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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资本贵族之不甘“登基梦”与社会主义革命”
一、新兴资本贵族的发家史及其双重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修在政治上要求全面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其中关键环节，就是扶植并推动私人资本从小到大肆意扩张。善于投机倒把和坑蒙拐骗的流氓无赖，也趁着这股西风，从劳动人民手中攫取到了第一笔腾飞的资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与中修官僚存在等私有关系的一批分子，也得到了各级官僚干部的借助拆分公社和集体的积累，便宜收购国企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将社会主义财富转化为了个人私家财富，又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和货币资金，发展起了雇佣劳动关系，开始剥削无产阶级，最终完成了劳动人民的“前财富”变成了各个资本所家占有的大小不一的资本。
社会上资本的自发运动与竞争，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多时资本的自发力量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尤其在与外资联系频繁的东南沿海等地扎根。这时的中国本土的资本力量，除了官僚垄断寡头以外，社会上的资本运动也经过了长期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工的搜刮和剥削，引起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实现了个别的积聚与许多个别资本集中为了一个大资本，从小资本跨越到了对某一行业、某一部门、许多部门的垄断，在中国掀起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甚至康采恩的资本垄断运动。
由于中国有特色国情，社会上自发形成的垄断资本，便不能不与官僚垄断资本拥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和政治关系。
经济上，社会上的垄断资本，生产出一部分商品是为官僚垄断资本供货，一部分直接将中国人民作为消费对象，过剩了的商品和资本也需要依靠官僚垄断资本的渠道输出到第三世界；同时，它们又是官僚垄断资本所掌握的原油、矿产……等生产原料的直接市场之一，需要消化掉官僚垄断资本的商品，这些商品在定价的时候又往往具有垄断价格的性质，而这也是社会上的垄断资本所必须接受。与此同时，国营资本还加强了对民营资本的金融入侵，通过购买债务、有价证券和直接投资等方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对民营资本的股份控制，甚至取得了绝对控股权，派遣党委入驻民营企业，以此监督和操纵民营资本的经营和生产方向。这就导致了它们对官僚垄断资本高强度的经济依附关系，并且又不得不接受官僚垄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部分掠夺。
政治上，尽管江泽民开启了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先河，还允许他们参与进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人大代表提出服务于自己企业需要的意见。仿佛区别于中修官僚的私人垄断资本家们也参与进了政治，但是任谁都知道，参与进被中修官僚所完全把持，连欧美帝国主义的代议制民主都不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是谎言和欺骗。这些私人垄断资本家根本不可能真正的掌握政府和军队，也就不可能使得政治专门为自己的经济扩张服务，只能通过政治贿赂、利益输送等手段派遣代理人代表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一定程度影响政策的倾斜力度，甚至将提出的意见最后变为了法律制度。然而，只要私人垄断资本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机器，派遣的政治人物，也就面临在中修党内被派系斗争所清洗的风险；一旦利益输送的情况在党争中被曝光，这些党外垄断资本家自身同样面临被国家机器无情清算和打击的危险。可见，非官僚背景的垄断资本是被拥有官僚背景的垄断资本所统治着的，付出的资本量也往往与收入的利润量不成正比，风险大收益少。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不贿赂政府高官呢？上面也提到过，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是因为中修官僚他们凭借国家机器，垄断了社会上最好、最优质的生产资料，将利润量最高、最能赚钱的部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允许社会企业插足。这就严重挤压了社会上的非官僚属性的企业的资本竞争空间，从而导致社会上的企业和资本在狭小的市场中竞争规模和竞争力度空前巨大。根据公开资料，这种竞争的强度可以从多个角度得到反映：
1. 金融体系集中度极高：截至 2023 年底，中国银行业前 100 家银行的垄断的资本占比约 95%，总资产占整个银行体系的约 90%，2024 年中国银行业前 100 家银行总资产合计为 319.25 万亿元[1]。显示出信贷与金融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大机构手中，中小金融主体难以独立生存[2]。同时，六大国有银行在 2023年末就已被披露，其资产规模合计约185.11 万亿元，占前 100 家银行总资产的 57.98%（约 58%） 这个比例意味着：在被列入前 100 家银行的那部分体系中，六大行就占据了将近 60% 的资产规模主导地位。 2. 资本市场寡头垄断：2023 年中国证券行业的集中度达到极高水平：前三大证券公司收入占比 32.7%，前五大占 46.7%，前十家占比更是高达 72.6%[2:1]。 3. 互联网与广告市场的头部垄断：平台寡头垄断效应明显，前四大互联网广告企业的营收占比超过七成，形成了对流量和市场入口的严密把持[3]。 4. 官僚垄断资本在并购与扩张中的主导地位：2024 年以来，国有资本在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中占据了相当比例，许多民营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被迫出售或并入国资体系，表明背靠国家机器的资本能够通过行政和政策优势实现扩张[4]。 5. 重资本行业的进入壁垒：在能源、电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凭借规模和政策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掌握了关键资源，而且享有融资与政策上的特权，中小企业进入空间极度有限[5]。
这样，社会上的垄断资本为了从本就狭小的市场中，取得资本竞争的胜利，仅仅加大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工的剥削力度还是不够的——这当然导致了，中国工人的受压迫程度也是世界少有的。如果在竞争中，我方没有背靠大树，对方搭上了政府的政策后门，我方便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对方只是付出了少量的资本，便趁机吞并了我方的生产资料和工人，扩大了资本规模，简直一本万利。在官僚垄断资本通过行政和法律优势已经占据头部垄断的位置，垄断了绝大多数的利润源泉和途径，剩下汤汤水水就成为了社会上的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争夺的对象，并不惜拼得你死我活、倾家荡产。为了在争夺汤水中占据优势地位，就不得不向官僚垄断企业妥协，容忍它们对自己占有的利润进一步的搜刮和抢夺。
