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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政府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震天响口号，他们宣称，“各国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美好未来的全球治理理念。”在这个美丽的蓝图下，无论是帝国主义各个国家，还是少数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像苍蝇不断吮血的贫困落后的被殖民国家，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地球和平的维护者，主张在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或被殖民国家建立合作共赢的外交关系，建立平等互惠的经济往来，应将各个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冲突化干戈为玉帛，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的重要场合多次反复地提出这个口号，当然是因为这个口号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的重要。口号为各个国家构建出了一个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仿佛已经彻底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冲突和民族压迫的永久和平的蓝图，然而，现实却是中美帝国主义战争争霸已经一触即发的地步，帝国主义愈发渴望更多的殖民地作为自己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之地，同时又加紧压迫自己所统治的被压迫民族。这又与口号提出的美好愿景格格不入，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政府正虎视眈眈地垂涎台湾，又对日本、菲律宾、印度……多次爆发武力冲突，仿佛日益主动变玉帛为干戈，发动战争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定。那么，这个口号的提出，难道是中国政府对外表达一句空话和假话吗？
如果是一句假大空的话，又怎么可能从2007年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又被习近平多次强调——可见这是整个中国的官僚垄断统治集团的共识——甚至在十年后写进了中修党的党章和国家宪法呢？显然，口号对于中修党而言，是异常重要的。
口号强调，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应当做到互利共赢和平等互惠，要求在政治和外交关系上，不同民族之间要保持良好的和平与稳定，只有保证与中国贸易的地区的和平，才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这就又引出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口号：“和平与发展”。两个口号，都在强调和平发展，这与欧美帝国主义和俄罗斯帝国主义主动且不断挑起侵略殖民战争具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显然仍不断运用旧殖民主义，发动武力殖民侵略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在中国提出两个和平口号试图将自己塑造为全球和平的捍卫者；美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将中国视作假想敌，直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威胁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全球和平的主要威胁；但中国统治者仍然坚信“和平与发展”。
这两个口号采取的字眼是多么伟大，中修党将和平的口号喊了几十年，我们也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中国不断在国际上叫嚷和平、兜售发展呢？
上世纪中修借口越南军队骚扰我国广西地带，对越北实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武力破坏了越北的经济，但又被越南人民以反侵略的名义赶走以后，加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过剩资本和“产能过剩（生产过剩）”愈发增加，迫切要求以“和平”手段对外扩张，中国后来也逐渐停止了这种损害国际形象且吃力不讨好的旧殖民主义。1978年开始，设立了对外经济贸易部，允许部分国有企业在境外设立代表处或贸易机构，不过规模极其有限，还不能称为系统性的资本输出。80年代初，国务院批准了第一批中国企业在境外设立合资企业，算是最早的正式“走出去”。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在香港、东南亚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贸易型企业。1985年，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现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外经贸合字〕第19号）[1]。该文件，是中国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明确规定了企业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流程、管理要求和条件限制，实质上确立了“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原则，这一文件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从零星输出转向制度化管理。90年代，邓小平结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的官僚指令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阶段，要求进一步招商引资与增加外汇储备，而这也为未来国内大规模过剩资本利用外汇对外投资创造了物质条件。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出口迅速扩大，外汇收入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1994 年国家实施外汇体制改革，统一官方与市场汇率，强化外汇管理，外汇储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历史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等），1991–1993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处在相对较低水平，基本维持在 200 亿美元左右（1991 年约 217 亿美元、1992 年约 195 亿美元、1993 年约 211 亿美元）；到 1994 年跃升至 513 亿美元，1995 年达到 742 亿美元，1996 年更是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约 1050 亿美元）[2]。在此期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依然很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2000 年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 278 亿美元，年均仅 14.6 亿美元，90 年代中期每年大致在 1–3 亿美元的水平。
这种对比清楚地表明：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为中国政府提出“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 1990 年代中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尚不足以与 2000 年后的“走出去”战略相提并论，但这一阶段的外汇扩张，事实上已经为后来的大规模资本输出奠定了必要条件。到了20世纪，截至2012年，中国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并取得了年均对外达351亿美元的直接投资额[3]。
除了外汇储备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货币资本的投资提供了准备以外，国内资本主义工业扩张出现部门性产能过剩（钢铁、水泥、轻工业品）及出口驱动下的产业生产迹象。
1990年代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速约10%），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导致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和轻工业品（如纺织、电器）生产快速扩张，但国内需求跟不上，形成“结构性”生产过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激增（1999年出口额达19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但产能利用率[4]在部分行业降至70%以下，在1990年代末，中国部分行业（如钢铁、水泥、轻工业品）出现生产过剩，产能利用率较低（如钢铁约48%，水泥约60%），出现闲置资本和价格下跌迹象。
具体案例：
钢铁：1999年产能约2.5亿吨，实际产量1.2亿吨，利用率约48%，过剩严重，受出口推动（1999年钢出口超1000万吨）。 水泥：1990年代末产能超5亿吨，利用率约60%，轻工业品（如纺织）类似，出口依赖度高（占总产出30%以上）。
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市场容量已无力实现重工业的生产规模，导致了工业资本的过剩，中国的垄断企业日益迫切的要求对国外市场的扩张。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贸顺差激增，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国内钢铁、电解铝、纺织、玩具、电子组装业等行业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巨额外汇储备成为资本过剩的标志，推动对外投资增长。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1-2008）、国家统计局（2001-2008）、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08）的分别报告：
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2128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的1.95万亿美元。 2004年起，OFDI（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长，2007年达到265亿美元。 产能过剩行业：2008年，钢铁产能利用率降至约50%，电解铝和纺织品同样面临过剩压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加剧钢铁、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资本输出的需求急剧增加。“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起）推动OFDI快速增长，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规模均达到历史高峰，并日益攀升。 根据商务部（2009-2016）、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2016）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分别报告：
