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体力劳动者困境的帖子、视频底下，除了将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工人阶级受尽剥削的现状做对比，还有一类受众很大的论调，那就是鼓吹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劳动者保护的法规。这就让人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特别是被自由派们津津乐道的“北欧模式”，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劳动者被剥削的困境吗？这种模式真的是解决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困境的灵丹妙药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像一般的左翼那样，只是简单地说“工人被收买”“来自帝国主义掠夺”，而必须要对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进行本质上的探究。

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完善的法律保障”并不是如自由派所说，是因为什么“契约精神”“文明”，而是工人阶级通过不断的斗争争取来的。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19世纪，欧美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极为恶劣，他们的工资低到了甚至不能完成自身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国家暴力和法律框架更是赤裸裸地把枪口对准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被压迫劳动人民。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屈服于严苛的反罢工法令和军警的枪口，他们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条件，为了争取较为有利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他们不断地发起经济斗争，并很快发展到政治斗争乃至武装起义，迫使资产阶级做出了让步，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1917年11月，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宣告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于是，在20世纪中期，面对革命的压力和私人垄断资本造成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被迫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迫实行了普遍的社会福利保障，以此来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确立的福利保障制度、战后英国的贝弗利奇报告、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都是西方工人阶级力量处于最高点时的产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人运动的停滞。资本主义的每一次改良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内生的基本矛盾，而是让这个矛盾披上新的外衣，对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劳动人民加重剥削。如果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能通过高福利“取消”阶级矛盾，能通过大发善心“收买”本国的所有劳动人民，“取消”对本国劳动人民的一切剥削，那它们也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事实上，即使是这些国家劳动者的福利待遇最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运动恰恰是极为高涨的，甚至一度威胁到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这恰恰是自由派们所不能解释，也不敢提及的。本文试图从历史事实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进行分析，揭开长期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所赋予的对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刻板印象。

一、“福利国家”的无产阶级真的不被剥削，没有可能革命了吗？

在左翼内部经常出现一种错误观点，那就是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把本国的无产阶级整体收买为“小资产阶级”了。这种观点导致了日本赤军这一类的左倾恐怖主义，而且完全不符合事实。此外，这种观点也被右派当成把柄或者论据，在舆论和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和叛徒式的“修正”。事实上，以“北欧模式”为代表的福利制度并非是对劳动者进行整体收买，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分层机制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他们通常对一部分处于核心产业、拥有稳定合同的工人以及工会官僚进行收买，将其利益与资本绑定；对那些工人阶级的主体，即零工、临时工、服务业基层员工等群体，资本则是把他们归入了“不稳定雇佣区”的范畴——对于后者这一部分“不稳定者”来说，他们因为合同中断、工会代表权不足，他们无法触及福利制度的“核心保障”。对于失业的底层劳动者而言，他们的福利保障有着严格的资格审核，一旦个人的积蓄稍微超过一点点门槛，或者名下拥有某种资产，就会被剔除。这迫使底层人民为了生存，必须时刻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一旦稍微积累一点财富，福利就会立即切断，反而产生了一种“贫困陷阱”——即增加劳动收入的收益，还抵不上失去福利的损失。即使他们维持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像中修教科书说的那样变成一个“懒汉”——如果他们领取失业救济，那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就业中心指派的工作，哪怕这些工作报酬极低、环境极差。这实质上是把无业者变成了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所鼓吹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化”相去甚远。

即使是状况好些的工人阶级中层，也并非像小资产阶级那样能高枕无忧。“福利国家”的确为他们提供了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物质保障，但是这常常是与雇佣关系深度绑定。更重要的是，这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常常因为负债而被锁死在长期的支付链条中。他们看似有了不错的生活水平，有了小汽车、智能手机、现代化的居家环境，但这些往往是他们在资本推崇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通过分期付款、住房按揭等超前消费，而这正是建立在不得不持续性地出卖劳动力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充斥着支付账单的压力，一旦失业，这一华丽的表象也就崩塌了，这和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是两回事。更何况，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常态化的，失业和贫困化的危机也就成为了“福利国家”每一个劳动者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更加不能忽视的是，右派们鼓吹福利国家工资水平高，但是那仅仅只是反映了它们兑换成人民币后在中国大陆的购买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资的普遍水平高低是由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它主要包含了劳动者个人的吃穿住行、繁衍后代、教育培训等开支。其中光是房租一项，对底层劳动者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这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尽管有“住房福利”的兜底措施，但是房租支出的水平占工资的比例基本上都在25-35%以上。在挪威，全国约45.6% 家庭租房开支占收入20%-39%；城市租客普遍超30%，弱势群体甚至达40%；在瑞典，全国平均23%；租房家庭27%，城市超40% 的占13.2%（欧盟均值仅9.8%）；在英国，伦敦一居室占工资45%，单身人士甚至高达75%。况且，在这些“福利国家”，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地压榨无产阶级，常常把养老金等福利资金直接和房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挂钩以牟取暴利，于是，这些号称惠及底层劳动者的福利支出，看似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不小，最终却大部分转化为高昂的住房成本补贴了国家政权背后的房地产资本和银行资本，给劳动者以沉重的负担。