这种政治经济关系，就决定了私人垄断资本家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金融—产业格局中，六大国有银行合计掌握了全国银行体系约 58% 以上的资产规模（2024 年数据），并牢牢控制着石油、铁路、电信、电力、军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核心部门。这些行业所产生的垄断利润，基本被官僚资本直接掌握，私人资本不仅无从插足，而且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土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长期依赖国家机器，形成了依附性的资本地位。
然而，依附性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官僚垄断资本凭借国家机器所占有的垄断利润，远远高于社会上中小企业甚至部分大型民营企业所能获取的平均利润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的统计，2023 年全国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约 2.6 万亿元，而同期民营企业整体利润率却持续走低，制造业、房地产、平台经济等多个领域出现大规模亏损潮。这种鲜明的利润差距，使得私人资本家对官僚资本“眼红”，不仅渴望分得垄断利润的一杯羹，更在现实中不断通过行贿、资本联姻、政策游说等方式，试图寻求靠近和掌握国家机器的机会。同时，官僚垄断资本在攫取垄断利润的过程中，往往通过金融压榨和市场政策把私人资本所能获取的平均利润进一步挤压。例如，有报告显示，在2022年，民营企业的贷款不良率也达 2.7%，高于国企 1.1 个百分点，在 2024 年，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利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1.5–2 个百分点，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始终存在，这直接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负担，使它们在资本竞争中处于劣势[6]。再加上国有资本通过“混改”政策吞并、参股民营资本，往往以“合作”的名义实现实质上的控制，进一步削弱了私人资本的独立性。
因此，私人垄断资本家的心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不得不依赖官僚垄断资本，成为其经济体系中的“附庸”；另一方面，他们又因垄断利润分配不均而心生不满。**这种依附与不甘的矛盾心理，正是当代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揭示了：私人垄断资本不仅在资本扩张上受制于官僚垄断资本，而且在阶级利益上始终处于被攫取和被统治的地位，这为未来的政治危机与阶级斗争埋下了伏笔。
综上可见，中国新资本贵族表面上是在老牌官僚资本贵族的压迫，仿佛一副“被统治者”的可怜模样。可事实上，这个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是无辜的，他们的全部存在与壮大，都建立在对工人阶级的赤裸剥削与血腥压迫之上。无论他们是依附在老牌的官僚资本贵族之下，还是在夹缝中求生，他们的根本出路都只有一条：从工人的骸骨和鲜血上爬出来，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
回顾国有体制改革的历程，这些新资本贵族与中修官僚是一拍即合的同谋。正是他们联手导演了国企的“改制潮”，以“减员增效”“优化结构”的名义，把数千万产业工人推向失业的深渊。无数工人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岗位和保障，瞬间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柱，造成了大规模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新资本贵族正是在这场历史性的灾难中，廉价吞噬了大量过去由人民共同劳动所积累的生产资料，把原本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他们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什么“创新创业”，而是来自对公共财富的盗窃和对工人阶级的掠夺。而在积累初期，他们靠的更是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生产造假、偷工减料，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一时间，假药、假食品、假农药、假化肥、假冒伪劣日用品充斥市面，成为新资本贵族血腥发家的见证。
更为可耻的是，他们在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并未就此收手，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资本规模，继续强化对工人的剥削。他们学会了利用金融杠杆与政策漏洞；学会了利用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向中修党学习如何掩盖和篡改自己发家史；学会了勾结官僚、行贿钻营，用资本和行政权力的结合把自己武装成更加坚固的掠夺机器。无论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加班加点累死累活，还是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这样的新型劳动者在算法与罚款中疲于奔命，这些新资本贵族都从中榨取着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
这种阶级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20 世纪 90 年代的苏修解体时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造就了一批垄断石油、天然气、钢铁的私人寡头，他们靠着瓜分苏修的国有资产和剥削工人一跃成为亿万富豪；拉美的买办资本，则长期依附在美帝国主义的金融与军事庇护下，一边出卖民族利益，一边在国内疯狂掠夺劳动人民。与他们相比，中国的新资本贵族走过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他们的财富积累不是靠劳动和创新，而是靠国家机器的庇护、国有资产的掠夺以及对工农大众的残酷剥削。因此，说他们“可怜”，无异于对工人阶级的极大侮辱。事实上，他们与老牌官僚资本贵族一样，都是寄生在人民血汗上的食利者，都是社会腐烂、病态和不公的直接制造者。这个阶级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他们从来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只是旧有剥削制度的延续与变种。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坐标上，他们不过是俄罗斯寡头、拉美买办等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新化身。