OFDI从2009年的565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960亿美元，存量突破1.8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于2014年达到峰值3.99万亿美元，体现资本过剩规模。 产能过剩加剧：2009–2014年，钢铁产能利用率维持在60%以下，电解铝产能过剩超2000万吨。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无论是外汇储备达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过剩，足以为超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任何的外汇支撑；还是国内重工业与轻工业普遍出现的生产过剩，迫使工业资本要求向出口型经济转型，充当新的世界工厂。如今，国内市场被官僚垄断集团、私人垄断集团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瓜分下，有利可图的利润洼地日益削减，中国人民在这三股剥削压迫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减，已经无力消费市场上全部的商品，可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资料商品和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却在资产阶级竞争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中日益趋近无限性。中国人民已经无力承担在华的全部企业生产的全部商品，**这意味着国内剩余价值越来越难以在中国内部实现，资本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消化。**此时，从大规模的资本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严重过剩的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这都需要海外市场的取得，需要投资地、需要殖民地，需要“走出去”。
中国在新世纪以后，三大垄断集团对中国全部市场的全方位的瓜分与垄断，旧市场已经被大机器工业所占据，新市场又立马被国内的垄断寡头所把持，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市场，辛迪加运动、托拉斯运动甚至康采恩运动无不催生保持垄断和领先的“领头羊”企业。更由于中国有特色的国情，官僚垄断寡头们更是运用暴力机器与金融资本为自己垄断和统治中国的经济命脉服务，国家各大银行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为自己对某一行业的垄断提供源源不断地货币支撑，使得官僚垄断集团与其他垄断集团的竞争中天然具有本土优势，这更加剧了中国的资本集中和垄断程度。中国的市场已经被三股垄断寡头分割完毕，其中官僚垄断集团与外国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剩余价值有多少能被保存在中国，并转化为新的资本。中国的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不同规模的垄断集团彼此竞争，为了吞并对方的市场份额和取得超额利润，不断追求对技术革新、加强压榨，以便在垄断资本的竞争中胜利，这也导致了中国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上升和更大规模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的生产出来，这也带来了整个资本市场平均利润率的下跌；为了消散市场中积压的商品，又不得不降价出卖或摧毁过剩商品和生产资料，使商品数量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
毕竟中国市场就只有这么大，而且早已被瓜分完毕了，平均利润率下滑的同时，大量的商品已经过剩，大量的资本已经无法再国内寻到出路，经济危机的阴霾已经重新笼罩到了中国每一个资本家的心头。
中国超大规模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怎么才能平稳地走到别人家里呢？通过像美帝和过去苏修一样发动侵略战争吗？中修党经常说，以史为鉴。上世纪，美帝、苏修在二战后，先后发动了侵朝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但为这些帝国主义带来了什么利益了没有？中朝人民、越南人民、阿富汗人民……一切被侵略殖民的民族先后站起来，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终于还是把美帝、苏修打跑了。美帝耀武扬威地维持国际霸权结果却是，军费长期超支，国内反抗运动此起彼伏，长期的战争使国内经济长期衰落，美元丧失霸权地位；苏修在80年代在欧亚大陆拥有数不清的坦克、飞机，仿佛它们震一震，地球都要跟着晃动，最后还是深陷阿富汗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对苏修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落得一个全面撤军任何有利的殖民利益都没占到的下场。新世纪的帝国主义旧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无论是美帝、北约还是俄罗斯，在发动战争以后都长期陷入到战争的泥潭中，造成国力的衰退。
西方帝国主义的例子历历在目，“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路完全不同”[5]，“不走历史上一些国家通过殖民、掠夺、战争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开放、合作、绿色、共享的新路。”[6]“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是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既然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走起来有危险，而过剩资本的对外输出又迫在眉睫，被中修头子习近平吹捧为“开放、合作、绿色、共享”的新殖民主义，便成了新世纪后资本输出的首选。
1980年代—1990年代初，“走出去”战略尚未提出，对外投资主要以侨资、外贸公司为主。香港是最早、最大规模的投资目的地，原因在于地缘接近、金融体系发达、法律环境透明，同时又有大量华人资本作为中介。除香港外，部分投资也流向东南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利用华侨资源和区域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初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几乎全部集中在香港。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9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约40亿美元，其中超过70%流向香港。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房地产、贸易中介和金融服务业。香港与内地在位置、文化和商业环境上的接近，使其成为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天然跳板”。199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为次要目的地。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在东南亚进行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商务部的历年统计显示，1997年前中国在东南亚的对外投资累计不足10亿美元。投资领域多为制造业和贸易型企业，往往依赖当地华侨网络。这一时期的投资规模有限，但为中国资本的区域化扩张提供了经验。
1990年代末，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1999年达到1546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为资本的“走出去”奠定了物质基础。此时，中国企业开始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布局，投资能源、矿产等资源型项目。虽然200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仅9.16亿美元，但标志着资本流向已不再局限于香港和东南亚，而是开始触及全球资源市场。
由此奠定了21世纪初“走出去”战略的基础，即从以香港为核心的区域投资，逐步转向全球资源配置和并购扩张。直到今日，香港仍是中国资本对外投资存量最大规模的投资地，大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际上是 “经香港出去”，企业先把资金投到香港子公司，再由香港购买不同企业的债券、股票和跨国并购，最终将资本转投到美国、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国家。
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2001年加入WTO后更加明确）。此时中国资本输出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根据中国商务部（MOFCOM）官方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在2001年约为68-69亿美元，到2010年跃升至688亿美元，增长幅度接近10倍（具体为约10.1倍）。这一增长反映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走出去”战略的加速实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积累为对外投资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这一时期，中国资本已经不再局限于香港和东南亚。第一，将更多的资本集中在支撑中国工业发展的所谓“资源型国家”，也即以取得原料产国的原料垄断权作为投资的目的——在非洲、拉美、澳大利亚大规模投资石油、矿产和能源项目，如中石油在苏丹、安哥拉的油气田开发；第二，并购帝国主义企业，扩大对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利用跨国并购对这些国家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中国企业开始在欧美并购制造业、金融服务和科技企业，例如联想收购IBM PC业务（2005年）。第三，利用“中介型”地区的资本投资便利条件和税收优惠政策——香港、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继续是中国资本的主要落脚地，既有转口贸易功能，也有税收与金融便利。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为国内过剩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寻求投资场所，吞并帝国主义国家的落魄或优质企业，直接向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在其他帝国主义本土与这些国家争夺剩余价值；进一步垄断和撬动原料产地的原料市场，支撑国内工业制成品的原料需要，因此，主要投资的对象集中于亚非拉等殖民地国家，中国也与其他帝国主义展开了争夺原料产地的竞争，在争取低廉的矿产原料与农作物市场的同时，又将这些国家作为过剩商品倾向的直接场地，并为“一带一路”战略中在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设厂和创办产业园提供了经验。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外投资进入制度化与战略化的新阶段。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1961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国（UNCTAD数据）。在中亚、东南亚、非洲大规模修建铁路、公路、港口、电站。中巴经济走廊、中俄天然气管道、非洲油气合作项目相继建成。产业园区与制造业转移，在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等地建立工业园区，推动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
