但赵正永作为时任省委书记，仅作表面批示、敷衍塞责，导致问题反复反弹，严重污染陕西政治生态。二是“陕北千亿矿权案”。赵正永主政陕西期间，在能源领域大肆干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职权为亲属和“白手套”谋取暴利，如通过延长石油集团等国企非法获利上亿元。其外甥、妻子、弟弟、女儿等多名亲属及关联商人（如俞洧、王湧）均涉案被查。 ↩︎
赖小民仕途主要在金融领域，掌控大量国有资产处置和不良贷款管理权力，但其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十八大后仍顶风作案，最终酿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金融腐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