中国新资本贵族的“贵族”地位，在经历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压榨后，终于建立了起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与普通劳动人民之间极为悬殊的奢侈生活方式，这些奢侈程度足以让他们被称为“贵族”。他们拥有远超普通人能想象的消费能力。“高净值家庭”的住房常住面积平均约 270 平方米，不仅住得大，还住得豪华；他们购买价值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豪车已成为常态。仅“50 万元以上”的豪华汽车市场就在中国达到了 5800 亿元人民币 的规模。[7]他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也极具标志性：在传统奢侈品品类（服装、箱包、珠宝、腕表等），市场规模已超过 4900 亿元，而这些品类中只有极少数品牌、极小部分人群能够长期成为其消费对象。 此外，中国千分之三人口购买了约 82% 的奢侈品[8]，消费权高度集中于一小撮人手中。他们的奢侈不仅限于物质本身，还体现在体验与“身份投资”的消费上：豪华旅游、高端酒店、健康管理、私人定制服务等高端服务类消费正在快速增长，占高端消费市场非常大的比重。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新资本贵族，已经与官僚资本贵族一样，不仅在财富上远超普通人，在物质享受、消费方式、社会资源占用上也已经形成明显的“贵族阶层”特征——豪宅别墅、豪车游艇、消费标识、身份象征，这些都不是一般资本家、小企业主所能比拟的。
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革命”与其双重面目
但是资本家的贪欲永无止境，这驱使着他们力图突破中修官僚强加的桎梏，在政治上谋求更进一步。他们这个阶级也利用自己被官僚垄断寡头所剥夺剩余价值的地位，长期处在被统治地位的“可怜之处”，利用他们掌握的新闻媒体和舆论宣传，向社会上同样被中修政府排挤压迫，和官僚垄断资本所剥削掠夺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宣讲中国现代社会的“封建性质”和需要进步到“真正资本主义”，改变中国社会不具备“民主、自由和西方代议制”的局面，也就是说，新资本贵族一方面夸大自己的“可怜虫”的形象，一方面又利用中修法西斯主义和金融资本统治的黑暗，推出了自己的政治派别，大力宣扬中国仍处在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要求改变“无权者”的无权地位，推翻“中共”暴政，实现新资本贵族的政治登基和民主自由。
这一垄断团体，早已不甘心总是屈居于中修官僚的节制之下。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他们所掌握的新闻媒体，就潜移默化地充当团结私人资本家、开始渗透中修官方的新闻叙事、改造舆论格局。一方面，这些媒体在形式上紧紧依附于“爱国”的口号，打着“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幌子；另一方面，却在实质内容上不断美化欧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所谓“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社会”包装成先进、普世、值得中国学习的榜样。与此同时，他们也大肆推崇日本帝国主义的“企业文化”和“精细管理”，刻意回避日本对华的殖民掠夺史，甚至篡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历史，美化日本法西斯军队，把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描绘成“现代化”“值得借鉴”的道路。
在被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新闻、财经类媒体中，充斥着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吹捧，媒体热衷于把今日的资本繁荣与毛主席时代进行对比，刻意渲染所谓“文革十年动乱”“极端平均主义”“全民贫困”，却完全掩盖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当家作主的事实。他们以此来塑造一种舆论：好像今天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关系，才是“正常”与“合理”的。大量文章以所谓“市场逻辑”来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们把毛主席时代的公有制说成是“低效”“阻碍竞争”“抑制活力”，却只字不提那个时代全民就业、医疗教育全面普及、城乡差距大幅缩小的社会成就。更有甚者，他们把文革中工农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行动污蔑为“暴民政治”，把群众对走资派的监督说成“仇恨与毁灭文化”，借此来维护中修官僚与私人资本对群众的压迫制度；又从当时较为混乱的户籍制度和地摊文学中得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数据，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一口气屠杀了六千万中国人，把走资派干的反动之事一股脑堆到了毛主席头上。
这种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攻击文革的舆论策略，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新资本贵族与官僚资本相互勾连的意识形态工程。他们把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对文革的攻击、对当下资本主义的粉饰缝合为一个整体，把过去的革命经验彻底污蔑，把现在的阶级压迫合理化，把未来可能的社会主义复兴预先妖魔化。这无疑不反映了两个垄断集团共同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无比仇恨。
2010 年之后，部分自由派媒体开始频繁借用“普世价值”话语，推销“宪政民主”“三权分立”，甚至在微博、门户网站舆论中带节奏，暗示只有走向欧美模式，中国才有真正的“现代化”。这背后恰恰是新资本贵族的不耐与焦躁：他们既憎恨官僚垄断资本对金融、能源、通讯等关键领域的垄断，迫使他们永远只能分羹喝汤；又妄图借助帝国主义的舆论压力，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垄断权与资本地位。可以说，他们所推动的舆论和文化动向，是一种典型的依附性反抗，在物质基础上依附中修官僚垄断资本，在意识形态上却寄希望于欧美和日本的“制度样板”，向欧美帝国主义及其垄断资本投降，以此来冲击既有的统治结构。这样，他们不仅成为工人阶级的剥削者，也在事实上扮演了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代理人，他们也被群众和革命派称为“资产阶级自由派”。
习近平的上台以后，自由派媒体所宣扬的文化贬低和民族贬低，与中修彼时为谋求在国际上资本扩张而极力宣扬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中修政府迫切需要“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因此，自由派的历史虚无主义为灌输“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性要求造成了困难，清算私人垄断资本宣扬的意识形态迫在眉睫。一方面，中修官方媒体展开广泛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宣扬中华民族第一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与伦比优越性；另一方面，各个贴吧、论坛、短视频平台在中修官媒带领民族主义者的小粉红群体的冲击下，相继对自由派媒体展开了斗争，共同在国内网络平台上，清算和删除了这种贬低特色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言论。
经过了几年的网络平台的清网行动，国内舆论场上自由派遭受了强有力的围剿，运用强力手段取消了他们的发言权，知名的公知大V和粉丝众多的意见领袖也惨遭反噬，大批的自由派言论和分子惨遭删帖、封禁、噤声、线下抓捕等，他们不得不逐渐转移到了中国网络防火墙之外，在中修监管不到的油管、推特、电报……变本加厉组织起了对中修的反击。