根据《China Briefing（中国简报）》的《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Trends: Sources, Destinations, and Key Sectors （中国境外投资趋势：来源、目的地和重点行业）》[7]提供的数据，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8.7%，达到1773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2024年前8个月，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同比增长12.5%，达到7895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算为1109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4年前8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人民币7894.5亿元，以人民币计算同比增长 12.5%（以美元计算为1109.9亿美元，增长 10.6%）。中国投资者对 151 个国家和地区的676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直接投资，总投资6692.4亿元人民币，增长14.3%（按美元计算940.9亿美元，增长12.4%）。
亚洲截至 2023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 2,014.84 十亿美元（单位），占全球总存量的 68.2%。 亚洲是中国对外投资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尤其是香港，占亚洲区的大部分；其次是东南亚一些国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 拉丁美洲存量约 600.8 十亿美元，占总体的 20.3%。 其中很多投资通过中间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流向拉美国家；但大部分资金集中在少数目的地。 欧洲存量约 147.68 十亿美元（单位），约占 5%。在欧盟国家中，中国对荷兰、英国、德国、瑞典、卢森堡等国投资较多。 北美洲存量约110.11 十亿美元（单位），约占 3.7%。 投资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近年因地缘政治等因素，流向有波动。 非洲投资存量较小，但增速较快。例如 2023 年对非洲的ODI 流量（或新投资）约39.6 十亿美元（单位），是上年同期的 ~2.2 倍。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正在增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园区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比重在近几年上升。2023 年占比约 23%。 这些国家成为中国境外投资重点之一，政策支持力度大。 以上数据取自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简报》的报告。
今天，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完成了它的全球战略化布局，投资也从第二阶段的从过去主要流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逐步向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转移，尤其东南亚，以及非洲与拉丁美洲。香港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存量集中地之一，亚洲大部分资本投资都是通过香港或流向香港相关企业或机构，再通过香港实现对东南亚、中亚和“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实现资本网罗。中国的资本运动也逐渐完成了向在当地建立产业园区、设厂、修建基础设施，这种直接的债务与资本输出的转变，当地的工矿、交通、金融、贸易、房地产、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等成为主要资本流向。中国企业和中国的银行通过债权控制、跨国并购……诸多手段侵入到了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中国政府又以“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援”的名义，向“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输出了大量的债务关系和借贷资本，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沦为中国的债务国，被“援助”和存在债务关系的国家，也不得不将本国市场、原料、矿产作为交换条件。毛主席早已指出，帝国主义的援助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8]可见，**中修的新殖民主义不是不侵略，而是以贷款、投资、债务陷阱、基础设施控制代替直接军事占领。**中国也就取得了对这些国家的垄断地位，迫使这些国家在外交与政治上不得不服从于中国的政治统治，作为中国的殖民地或仆从国。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赞比亚铜矿、印尼镍业……都是以资本为工具的殖民，而不是坦克大炮。
中国的跨国公司是作为中国对亚非拉国家实行资本输出的强有力工具，各种“中”字头的企业和中国的商业银行纷纷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起分设机构，就像蚊子叮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躯体之上，将该国的垄断利润和社会财富偷盗回中国。中国在亚非拉地区的跨国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代表性企业如中石油、中车、中建通信、中信集团和中铁等，截至2024年，中国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1,628亿美元，同比增长10%。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39亿美元，同比增长11% [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33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23%[10]巨大的资本投资也在中国从亚非拉地区，取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
亚洲
据统计，亚洲是中国OFDI的最大目的地，占全球OFDI的60%以上。2023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达154亿美元，聚焦数字经济、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如印尼镍矿项目、泰国高科技园区）[11]。 东南亚制造业投资平均ROI（投资回报率）为8-12%，高于非洲。例如，中国企业由于在越南的电子组装厂的低廉的可变资本成本，年利润率达10%以上。[12]中亚能源项目（如哈萨克斯坦油气）回报率约12-15%，但受油价波动影响。
非洲
2023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达39.6亿美元，累计存量超3000亿美元，资金流动在 2008 年达到 55 亿美元的峰值，这是由于中国工商银行（ICBC）收购南非标准银行 20%的股份[13]。主要在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矿业（铜、铝），顶级目的地包括尼日尔、南非、安哥拉和摩洛哥[14]。基础设施项目（如埃塞俄比亚轻轨、肯尼亚蒙内铁路）占主导。 矿产资源项目回报率高（10-15%）如安哥拉石油投资年回报超12%，但基础设施回报较低（4-7%）。整体平均ROI（投资回报率）约6-9%，部分企业（如中国有色矿业）报告利润率达8%。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后，绿色能源投资（如太阳能农场）预计提升回报至10%以上。
南美洲
拉美是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2000-2019年累计投资超2000亿美元，2023年流量约100亿美元，聚焦能源、矿业和电动汽车（如巴西锂矿、秘鲁钱凯港）。自2015年起，投资从资源转向高科技（如墨西哥电动车组装）。[15] 总体回报率中等（5-10%），矿产资源项目（如委内瑞拉石油）可达12-15%，但基础设施回报较低（3-6%）。中企在拉美形成“特有经营范式”，平均年利润率约7%，高于全球平均。2025年中拉峰会宣布90亿美元信贷，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投资回报。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殖民地的殖民掠夺活动，可谓是有目共睹，为了从被压迫民族攫取支持本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的原料，它们的殖民双手也沾满了无数殖民地人民的鲜血。从芬兰毛主义组织揭露的那样，中国与芬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围绕着钴展开了争夺，又将童工和工人置于中国的暴力统治之下，“钴也被用于其他电池，如电话、笔记本电脑等的电池。因此，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材料。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像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被压迫的国家被战争和苦难所蹂躏。30%的生产来自手工劳动，这是在黑色经济中完成的，其中普遍存在童工。这些手工挖掘者平均每天赚取1-2美元，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将自己暴露在有毒的钴中。矿井坍塌和事故很常见。同时，他们被中国公司的守卫射杀和恐吓（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儿童被迫非法采矿以养家糊口。尽管如此，占世界钴产量70%以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世界上第四个最贫穷的国家。这不是帝国主义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半殖民地的屈服？在这场游戏中，芬兰帝国主义是 ‘更大 ’的玩家，因为芬兰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钴加工国。”[16]显然，中国的“爱好和平”的口号，已经日益被中国的垄断资本对殖民地的垄断利润的贪欲所撕破，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已经看穿了中国的真实面目。