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一环的教育，对劳动者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福利国家通常号称“免费教育”，但是这种免费仅限于基本普及教育，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早已成为阶级固化的工具。在很多发达国家，即便有公共教育，教育成本也会以“学生贷款”的形式转化为年轻劳动者大半生的债务。美国的学生贷款总额已超1.7万亿美元。这使得青年工人从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背负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他们被迫接受任何低薪工作。这比直接剥削工资更高级，因为它将工人的余生都质押给了资本。即便是在那些福利国家，尽管学费可以免除，但是那里的生活成本高昂，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不背负贷款。根据经合组织（OECD）关于代际流动性的数据，即便在北欧福利国家，富人子女进入顶尖大学的概率依然是穷人子女的数倍。福利只是维持了社会的底线，却往往无法触动向上流动的阶级壁垒。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中，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这两个概念是尤为重要的。在包括自由派和中修官僚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在内的右派分子的宣传中，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加上共产党领导，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注：这是走资派王震等人1978年在去英国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仿佛是一个已经消灭了贫富差距和贫困化的人间天堂。我们就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福利待遇最好的冷战时期，特别是号称“社会市场经济”的西德来看，毕竟那会还广泛存在着极为严格的“富人税”。1963年《江汉学报》上的论文《揭穿西德不存在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谎言》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西德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一些事实吧：

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大吹大擂地说：战后西德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人生活‘全面改善’了。其实，西德的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指出的，‘战后时期，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在反对日益加剧的剥削，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中争得了工资的某些提高，但是，就在若干这类国家里，实际工资也仍然低于战前水平’，无产阶级‘在继续破产和贫困化’。这一分析，也完全符合西德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官方材料，西德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提高，战后比战前大约增加一倍或一倍多一点。然而，西德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55年以前，一直是低于战前水平的。 难道这不是证明西德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了吗？！能不能根据工人生活水平、工资水平有过某种程度‘提高’的事实，来否认西德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呢？不能！ 根据列宁对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两种表现（即公开的、隐蔽的）形式的论证来分析，就会弄清楚这样一个情况：即使在西德实际工资水平不变、甚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西德工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是趋于恶化，只不过是以较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西德社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很自然，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也跟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工人生活上的必需品比过去的消费量要大了（因为工人不得不以更多的生活资料来补偿由于劳动强度急剧增长所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消耗，不得不花较多的文化教养费来提高生产技术去适应新技术的生产），这一来，劳动力价值当然就提高了，但是，西德工人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的‘提高’，却是愈来愈落在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必需生活水平（劳动力值价水平）以下，并且实际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差距越来越大”，即降到了‘历史性或社会性的要素’所决定的水平以下，这正表明了西德工人的绝对贫困化，根据《劳工世界》统计，在西德，1955年时，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费用，每月需要445马克，可是70%的西德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低于这个数目的。而目前，就按照波恩政府官方的计算，西德一个四口之家每月最低限度开支不得少于500马克，然而，有51%的工人家庭每月收入却在500马克以下，其中有13%的工人家庭每月收入还不到300马克。这就是说：在西德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家庭还达不到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至于西德的农业工人，按照就业人数计算的每人每月平均收入，更低于官方所确认的最低生活费用，农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比其他部门的工人还低，大约只有他们的2/3。 ...... 战后西德工人的名义工资以至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然而比起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说，就相差得太远了。比方说，从1950年到1955年，西德的劳动生产率（以1936年为100），从93%提高到了130%，可是，实际工资，1949年为71%，1954年只达到96%。拿西欧共同市场成立以后来说，西德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提高得很少，也是运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可见，就在工资‘提高’的同时，西德工人的劳动强度更提高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可以从战后西德所有工业中工人每小时生产的产量的增长上看出来。 ...... 可见，西德工业中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的增长是很快的，特别是汽车制造业，从1949年到1957年，工人每小时生产的产量增长了185%。在西欧共同市场六国一般工业中，每一个工人每年生产率的指数（如以1958年为100）中，西德是很高的，1961年就增加到了115。目前，在西德，垄断资本集团不但恢复了希特勒法西斯时代所采用过的各种各样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同时又仿效美帝国主义所实行的所谓‘科学组织法’，通过生产合理化、自动化等等方式，大大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超额剥削。西德垄断资本集团所实行的所谓‘赶快制’，比起过去美国所谓的‘泰罗制’、‘福特制’来，残酷得多。又如西德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并很快发展为西德第一位的‘格鲁敦无线电制造公司’，据称，这一公司所实行的带有自动控制设备的精密流水作业制。不但能调整工作中的每个错误，更能监督工人工作进行的速度。比方说，在某一个生产收音机外壳的工厂里，监督机构设有一个如同马路上控制车流的信号灯类型的三相色灯信号机。一当女工们稍微放松自己的操作，在工作地点上的色灯信号机的黄灯就会马上亮起来。这表示女工们可能损失基本工资的定时附加额（一款为每小时0.45一0.50个马克)。绿灯一亮，表示控制器对工人们加紧工作的速度满章。如果红灯一亮，用表示工人没有达到那种劳动紧张化的要求，意味着只能领到微薄的基本工资(1.11-1.25马克）。 ...... 二、居住条件的日趋恶化。西德千百万工人居住在恶劣的环境中。西德官方报刊承认，目前，在西德有150万工人由于付不起房租，而无家可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能栖身在破烂不堪的棚舍里。据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杜塞尔多夫城行政区里，共有50,000个没有房子的人，而他们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例知，在埃森市，1950年没有房子的有3,900人，而现在，他们共有12,000多人）。’这正像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积累越是迅速，劳动者的住宅状态就越是悲惨’，‘并从而把贫民不断驱往更坏和更拥挤的角落。’这种情况，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重要标志。 三、捐税和债务的增加，战后波恩政府加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捐税负担，极为繁重。根据联邦政府官方的统计，各种名目的捐税达50多种，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在赋税总额中占百分之70%以上。 ...... 1952年，每个居民平均的捐税负担，已从1937的约227马克猛增到2000马克。增加将近七倍。西德工人一年缴纳的各种捐税总额，占到他们工资份额的25.2%。 在西德，目前有1/3的家庭是债台高筑，23%的家庭靠分期付款过日子。在西德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工人要靠分期付款来赊购东西。”