私人垄断资本的宣传势力转移到了外网以后，在理论上更进了一步。在系统污蔑社会主义中国的同时，与现代中修政治体制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名义上借助对历史“正本清源”的目的，将社会主义和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却给蒋介石等独裁者摇旗呐喊并翻案，又别有用心地将社会主义中国和修正主义中国，将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修正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个整体。他们从各种地摊杂志中主观主义得出了，**既然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是穷凶极恶之徒，屠杀了中国人民几千万——他们表现的十分心疼劳动人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抛弃一党专政，这就是对恶魔毛泽东政治体制的继承，是没有一方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还变本加厉地压迫他们这些可怜虫。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完全反动，泯灭人性的，只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效仿日本帝国主义和欧美帝国主义的“真正的资本主义”，才能通过多党制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中国的民主自由与言论自由。
他们在外网的政治活动，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政治理论，并将外网的资产阶级平台作为据点，向墙内宣传他们的政治理论。“无权者”一词本来由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词汇，到了他们手里，根据中国的政治体制，把不掌握国家机器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首先纳入到了这个词汇的概念中去，迫切表明了他们对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的渴望。他们为了争取群众对他们的同情，还将被压迫人民遭受中修压迫的事实作为宣传“中共”暴政的出发点，将自己与被压迫人民统称为”无权者”，又把中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也一同纳入到了“无权者”的概念中，表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为一切被中修官僚和习近平压迫的“无权人士”发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并提出了，“全中国无权者联合起来，推翻中共暴政”的政治口号，企图在国内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将向往欧美民主体制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纳入到自己的影响范围。最终，受到他们影响的一部分人，在受到中修压迫后，也在国内一些地区张贴了“推翻中共”的标语，一些自由派学生还在疫情期间发动了被他们号称为“白纸革命”的非暴力不合作式的手举白纸的静站运动。他们将这些自由派人士视作民主先锋。
但是，他们却将真正的没有丝毫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无权者”视作“屁民”和“支那人”，仿佛不如猪狗。他们还将真正敢于通过行动反抗中修统治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分为了两部分进行谩骂和贬低。消极斗争时，会怒骂和嘲讽“支那人”的劣根性……用各种污言秽语否定群众的自发的不完美的斗争；积极斗争时，当群众提出了反抗资本压迫的口号，又立马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指责工人不知道向资本家感恩，要知道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工人的工作！随后继续谩骂“支那人”的劣根性。面对中国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他们又站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时期的立场，不仅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还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和“皇军”对“支那人”（引号的内容为自由派的使用用语）的屠杀。**这时候，“无权者”一家亲的口号也就失灵了，原来，无权者内部还存在着鲜明的等级关系。**被中修和资本压榨的这批无权者是“支那猪”，是被上层随意支配的猪狗；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这部分无权者则是民主革命先锋：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私人垄断资本家是无权者的领导力量。
可以见得，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是代表了私人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在政治上对中修官僚的压迫恨之入骨，却又忌惮中修官僚的政治力量，只有通过在政治上摇摆到外国帝国主义立场上，以近乎谄媚式的美化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攻击中修的官僚政治体制，希望获得外国的对推翻“中共”的支持，才可能走向外国的政治道路，无疑不是政治上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投降派。
**此外，这个阶级又要压迫无产阶级，又要利用无产阶级。**为了揭露“中共”暴政和宣扬西方民主制的优越性，他们利用起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被压迫的事实，只能假模假样地也把中国无产者纳入了中国“无权者”的政治范畴。但是，当他们需要剥削无产阶级，扩大资本积累的时候，他们又坚决反对中国无产阶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恶毒怒骂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贬低中国工人阶级自发斗争和侮辱中国底层人民，看不到和抹杀他们的革命潜能。从他们的口号与行动的矛盾表现上来看，他们提出的政治口号不正是从抹杀阶级斗争出发的吗？然而，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又正是对无产阶级的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自以为是提出的政治团体“无权者”内部，还是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全中国的无权者也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受到最深重压迫的最底层的无权者必然要站起来反抗这些有权有财的所谓无权人士，将他们纳入革命的对象。
三、“真正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孟什维克