现在的中国，像剥削刚果工人一样，剥削和压迫着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外的资本输出也构成了中国垄断资本实行政治统治与金融剥削的坚实基础，为了更多的利润，中国企业不仅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残忍压迫剥削当地人民，还不可避免地与欧美帝国主义在争夺殖民地垄断权和殖民利益时必然爆发出冲突和摩擦。正如列宁所说的，“从经济上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垄断一切，就不仅要从国内市场(本国市场)上，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上把竞争者排除掉。”[17]中国的资本家参与进瓜分世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18]中国资本参与进对世界的瓜分，确实不是依靠武力，但却按照中国庞大的过剩资本，利用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运解放运动，按照资本趁机实现了对该国的经济殖民，中修利用民族解放运动实行新殖民主义，迫使主导民族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依附于中国，并在中国资本的一步一步的入侵下培植出自己的买办阶层，开放本国市场方便中国资本的涌入，破坏本国的经济结构和民族经济的独立性。例如，2022年，中国对非洲出口纺织品服装总额约 208亿美元，相比2017年增长了约28%。2025年1-4月，中非纺织服装进出口额 7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19]。中国纺织业早年资本扩张很快，劳动力成本优势使低价纺织品、服装有出口能力。这类产品在非洲市场与当地产业竞争时，常被本地的知识分子批评为“低价倾销”或打压当地衣服业。2022年，中国向非洲出口鞋类产品达到约 51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约45%[20]。箱包等也被列入主要出口品类之一。这类商品制造成本低，适合大批量出口，容易占据市场并形成有力地竞争优势，压制当地手工或小规模产业等民族企业的发展，迫使非洲当地在生产上依赖于中国。中非贸易结构中，中国对非洲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劳密产品和钢材等。出口增长还包括“船舶、电动汽车”等工程或机械类设备（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带动）[21]。部分钢材、基础金属或重型机电设备在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等）时，有向非洲输出以寻找市场甚至倾销的趋势。
可见，国内过剩的商品资本迫切要求海外殖民地作为自己的出卖场所，中国强大的生产水平要求中国加强对殖民地的垄断，在保持中国市场的前提下，从中国出发编织出横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殖民网络，不仅要求利用借贷资本强迫殖民地的民族政府或买办服从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作为新兴帝国主义成为了这些殖民地的统治国之一。这也导致了中国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不是兄弟民族的关系，完全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是强迫被压迫民族服从中华民族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是根本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贸易与民族关系。显然，中国也早已成为了帝国主义食利国之一，成为了叮在数亿人民头上的寄生虫。
列宁说的，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世界上被划分为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极端正确的，因为列宁讲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之上，形成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中华民族过去是热爱和平，真诚把其他各被压迫民族以及压迫民族里的无产阶级作为我们自己的亲兄弟，不要任何回报的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这时中华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宁可自己辛苦一些，也要推动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实现全人类的革命解放。然而，当以邓小平为首的中修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将社会主义中国，变为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中国以后，中华民族的性质就被民族的主要方面，也即垄断寡头的掠夺性质所决定了，这时起，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已经不是共同革命的兄弟姐妹关系，而是赤裸裸的竞争关系、甚至掠夺关系。垄断集团与当地的买办政府，从殖民地国家和被压迫民族攫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将贫困、饥饿与经济畸形留给当地，而垄断利润的一部分又为本国形成了一批维护中修反动政治统治的工人贵族阶层，又为中国的军费开支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援，培养出了一批捍卫中修法西斯主义利益的军队和警察，实行对内维稳镇压与对外捍卫殖民利利益、震慑殖民地人民、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任务。这时候，中华民族不是被压迫民族民族解放的敌人是什么？中华民族不是压迫其他的民族是什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基于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条件，尽管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也是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这个地区由于受到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使得本国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被帝国主义搜刮走了，所以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被帝国主义用来搜刮当地劳动者的工具，比如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换句话说，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是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建立不只是垄断，更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输出之上，因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尤其是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被殖民国的资本输出，就会刺激该国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刺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的发展。只不过，在不同的殖民地国家，不只是光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对当地人民专政。
正如，官僚垄断集团们是将殖民地的买办政府作为他们的政治军事同盟，共同划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剩余价值或垄断利润，将本地的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作为了共同统治和剥削人民的工具，可见，命运共同体讲的只是，剥削阶级同盟的共同镇压人民，或被革命共同推翻的命运。
正如印度共产党（毛）在2021年出版的《中国：一个新的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中写道：“中国虽然还没有在帝国主义的重大战争中露面，但在镇压革命斗争、干涉内战、人民起义、民族解放斗争方面，中国一直都在积极地支持当地政府。乍得总统伊德利斯·代比承认台湾政权的合法性，并在其几乎刚开始与台湾在石油领域达成合作后，中国便在外交、军事与经济上支持了反对他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并凭此重新组建了一个“亲中派”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干预了世界上许多军事冲突。例如，他们在斯里兰卡打击猛虎组织战争中给予了反动派政府武装大力支持；为使南亚各势力力量的据查倾向于中国有利，中国战略性地将核武器转交给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也受到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间接或直接的干涉。中国帝国主义通过对非洲进行特殊的政治、外交支持、军事顾问指导以及外交人员干预下的军事训练来进行干涉；并同时将其军火装备销售或供应至存在其利益的国家，来加以巩固其在这片大陆上“殖民者”地位。从这一方面看，中国帝国主义已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别无二致，甚至已经成为了最活跃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到了二〇一二年年，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世界第三大军火销售商。”可见，中修的新殖民主义，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仍然需要为当地的亲中的买办资产阶级间接或直接援助军事装备和培养军事军官等，通过买办政府出动武力捍卫中国资本的殖民利益。
中国资本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实现对亚非拉等的资本输出，并参与了对欧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中，保持了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朝鲜、阿富汗、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等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丧失掉他们原有的独立地位，或者从其他帝国主义手中争夺到自己手中，服务中国资本在本国部分或大部分市场的独占地位，服务他们打击本国的民族企业与劳动人民。
活跃在当地的“中”字头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不仅对跋山涉水的来到当地的中国工人实行远超其他帝国主义的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例如，2024年，巴西的比亚迪的中国工人，平均31人使用一个宿舍厕所，甚至公司扣押了工人的护照，强迫工人劳动并扣留工资的60%；2011年，赞比亚的中国国有铜矿公司（如中国有色金属矿业公司CNMC旗下矿场），矿工经常被要求在危险环境中作业，通风差、保护设施不完善；工作时间极长（12小时甚至18小时班次）；如果拒绝在危险条件下作业，可能被解雇或惩罚……中国资本又与当地的买办资产阶级狼狈为奸，忽视当地和中国的劳动法规，逼迫中国工人接受极长的劳动时间、极繁重的劳动强度，剥削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对本地工人更是不拿他们当人看待。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用当地枪支管制松懈的法规，培养出一批专门用来看管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的雇佣兵或管理队，依靠枪支对工人实行超经济强制，强迫工人劳动，强迫工人接触有毒物质等等，又以远低于当地的物价标准给工人发放工资。2020年，津巴布韦环境法律协会报告称，有矿工因要求支付拖欠工资与良好工作条件被中国矿主处以射击（Reden Mine 一案），矿主在两人要求拖欠工资后近距离开枪射杀了他们。两名工人都受伤，其中一名下巴中弹，另一名腿部和大腿中弹的工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22]这种暴力胁迫劳动，与暴力拒绝支付工资，也就为中国企业节省了一大笔的可变资本，也即工人工资的费用。这就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创造了优势地位，可以以极低的生产成本垄断到质量极高的原料和低级加工品，并在回国后用较高价格出卖。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家与私人垄断资本家便从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身上大赚特赚，赚来的一部分利润，又作为当地买办保护中国企业的报酬，向政府允许中国企业的为所欲为表达感谢，同时，中国在国内也积极为这些买办子弟提供了超国民待遇继续拉拢他们，在这些国家系统培养出亲近中修和中国企业的投降派，方便他们支持中国企业对本地的压榨与剥削。