贫困不等于“没钱”，不等于生活水平低下（国内外资产阶级出于各种恶毒的目的，或是把毛泽东时代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同时期的这些福利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对比，以此来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或是通过掩盖“福利国家”劳动者的现实困境来宣扬改良主义，这是罔顾事实、无视发展基础的流氓逻辑！），在这些“福利国家”，这意味着劳动者受到的结构性剥削与制度性控制，也就意味着 **他们中的大多数，即除了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工贵以外的底层劳动者，**根本就没有被“收买”成小资产阶级，根本就没有因为帝国主义剥削经济殖民地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而摆脱被剥削的处境，反而日益地贫困化。这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相去甚远，远远称不上是什么“第三条道路”。

垄断资本主义做出这种延长自身寿命的改良，意味着对应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愈加地深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骨髓，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思想上的奴役和控制愈发地加重和具有欺骗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会得出“无产阶级革命会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率先取得成功”的结论。“福利国家”自然也不例外。福利制度的施行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种收买式的缓和在客观上一步步拆散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这种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社会福利把劳资矛盾的场合从街头引向了资产阶级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加强对劳动者的隐形控制和羞辱，把贫困归因为劳动者个人的努力与否。工会在这个体系中充当了福利分配的机构。这也就暂时地使得原本作为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工会一步步地官僚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庸，工人阶级自身也逐步陷入了原子化的困境。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外部压力消失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凭借着工人阶级内部的撕裂，进行了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反攻囊括了对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对工会权力的压制。其中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在邮电、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削减福利、大力压制工会，甚至对工人运动进行暴力镇压；德国的“施罗德2010议程”则对失业救济金进行削减并冻结养老金；瑞典的改革最为激进，医疗领域近一半的基层诊所已私有，教育领域1991年引入“学券制”，如今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由私人运营，部分运营商甚至上市；芬兰更是在2023年右翼上台后推行了包括限制政治罢工、增加“非法”罢工处罚、取消工会会费免税、削弱国家调解员权力等一系列措施。

可以说，在近几十年的国际共运低潮期，这些福利国家的工人阶级实际上也在他们曾经夺得的权利上节节败退，这些事实完全粉碎了国内外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散播的改良主义谎言。在经过了这一系列实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攻的改革后，这些“福利国家”的贫困化也愈发地明显——2025年，德国有6.8% 的就业人口生活在贫困风险线以下，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低于总人口收入中位数的60%；其中，临时工(13.9%)和兼职人员(9.9%) 受影响尤为严重；贫困风险率：2023年为10.9%；2023年,挪威持续贫困风险率为9.2%，残疾养老金领取者中达26.1%，最低保障金单身人士高达77.6%......