近十余年来，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网络平台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各派别反复论战的焦点。一方认为，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修官僚是欧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时又是中国经济封建化的根源。被中修官僚所压迫的是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代表了民主革命的团结力量。反对派则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已经被社会主义中国消灭殆尽，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灭中国的三股垄断集团。至于这个争论，最后是被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基础的经济事实不可辩驳地确定了下来。现在，绝大多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小组，都承认了中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是联合专政的国家，他们也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理论上的批判，不能够代替政治上的清除。在革命小组这里取得的共识，并不能够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队伍，更不能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派别的理论共识。贵族们的笔杆子和喉舌，抛出了一套晦涩的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由于当下的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所以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还处在半封建化的阶段，必须通过推翻中修官僚的暴政，消灭私人资本家登基夺权的政治阻碍，并建立起资产阶级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创造条件。因此，现阶段的仍是民主革命阶段，被他们称为是大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资本家们，仍具有革命的潜能，中国应在推翻了中修以后，由“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发展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全民民主以后，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他们仿佛是把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制度看作是“真正资本主义”的化身，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代议制这种少数人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实行的全民民主，觉得中国还需要有一段欧美民主国家的“真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否则革命的条件是不成熟的。
从经济基础上来说，所谓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的剥削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真正资本主义”在我国也是存在的。不管是官僚垄断所有制还是私人垄断所有制，并且在这所有制关系之上产生的不同的资产阶级，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也是基于资本主义形成的两个前提。更何况，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集体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剥削关系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并占有剩余产品了。因此，尽管存在不同的垄断资本派别，但这种派别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客观的在我国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现在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他们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就不得不借助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就不得不用全民选举等各种进步措施来发展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与进步举措强行捆绑。也暴露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解停留在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时代。但是伴随1848欧洲革命以后，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了反动阵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对无产阶级给出丝毫的进步和民主的措施，一切的进步措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暴力斗争才能迫使他们推进。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和现在的私人垄断资本家的喉舌们，把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和选举上，却完全忽视无产阶级自身的武装斗争。这种老掉牙的修正主义观点，把希望寄托给资产阶级通过“真正资本主义”，大发慈悲将全民选举带给无产阶级的政党，然而，接受恩赐的政党，要么是被资产阶级消灭了，要么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代理人，也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路线。
到了二十世纪，东方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经济上，与民族资产阶级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政治上是软弱的，摇摆不定的，已经不能再充当东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了，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来领导。正如，国民党最初当时作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右翼已经和官僚资产阶级勾结在了一块，时刻准备着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在缺乏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和阶级斗争下，是时刻准备向封建买办和帝国主义投降的，充当帝国主义新的殖民买办。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屠刀和白色恐怖，有什么进步的举措吗？