中国的资本家和当地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在一块，形成了一个共享殖民地被压迫人民血肉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分割了劳动人民创造出的社会财富，在利润分成的谈笑间，不断有违背中国资本的工人被枪杀、被鞭打，在高强度高时长的劳动中残疾和丧失生命。每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工人和殖民地工人的鲜血！
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想要取得解放，就必须正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殖民地数亿人民的压迫民族的事实，必须正视殖民地被攫取的数亿万剩余价值，是被用来加强了中修法西斯主义政府的暴力机器和统治基础，勾结当地一切反动派加强对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压迫了。这就导致我们与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阶级的敌人，也即中修垄断资产阶级。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既然是通过新殖民主义，成为了压在世界人民头上的吸血鬼怪物之一，那么在运用新殖民主义时，中国也就与被压迫民族形成看似和平、平等的关系，却又深深浸透着剥削与压迫的民族统治的关系，这就不得不导致，一方面是中国资本家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又必然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现如今，这种被阶级斗争所支配的民族斗争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关系的所有内涵。
朝鲜的金家王朝看似是实现了对朝鲜经济命脉的全方位的统治，然而，朝鲜的商品经济是高强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往来，不仅与朝鲜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绝大多数来源于中国，货币上人民也更加倾向于信用更高的人民币，而抛弃本国的货币。据在朝鲜生活过的“脱北者”透露，在疫情时期，因缺少了中国商品的大规模进口，又导致过朝鲜出现了饥荒。可见，国内金家买办资产阶级依靠他们的暴力机器建立起地对全国各个行业的垄断，也没有决定他们就是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作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保卫着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他们的垄断也不过是借助了帝国主义力量对当地的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才能够维持的，因而，他们需要将自己剥削的大量剩余价值以垄断利润的形式，供奉给帝国主义主子。朝鲜的官僚资产阶级从事生产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货币资本，绝大多数依赖于中国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对朝鲜的进口，反之朝鲜就不得不将他们的原料和矿藏以及大部分的利润交纳到中修手中，这就导致朝鲜在外汇、生活用品、基础生活资料各个环节都极其依赖于中国的援助和中国的资本输出。
2024年10月6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附近发生的针对中国国民的恐怖袭击。这起袭击由俾路支解放军（BLA，一个俾路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组织）宣称负责，针对的是中国投资的Port Qasim电力项目（属于中巴经济走廊CPEC的一部分）的中国工程师车队。袭击使用车辆炸弹，导致2名中国人死亡、1名中国人受伤，以及多名巴基斯坦人伤亡（总计至少10人受伤，包括警察和当地民众）。BLA声称此举是为了反对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认为这些项目剥削了当地资源，没有惠及俾路支人。有一些朋友向俾路支解放军发表了谴责，而革命者应该怎么看待被压迫民族的这种暴力呢？
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在殖民地国家爆发的针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暴力行动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对当地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导致的，他们反抗的理由是完全正当的。这次暴力斗争中，尽管可能会对中国企业中的普通工人造成伤害，但这也是由于中修的残酷压迫导致的。这是在于中修没有把当地工人和人民当人看，残忍地奴役劳动人民。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修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在先，造成这些暴力冲突的原因是中修的暴力导致的，是中修对当地群众的奴役导致了当地人民的奋起反抗时伤害到了中国的工人，这个伤害中国工人的罪名必须由中修承担。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时采取没那么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革命斗争，就对他们过分的指责，而忽视了中修才是奴役当地人民和伤害中国工人的凶手。
此外，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被压迫人民的正当的反抗并不会从一开始就能够采取最正确的办法，就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必然会采取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反抗方法来反击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反抗压迫或许会伤害到了来到这里殖民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但是这种不成熟中是孕育着成熟的前提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过分责怪他们，而应该责怪帝国主义的压迫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压迫从而伤害到了本国的工人。实际上，既然这是民族解放的运动，跟随在中修后面对当地人民进行奴役的本国工人，只要还没有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中修的压迫和奴役，那么就是充当了同盟的角色，同样也作为了殖民地人民的间接压迫者。那么就更加不应该责怪当地人民的反抗，会伤害到这些中国工人了，也不能够因为暴力反抗会伤害到中国工人，就反对暴力革命了。
巴基斯坦和朝鲜属于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本营，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早就依附于了中国，坚决捍卫中国的经济利益。但是，对于被多个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国家，中修又是如何在政治上网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自己培养出亲中的买办势力呢？
2023年以来，巴以冲突爆发了，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几万加沙人民被囚禁在了当地，长期的军事战乱导致巴勒斯坦人民长期流离失所，因此，巴勒斯坦人民迫切需要的是有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需要的革命领导，打击以色列的侵略活动。中国政府作为巴以冲突的第三方调停者，也在2024年7月23日，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法塔赫等14个政治派别共同签署了《北京宣言：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国家团结协议》，这一时期由于国际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积极干预，巴以冲突短暂的停火，以色列还未从加沙撤兵。在这个间隙，中国政府迫不及待邀请巴方政治派别前往北京，共商巴勒斯坦建国大事，目标是结束分裂、增强团结、统一领导。
《宣言》要求14个政治派别结束分裂，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积极建国，在冲突以后，实行全国选举。《宣言》的正面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团结抗击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反对定居点扩张、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强调团结抗敌，这些都是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进步性的口号。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领导这一进程的仍然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派别。法塔赫代表着依附帝国主义援助的买办资产阶级，倾向于妥协；哈马斯虽有群众基础，却以宗教民族主义为纲，缺乏无产阶级的科学纲领。整个《宣言》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的框架之内，甚至停留在通过资产阶级民选选举出统一的领导，在不发动人民群众的条件下结束冲突建立国家，没有触及土地革命、工农联盟和社会改造，更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任务。因此，在不解决巴勒斯坦遭受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压迫为首要目标，不发动人民群众，仅仅将14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作为建国的基础，只能导致这些政治派别在与欧美帝国主义决裂以后，在政治上不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国家，反而依靠中国政府和中国资本，这也完全暴露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把统治的根源放在这些资产阶级政治派别，根本不敢发动人民群众。
因此，《宣言》提出的“重建加沙”与“统一治理”主要依赖外部援助，而不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这意味着未来的巴勒斯坦政权极可能沦为依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官僚国家，而非真正的人民政权。宗教和民族主义虽然能够动员群众，但在没有阶级政治的引导下，最终会被本国资产阶级利用，转化为投降与妥协的工具。中国在其中的调解角色，也揭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目的，中修并非真心支持巴勒斯坦的彻底解放，在现阶段提出虚无缥缈的建国目标，并承诺在未来为建国提供经济支持和债务援助，逼迫这些被欧美帝国主义所排挤的政治派别的高层倒向中国，逐渐将这些民族资产阶级高层的买办化，希望利用这一事件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服务于资本输出和能源战略。