我们生活的时代，也不是马克思的时代了，现在按照他们臆想的“真正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已经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真正资本主义”了。早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了垄断阶段，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的反动，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自由竞争时期的性质，丧失了所谓的“真正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遗留下来的议会制已经沦为了国内各个垄断资本家的政党相互争夺的玩具，代表中小资本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根本不可能在长达百年历史的代议制中继续存活下来，也不可能影响到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如果说在自由竞争下的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定的进步举措，但是在如今，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的进步性了，议会斗争的道路也再难以走通。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民主制度早就被垄断在了垄断资本家手中，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和中小资产阶级竞争，要搜刮更多的剩余价值，疯狂发行国债和滥发纸币对无产阶级实行强制性税收来补偿财政赤字；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服务于垄断资本对殖民地的输出方针。可以说，在如今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任何进步性，“真正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民主与自由在全世界都是不存在的。
至于，中国的私人垄断资本家，更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真正资本主义”的全民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体制，从他们残忍搜刮中国劳动人民便可见一斑。根本不需要对他们保持什么幻想，也根本不可能对口口声声侮辱中国人民的自由派有什么好感，相信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民主、自由的人，不如信我是秦始皇。
他们往往对无产阶级散布各种反动观点，“真正资本主义论”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他们在这个修正主义观点中宣称，无产阶级只有支持他们取得统治，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才能带来民主与自由。这种政治观点的新奇之处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与私人垄断资本争取政治统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在工人运动中寻求私人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这与维护中修政治统治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观点区别开来了，可看作是修正主义的新变种，中国本土化了的孟什维克派。
四、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使他们彻底丢丑
私人垄断资本在军事上不掌握权力，他们没有力量来反抗官僚垄断资本，并取得政治上的完全统治，因此，也就只能靠虚张声势和坑蒙拐骗的手段，打着揭露中修，团结群众的旗号招摇撞骗，狂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面对中修在经济危机时对他们主子的排挤，便愈发急火攻心，愈发暴露他们的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的真实面目。对于这类自由派分子，我们要坚决的斗争和批判，使得这些自由派的领袖们在群众面前丢丑。
在资产阶级自由派长期渗透之下，中修党内也就滋生出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利用中修官媒与自己掌握的新媒体，将自由派的政治主张灌输进了中国人民。被影响到群体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自由派欺骗而自发的；另一类，在被中修的压迫后，便去支持了私人资产阶级的夺权运动。后者往往是中小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工人贵族，这类人往往会在工人运动中散步支持私人资产阶级夺权的观点，企图改变工人运动的方向走。他们拥有公开宣扬自由派精神的知名博主，例如，外网的多伦多方脸、李颖是公开的自由派意见领袖；还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散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利用工人运动支持私人资产阶级夺得中修政权，他们则是混进工人运动运动中暗藏的修正主义自由派分子。
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已经在各大外网资产阶级平台中暴露出，他们浅薄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规律，只能运用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运用他们无知、粗鄙又擅长欺骗、胡说进行造谣污蔑，抹杀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他们面对完整、严密、科学的马列毛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前程的揭示，便对无产阶级反抗资本运动怕的不得了，又要乞灵于中修政府派警察镇压。这就完全暴露出，私人垄断资本及其走狗自由派，在面对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兴起之时，就立马找准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修站在同一阶级立场，为警察镇压工人运动欢欣鼓舞。
可以见得，中修垄断官僚和私人垄断资本家之间，是相互勾结又相互对立，在争夺垄断利润上相互争夺，但在面对工人运动时又相互勾结；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仅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还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资本家们的确畏惧和憎恶中修的抢夺，但又需要中修的政策扶持；但面对无产阶级，只有掠夺的狂热，以及面对工人罢工和讨要工资的惊恐，他们更是不可能真正带着工人闹革命的，工人的停工停产闹革命，就意味着利润的滑失、产线的停止、资本的贬值与倒闭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就要坚决反对工人革命以及任何的工人运动，只有依靠中修官僚的重压才能够维持自己的利润量。这就决定了，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只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而绝不可能是统一战线的战友。
既然两个阶级都相互把对方当成敌人，那就不要奢谈什么团结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了。至于某些同志认为，要善于利用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正确的。经过以上的全文分析，在中修官僚内部、中修官僚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私人资本的竞争中，矛盾和冲突无处不在，甚至有时还会演化为流血和政治事变。在革命形势发展中，我们就要善于发掘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并为促进矛盾激化创造条件，这就为革命的发展争取到了时间。这些同志又认为，应该去合作私人垄断资产阶级，这就已经是在自发的沦为他们的代理人了，这种观点也是现如今新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对待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应当基于一点，应站在被他们剥削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合作就意味着要向私人垄-断资本家妥协，接受他们停止工人运动的苛刻条件。**不可否认，或许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政治同盟的出现，但又会立马转瞬即逝。**暂时同盟的目的，也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团结他们手下工人的理由，接近群众，向他们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动勾当，从而在私人垄断资本家的工厂里争取更大规模的罢工。
总结得出，正如这篇文章批判和揭露的那样，对于自由派总后台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绝无和他们团结的任何可能，这个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自由派中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领袖，我们则要坚决的批判和斗争，揭露他们是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和附庸，目的是为了成为他们在工人运动的代理人，是中国的孟什维克主义。对于被自由派思想影响的落后群众，则要善于和他们做工作，善于在他们面前不遗余力的揭露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和它的走狗附庸的自由派们，使马克思主义加强对他们的影响。可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一定会被自由派思想的群众接受，因而往往可能会采取妥协的办法。注意，这种妥协不是在原则上的妥协，不是跑去支持私人资产阶级了，而是向这些群众妥协。我们的妥协目的也只是为了和他们加强联系，并在每一个自由派领袖出丑瞬间和私人资产阶级暴露的时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争取他们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是不断在和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将被形形色色错误思想影响的人拉拢到我们方面了，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持久的人民战争，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服务。
新兴的资本贵族的登基美梦，恐怕最终归宿，只能是在未来的人民革命中，轰然碎裂化为一地齑粉。
五、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支持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人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忽视的问题：现在的中国社会是法西斯主义专制，没有任何的民主氛围，这难道不是在说明，中国需要先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吗？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也确实切中了中国现在政治的专制氛围，压抑着社会非统治阶级的一切阶层的民主权利，尤其是无产阶级则完全没有任何的民主和自由，其悲惨处境与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形式上看，此时与彼时的中国人民都没有民主，都遭受专制制度的残害，既然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现在就不是反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了呢？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三者相互勾连，形成了对中国人民极其沉重的压迫体系。封建地主依靠落后的土地制度残酷剥削农民；官僚买办依附帝国主义，依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压榨工农；而帝国主义则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与文化控制，直接阻碍中国的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三重压迫下，中国社会的专制统治既带有封建性的落后，又裹挟着殖民地式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彻底扼杀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权利。因此，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倒官僚买办资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只有摧毁这三座大山，人民才能获得最起码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也正因如此，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核心目标，就是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基本任务。
可见，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消灭殖民地和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而绝非仅仅为了实现抽象的民主权利。一场只为追求民主权利的运动，必然找不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无异于脚痛医脚、头疼医头。 只有三座大山消灭了，建立了工农联合专政的国家，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才能保障。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将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封建专制的罪魁祸首，而不是简单以建立民主制度为革命任务，这样，才能够为建立民主制度指明前进的方向。如果仅仅看到民主制度的缺失，却看不到造成这种缺失及中国不民主的阶级根源，那就相当于盲人摸象，给各种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留有反扑的余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刘少奇和王明便提出的“走联合政府的议会道路”，要求向蒋介石政府缴枪投降，从而背叛革命，如果这样，中国便可能彻底丧失一切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