巴勒斯坦的真正解放，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派别的妥协，更不能寄希望于外部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调停。只有无产阶级独立地领导民族解放斗争，把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工农联合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巴勒斯坦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以色列又相继与黎巴嫩、伊朗等国家爆发战争冲突，中国又以和平的使者的面目出现了。在伊朗等被侵略的国家需要帮助时，中国积极履行2021年签署的中伊 25 年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 25 年对伊朗的经济进行投资，以换取稳定的、打折的石油供应。即使在西方制裁环境之下，中国仍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这种贸易关系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入支持。这样，在伊朗等中东国家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制裁下，迫使其政府完全依赖中国，向中国提供打折后的石油供应，趁机赚一笔横财。冲突时期的中国的投资与商品的输入，在战时会为伊朗等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但伴随战争的结束，伊朗战后的经济开发权、矿产资源、市场份额都将作为经济抵债的抵押物。
因此，中修并不是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修只是在支持伊朗的地主买办反击以色列，从而趁机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殖民和政治渗透，扶植伊朗政治派别中，维护中修垄断利益的政治买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是去年与巴勒斯坦的各个政治势力的代表签署的《北京宣言》；还是中修对伊朗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支援，资助伊朗反击以色列的侵略。都不过是，支持被侵略国反对侵略国，从而加紧对被侵略国的渗透和殖民的过程。
这种与美帝采取的赤裸裸的军事暴力的旧殖民主义，发动殖民地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对邻国的侵略战争，武力夺取邻国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不同，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在被侵略的国家，面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危机，“慷慨”地进行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但是别有代价地要求攫取对该国的经济垄断，和外交网罗的权力。使这些被侵略的国家，在经济政治上倒向中修，同时政治上扶植买办集团捍卫中修在该国经济上的垄断权。现在像伊朗、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因为面临邻国的侵略和骚扰的危险，他们就不得不更加的依赖中修的支持，这种采取的新殖民主义，就把被美帝主义的侵略国，变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或半殖民国。
同时，中国在面对欧美帝国主义殖民地买办政府被民族解放革命推翻时，又会趁机支持亲近中国的买办势力上台掌握政权。例如，2024年新成立的孟加拉国新政府，就冲破了过去哈西娜政府刻意与中国保持的距离，限制中国对孟加拉国的投资的桎梏。新政府成立后，中国向孟加拉国提供约 21亿美元的投资、贷款和赠款，用于港口、工业经济区、技术援助等项目。此外还有现在陷入尼泊尔民族革命运动的尼泊尔修正主义政府，也曾推翻了亲印政府以后，向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了；阿富汗的塔利班在推翻美帝傀儡以后，也得到了中修的大力支持，热烈欢迎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入侵阿富汗，作为了中修忠实的走狗。
然而，新殖民主义不是万能的，尤其在全世界政治经济总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各个帝国主义各种招数频出。继续加紧垄断本国市场，频繁爆发帝国主义关税战争，保护本国的垄断资本的垄断利益；或者开放零关税口岸，牺牲一部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保证中国的垄断寡头的经济地位；另外加紧策动动乱地区，扶植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打着民族一家亲的名义占领和侵略邻国；或者积极的扩军备战，加大军费上投入，加快军事科技的研究……因此，中修的新殖民主义在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因殖民地争夺日益白热化的阶段，也愈发得失灵了。美帝主义率先挑起关税战，杜绝中国商品与资本的输出；欧洲国家也相继出台了限制中国投资与商品输出的禁令或法规。
但是真正让新殖民主义逐渐失灵的根源，当然是针对中国资本入侵的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的暴力行动一次又一次摧毁并打断了中国殖民入侵的黑手。
斯里兰卡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比如港口、工业园、深水港、开发区等），在斯里兰卡投入大量资本，如哈姆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科伦坡港城（Colombo Port City）等。 很多项目带有长期租赁或经营权转让性质（如 99 年租期、80% 股权等），以及大面积土地征用与工业区开发计划，引发地方农民、社区和工人对土地被侵占、补偿不足、生活被破坏等反抗。此外，斯里兰卡自身经济压力、外债负担重、财政收入有限，这使得政府在承受外债与项目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将政府应承担的成本转嫁到斯里兰卡的劳动人民头上。[23]
斯里兰卡反中修资本的运动
2012–2014年：随着中国在斯里兰卡修建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口城等大型项目，当地农民、渔民和城市居民爆发了抗议，认为这些项目剥夺土地、破坏环境，加剧了债务依赖。 2017年：斯里兰卡政府因无力偿还债务，将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赁形式移交给中国公司，引发全国性反对浪潮，许多工人和农民组织指责这是“卖国”，“They said it would turn their home into a Chinese colony.（他们说，这将使他们的家园变成中国殖民地。）”。[24]2019–2020年：随着新一轮中国贷款和投资进入，尤其是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当地劳工与环保组织再次发起抗议，矛头直指中国资本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和侵略。 2022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大规模群众运动推翻拉贾帕克萨政权，中国债务则是构成买办政府倒台为危机的核心原因之一，群众情绪中有很强的反中修资本的成分。[25]
尼泊尔
**Damak Clean Industrial Park (DCIP) **抗议，发生在尼泊尔东部 Jhapa 区，当地居民反对中国投资建设工业园（Clean Industrial Park）征地但补偿与就业承诺不兑现的问题。 抗议者指出，大量农民被迫交出土地，但政府或开发方没有提供合适的赔偿，也没有保证那些失去土地的人有稳定的生计变动。[26]Pokh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 项目相关抗议（2024年）Pokhara 机场是一个中国贷款的标志性的项目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承担着提升旅游与经济连接的预期。抗议者 /民间组织指出机场建设中存在腐败问题，以及担心与中国的贷款会把尼泊尔拉入债务依赖状态 (“debt trap”)。 [27]“Thamel商业区抗议”（Save Thamel Campaign）Thamel 是加德满都著名旅游与商业区，当地商户团结起来集体抗议中国商业资本对本地的入侵，抗议中国商人和商业资本过度进入商业区，担心中国资本侵占民族企业的商业活动。口号如“泰美尔属于我们，贸易属于我们！”等。 [28] **2025年9月，尼泊尔爆发反中修反政府的革命运动，总理奥利被赶下台。**穆尔巴托：“几十年来，尼泊尔人民因掮客议会制度、普遍的腐败、反民族协议以及外国势力的干涉而饱受羞辱和迫害。贫困农民、工人、学生和失业青年的生活陷入了苦难和不公的循环。掮客们恃强凌弱，征收双重甚至三重税，将汇款充斥的经济视为一项成就，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匮乏和剥削。 尼泊尔革命共产党（RCP）发表声明：今天，尼泊尔全国各地爆发了由Z世代发起的抗议活动，抗议奥利领导的联合政府对社交媒体实施的禁令。抗议期间，警方在包括加德满都谷地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使用了水炮、催泪瓦斯、警棍和子弹。据多家媒体报道，截至下午5点15分，已有17名抗议青年被杀害。另有数百名青年受伤。首先，我们党强烈谴责奥利政府对和平抗议青年的警察镇压和谋杀。此外，我们党强烈要求尼泊尔政府停止警察镇压，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当赔偿，并为伤者提供免费治疗。 显然，奥利政府通过禁止社交媒体并使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抗议青年，正在走向极端法西斯主义。我们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政府在没有制定法律和规范社交媒体的情况下突然关闭社交媒体是错误的。我们党要求立即解除对社交媒体的禁令。
**在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殖民买办，也先后遭到了革命群众的冲击，已经有垮台的可能，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修的殖民统治，促使中修的新殖民主义愈发得在被压迫民族失灵了。**2025年，是被中修统治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的一年，印度尼西亚的反中国资本入侵的群众运动也同样起来了。
印尼自2014年起禁止镍矿石出口，推动外资在当地投资冶炼产能。2025年印尼精炼镍将占全球供应的一半，印尼成为全球电动车和镍产业中心。
青山集团（Tsingshan）2014年进入印尼，在莫罗瓦利工业园（IMIP） 投资设厂，2017年投产；累计投资超 70亿美元。该园区占印尼镍矿储量七成以上，现有16家入驻企业，多数为青山系合资。品供应全球电动车电池厂。青山集团、华友钴业、盛屯矿业合资成立友山镍业（年产3.4万吨高冰镍）。华友钴业与青山再合作成立华科镍业印尼有限公司（年产4.5万吨高冰镍）。实现了对印尼镍矿及其加工产业的全产业的垄断。 印尼其他中国企业投资：格林美、宁波邦普、阪和兴业合资设立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建设 5万吨电池级硫酸镍晶体项目。力勤矿业与印尼哈利达集团合资的印尼OBI岛镍钴项目一期已于2021年5月投产，建设有3.7万吨镍及4500吨钴；二期为1.8万吨镍及2250吨钴；三期为6.5万吨镍及7500吨钴。中伟股份通过中伟香港新能源投资，建设年产3万吨高冰镍项目。浙江钴镍垄断企业，获中国银行百亿元授信，用于印尼项目扩张。**通化建新（宏盛国际）**2024年投资印尼盐酸浸出红土镍矿项目。中国企业已在印尼形成完整的上游镍资源—冶炼—电池材料链条，在全球电动车产业中占据优势。瑞银预测，2025年印尼精炼镍供应将占全球一半，中国企业通过合资和投资积极参与，成为印尼镍产业的“分羹”主力。
这也极大的引起了9月的印尼群众对中国资本对印尼矿产资源的霸占的反对，印尼本次群众运动中提出的四王群岛海域镍矿生产污染问题做出的调查证明，这完全是出于中修对印尼镍矿资源的掠夺。现在印尼的群众运动正在进行，从印尼的镍矿产业链和原料打击中修在印尼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的供应链。这样也必然导致中国对印尼的原料产地垄断权和印尼市场的有丧失可能，这又必然加剧中国的经济危机。
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的针对中国资本的群众运动已经兴起，这就从根源上打击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使得原本的和平策略逐渐失灵，中修为了保持对殖民地的垄断权，也就日益暴露了它的獠牙，必然要用武力走上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
中修政府为了减轻过剩危机的损害，减轻殖民地革命运动对中修的打击，以及应对美帝的关税战，还实行了海南免关税的政策。海南不收关税，通过海南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把国内的过剩产品通过海南对外倾销。同时海南还作为其他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口岸，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通过大陆海关口岸进来的产品的商品价格，通过海南进来的商品价格，会运往大陆，这样海南进来的商品价格就会和大陆进来的商品在价格上趋于平等。也就是，海南的商品进入大陆以后会因为与大陆口岸进来的商品趋平而上升，这样，海南从事商业资本的资本家就可以以低廉的进口价格取得高昂的售卖价格而赚得盆满钵满。然而，由于海南进入的商品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少规模，不可能引起从其他口岸进来的商品价格的低廉化，而且由于海南作为免关税口号，会引起大量的欧美和殖民地的过剩产品的输出，会加大国内的市场竞争，部分竞争不过低廉的海南进口商品的企业就面临破产。这个免关税口岸表面上看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实际上是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破产的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但是在海南商品运往大陆的过程中，商品价格就会高昂，而往往能够签订起这种大合同的企业只有中修的官僚垄断寡头。最后中修仍可通过高昂价格取得垄断利润，还能顺便打击中小企业清理一波过剩产品和资本，通过牺牲中小企业的过剩资本来保证垄断资本的垄断地位。可见新殖民主义为中修在殖民地掠夺上难以更进一步，不得已以这种昏招保护垄断资本。
新殖民主义不灵了，俄罗斯帝国主义、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和朝鲜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元首携手并进，在这次中国大阅兵时俨然构成了新的战争同盟，俄罗斯帝国主义将乌克兰甚至东欧，视作战争的目标，动用武力要求占据更多的殖民地，从而缓解国内的经济矛盾；朝鲜与俄罗斯结成了军事同盟，将韩国视作民族敌人，不断宣扬南下的战争准备；中国也要逐渐抛弃“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口号，准备把大陆的中华民族与台湾的中华民族拖进战争的漩涡。
现在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和台湾的中华民族，就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自走上不同的社会道路，尽管两个民族在血缘关系上是同一个民族，但并不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正如前文所讲的，大陆的中华民族在1976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新的帝国主义以后，大陆的中华民族的垄断资产阶级对世界各地耀武扬威的输出资本和对外掠夺，俨然已经成为了新的压迫民族。台湾的中华民族自从19世纪以来，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作为殖民地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对台湾的中华民族以及劳动人民进行了残忍的搜刮和掠夺，因而台湾的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了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的革命运动就是要争取台湾的中华民族从压迫民族中解放和独立的自由，是和世界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一道的。因而，他们是拥有从美帝国主义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实现从压迫民族统治中分离的自由的，而我们也只有支持这种分离，才能够为后来社会主义时期，台湾的中华民族与大陆的中华民族重新联合创造条件和可能。
由于现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华民族已经事实上形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二者之间也绝对不能够像中修一样简单得看作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一致的中华民族，更应该看到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着中华民族的幌子，妄图对台湾进行侵略战争，从而压迫台湾的无产阶级，压迫台湾的中华民族。这种武力统一也可以看作是，中修在经济危机下导致新殖民主义得愈发失灵，愈发需要通过战争强硬地从其他帝国主义手中剥夺出新的殖民地，愈发青睐于通过旧殖民主义了。我们如果支持台湾的武力统一，也就是在支持大陆的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增强，支持中修拥有更加强大的暴力机器和统治基础。
我们还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光取决于本国工人的团结程度，还取决于我们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支援程度。这就说明，我们是与被压迫民族是站在反帝国主义的同一战线上的，我们只有支持他们获得解放的权利，而这也是我们实现解放的条件之一。作为压迫民族的民族想要实现解放的前提是，必须无条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压迫民族的工人必须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一道共同反抗，否则，就是间接支持了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压迫，是支持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如果忘记了这个，就是忘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教导。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经过我们上面的分析，他们已经走在反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与经济殖民的前列了。
在现代帝国主义世界中，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已加入进了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承担起了对内镇压无产阶级反抗，对外搜刮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职责。在这一点上，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也作为总帝国主义或总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在东亚承担起打击工人运动，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就与其他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反革命立场上是反动的神圣同盟，这是与欧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镇压革命的一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日益临近的情况下，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日益与欧美帝国主义在掠夺殖民地上矛盾和冲突已经白热化，即将准备突破冷战的限制而进入热战。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资本的力量和军事实力愈发得与它所拥有的殖民地的数量不相匹配；美帝在特朗普的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下，也日益追求与美帝相适应的经济领土的规模，要求吞并北美洲，占领格陵兰岛。这就使得中美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已被彼此斗争所取代，中修作为挑战者正跃跃欲试地挑战美帝的霸权地位，而美帝也渴望与中修挑起争端，改变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局面，抢占中国的殖民地。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正如一些人认为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呢？我们认为现在的中修被认为是薄弱环节完全是没有道理可言的。现在中修尽管受到了部分殖民地人民的反对，甚至其扶植的买办政府也面临被推翻的风险；又与美帝等西方国家保持着竞争；国内的反抗运动也正在发生。但是，中修仍通过新殖民主义笼络了许多国家的买办政府为中修殖民利益服务，甚至在国内向买办子弟给予超国民待遇，它的殖民基础的巴基斯坦、朝鲜和中亚地区仍被中修牢牢把握在手中，国内的过剩资本和商品还是有地方输出的，在国际上还与俄罗斯、朝鲜结成了军事伙伴。现阶段与美帝主义的冲突，还集中在关税战等冷战层面，并没有被拖进战争泥潭。国内的无产阶级反抗运动，还停留在缺乏中国革命的先锋队的自发运动上，连被人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都还未提出。这些都可以见得，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统治的稳定。在现阶段，还称不上是什么薄弱环节。
但是，从殖民地反抗、中美对抗、国内工人运动的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稳定的统治，只是暂时的。尼泊尔革命运动、印尼的反中资群众运动，只是第三世界被帝国主义殖民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先导，民族压迫必以民族解放反击。中美的对抗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冷战层面，中修对台湾和东南亚的野心已经藏不住了，势必侵入到美帝统治的根基上。国内的工人运动尽管还是自发阶段，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正在觉醒，与工人阶级结合的融工运动正在发展蔓延，为推动工人运动走向自觉而服务。这三条战线最后汇集起来，必定打击到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而中国革命的发展又会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使已经处于薄弱环节的国家有可能被中国革命支援下获得革命的胜利。