显然，如果我们要反对中修的独裁专制，我们也不能在民主问题上绕圈子。中修独裁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根本原因，但是中修并不是封建化的地主官僚，他们不采用封建地主剥削农民地租的方式，而是采用操纵金融、垄断市场、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也即采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才建立起的独裁。可见，中修独裁是与蒋介石独裁相区别的，是完完整整的垄断资产阶级独裁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蒋介石封建买办政府和帝国主义才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现在还有什么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可以推翻的吗？造成中国专制和民主气氛压抑的罪魁祸首，已经不是封建政府，而是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垄断资产阶级才是导致中国劳动大众不民主的根源。即使中修官僚垄断集团下马了，新上台的私人垄断集团也不可能彻底消灭中修政治经济力量，只要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存在，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都必然要系统性地抹杀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任何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实现。
现在，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即封建地主与官僚买办）已被历史所消灭，而民主革命过去的支持者——资产阶级却在帝国主义时代成为了民主制度的敌人，民主革命在当今中国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为敌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利用‘民主革命’这一错误口号，将无产阶级的斗争引向歧途，使其沦为资产阶级内部派系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 因此，想要消灭中修独裁，只有消灭中国不民主的根源，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人民的普遍大民主才能重新回归。
不过还要给这些爱思考的人们一个定心丸，**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中国已经经历了资本主义复辟，社会制度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方面都遭受着资本压迫，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目标；另一方面，中修官僚垄断集团依靠法西斯主义手段维持其统治，极度压制人民的政治自由，甚至连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权利都不敢保障，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必然带有反专制、争民主的内容。
任何革命都存在一个主要方面。就当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而言，尽管它包含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但其根本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任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民主革命。必须明确，民主革命任务在今天已经完全从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那种虚伪的、服务于资本统治的民主——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必然走向其政治反动的反面——而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对广大劳动人民政治地位和监督权利的真正落实，对剥削阶级的任何反抗坚决镇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狭隘范畴。
当我们说，今天中国革命包含民主革命任务时，并不是说它依然具有独立的、平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而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这些民主任务将被一并解决。中国的革命目标，不是停留在“重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而是直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面貌所决定的：无论是官僚垄断资本，还是私人垄断资本，早已彻底丧失任何进步性，成为工农大众的死敌。他们与国际垄断资本相勾结，不仅对内加紧剥削、掠夺，还对外进行资本输出，谋取殖民地式的高额利润。这样的阶级不可能在历史上承担任何进步作用。由此可见，唯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当代中国的革命。
进一步说，一部分支持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革命的人不承认中国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顽固地坚持中国还是两半社会的观点。可见，关于革命性质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判断，还更是一个检验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马列毛主义者不能抛弃实事求是，要去看阶级现实是否如此。中修的社会帝国主义已经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在国内，它以压低工人工资、榨取剩余价值、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来搜刮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它通过资本输出、债务陷阱和商品倾销来掠夺第三世界，攫取巨额垄断利润。这些事实每天都在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血汗中体现出来。相较之下，那些自称“难以接受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声音，不过是为维护他们的阶级幻想与民族虚荣，而对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今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修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既包含民主任务，又超越了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其根本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民真正的大民主。这一性质决定了当代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任何幻想依赖资产阶级来推动所谓“民主化”的道路，都不过是修正主义的可笑谎说。这条道路连同那些狂热的自由派本身，最终都只会被中国革命人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中国伟大的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彻底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