我们应该知道，**薄弱环节不是天赐下来的，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导致的薄弱环节的出现。**沙皇俄国现在我们常常说是薄弱环节，确实是因为当时俄国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但是没有一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胜利不了；解放前的中国，也是薄弱环节，但这个薄弱环节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实打实的打出来的，当时中国人民受到的压迫程度是全世界少有的，如果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上来看，这叫什么薄弱环节？帝国主义时代一定有薄弱环节，决定薄弱环节的原因是该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程度。
可见，不能仅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阶级的压迫上看，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削弱，以及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才会在当时国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创造出薄弱环节。现在俄罗斯和当年的沙皇俄国一样都陷入了战争泥潭，但现在俄罗斯没有成为薄弱环节，恰恰是在于本国无产阶级没有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联合，也没有本国的革命党的领导。现在中修更不是薄弱环节，这样认为，就是在幻想可以不经过在中国的新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对被中修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就主观创造出了一个薄弱环节来了。现在世界上的薄弱环节应当是印度、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这些拥有着本国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解放运动和经历过群众广泛参与的暴力斗争的国家。必须明确的是，拥有薄弱环节并不意味一定能冲破帝国主义链条，这就取决于政党的路线是否符合本国革命的需要，是否做到与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做到相互联合了。
**我们作为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还有一个是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现在殖民地国家，就是缺少了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他们w的支援，导致现在无法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这样，就导致现代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因缺少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支援，缺少了我们对他们的分担，而独自承担起了帝国主义主要的压迫力量，这也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长期迟缓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中国的革命，会极大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分担起他们的一部分压迫力量，使帝国主义愈发将力量集中于本国，而减轻在外国的力量。这样，我们承担起了我们的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会起到极大的支援，会直接促进压迫民族的无产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联合起来，本国或第三世界才可能创造出或冲破薄弱环节。
我们最近的任务就是，及时将缺失几十年的国际主义义务履行下去，坚决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助力哪些已经在薄弱环节的国家实现革命胜利，这样也会极大的支援我国的革命，才会进一步在殖民地削弱中修的力量，才会为我国进入薄弱环节并冲破它创造国际环境。中国革命不能和世界革命分开看待，中国革命的首先目标还是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助力他们冲破帝国主义链条，实现社会主义。这样，那些冲破了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国家，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极大地在世界上削弱了帝国主义总力量，并使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地和资本输出国得到了削减，这就必然引起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更加猛烈地动荡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这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中国的经济领土的范围缩减了，中国统治者的垄断利润也就不再稳定，中修党争便因为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日益激烈，中国各地方政府和军队也可能面临发不上工资的地步……总之，中国革命最初的任务，应当是把我国缺失几十年的国际主义义务履行下去，为已经处在薄弱环节的国家创造外部条件，支援他们的革命胜利。后来，我们也一定会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援，从而在总帝国主义链条已经得到削弱和锁紧的条件下，重新在中国创造出新的薄弱环节。
有一些同志老是轻视中修，不联系国际的看待，也不关心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对中修的削弱作用，认为凭借一己之力中修就灭亡了。还有同样看不到外国对我们的支援，被中修的压迫力量吓到了。实际上，像印度以及中修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在支援我们呀！他们现在就在削弱中修的力量，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们对我们的支援，迫使中修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派遣他们的力量镇压当地的解放运动，这也间接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并且他们为此承担了极大的牺牲。
我们不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有理由，而且必须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就从缺失几十年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接受外国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来说，承担中修压迫的重担，减轻他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力量，支援他们也是我国实现解放的唯一途径。
中国税务学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的演进历程》。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812090957/http://chinability.com/Reserves.htm ↩︎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
产能利用率：行业出现生产过剩，导致企业无法实现最大产能的生产，衡量企业和行业的生产过剩的指标。 ↩︎
习近平：《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
习近平：《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Trends: Sources, Destinations, and Key Sectors》 ↩︎
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 ↩︎
安永：《2024中国海外投资概览》https://www.ey.com/content/dam/ey-unified-site/ey-com/zh-cn/insights/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documents/ey-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2024-zh.pdf ↩︎
同上 ↩︎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平衡法：评估中国在东盟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balancing-act-assessing-chinas-growing-economic-influence-asean ↩︎
同上 ↩︎
中非研究计划https://www.sais-cari.org/chinese-investment-in-africa ↩︎
同上 ↩︎
商务部：转发《2020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直接投资报告》https://fec.mofcom.gov.cn/article/xgzx/xgzxtzhzcj/202004/20200402954516.shtml ↩︎
“芬兰红色集体”的马列毛主义网站：《芬兰帝国主义享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开发权》 ↩︎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同上 ↩︎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对非洲纺织品服装、鞋类及箱包出口稳步增长》 ↩︎
同上 ↩︎
中国政府网：《中国—非洲贸易指数首次对外发布 》 ↩︎
津巴布韦环境律师协会 （ZELA）：《Zimbabwe: Chinese mining investors have exhibited a history of bad safety, environmental, labour and human rights standards》 ↩︎
UCAnews:《Controversial Chinese projects in Sri Lanka face resistance（中国在斯里兰卡的争议项目面临阻力）》 ↩︎
同上 ↩︎
纽约时报：《斯里兰卡的破产与中国的债务外交》（2022年7月） ↩︎
Indían Economíc Obseruer：《Nepal: Protests against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over displacement without compensation（尼泊尔：抗议中国基础设施项目无偿流离失所）》 ↩︎
NEPAL AAJA（尼泊尔网站）：《Nationwide Uprising: Massive Protests Erupt in Nepal Against Chinese Debt Trap and Corruption!（全国起义：尼泊尔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国债务陷阱和腐败！）》 ↩︎
EPARDAFAS：《Save Thamel Campaign: National Unity Campaign Protests Against Chinese Encroachment（拯救泰美尔运动：民族团结运动抗议中国侵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