不难看出，即使是在福利制度的黄金时期（冷战），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仍然处于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困境，仍然深陷资本主义剥削的困境，更别说是经过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现在了——这就是在福利国家的工人运动背后的真相。要知道，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起点和物价水平，像自由派分子那样仅仅只是把他们名义上的工资待遇折算成人民币做这种简单的比较，显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不过是在玩弄数字游戏罢了，是在用生活水平高低偷换贫困与否的概念。只有从社会的生产关系和运作结构作详尽的分析，方能得出合乎现实的结论。实际上，这些福利国家的套路和南街村一类的资本主义集体经济比较像，毕竟资本要维持自身的运转和再生产，就不得不显现出其逐利的本性，这种逐利的本性体现在对国内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上，就不可能像资产阶级宣扬的那样，能减轻半点剥削的力度，否则资本就会因为沉重的福利负担和竞争压力而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 **“资本家作为吸血鬼，是永远不可能妄图从他们手中获得他们赠送的礼物的，除非‘礼物’是为了能够更加彻底地吮吸工人阶级的鲜血。”《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序（二）》中的这句话在分析“福利国家”的实质时同样适用。**要知道，“福利国家”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在面对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时，垄断资本则会通过国家政权来执行通胀或者通缩的调节政策，也就是说，工人的实际工资会被资本主义的这种经常发生的危机的影响，于是名义工资增加的那一部分就被抵消了，甚至被削减得比增加量还大。在通胀的影响下，高收入群体受影响更少，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却遭受了更为显著且不均衡的损失，在通缩时前者受益得也比后者多得多。

这个制度中最为自由派们吹捧的东西，就是严格的劳动立法。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种严格的劳动立法背后究竟是什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严苛的解雇保护”，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要求企业要有正当的解雇理由（经营困难/职工严重违纪等）；强制性的安置义务（尽力将职工调岗到其他部门）；昂贵的解雇成本。这对于曾经劳动保护几近于无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在仍然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也并非如刻板印象那样，是对底层劳动者一视同仁的，它实际上有着明显的阶层区分——它主要保护的群体是核心产业工人，使得这个掌握着社会运转的物理总开关的群体不至于因为极端的贫困而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资产阶级在这个严格的劳动立法中仍然有着很大的操作空间——这就是读者们耳熟能详的超长试用期、临时合同和劳务派遣（是的，你没看错，劳务派遣制度是在1948年，在当时最先建立福利保障制度的美国被资产阶级发明出来的）。这些灵活的“变通”并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是通过利用法律漏洞分离劳动力的雇佣和使用，从而瓦解就业保障——这样，企业就可以避开高昂的解雇成本以控制和解雇那些非核心部门的职工群体。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北欧模式近年来也对劳动法进行了大幅度的这种“灵活化”修改，这意味着对日益庞大的边缘劳动力群体而言，法律保护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即便是处于核心部门的正式工群体，资本家也自有手段来挤走那些被视为“成本过高”的工人——用频繁调整岗位、指派不合理工作任务、进行高频率绩效审查（PIP）这些管理手段，当工人因此感到尊严受损、精神崩溃而被迫辞职时，企业无需承担任何解雇赔偿，这在法律上叫“主动辞职”；当企业确信裁员带来的效率提升和长期成本节省超过赔偿金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大规模买断员工——而在生活成本普遍较高、就业岗位因为产业空心化而变得稀缺的情况下，无论有多高的补偿金，失业对劳动者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种严格的劳动立法的第二个主要体现就是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规定。尽管法律限制了无限制的延长工时以保证利润率，资本仍然可以在维持名义工资不变的同时通过通货膨胀和提高生活成本（尤其是房租和能源）的方式来变相调低工价。此外，企业还可以减少全职员工的雇佣，通过合同法的漏洞，将岗位分解为大量“短工”、“兼职”或“零工”。在这种模式下，劳动法规定了工时的“上限”，却无法保证劳动者获得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下限”。就像2025年初中美网友对账的内容那样，劳动者被迫在多个雇主之间奔波，把自己的剩余时间全部出卖给不同的资本方，这种“身兼数职”的现象在北欧、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不仅存在，而且是常态化的，这和去年易力声罢工工人面对的困境惊人地相似。马克思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不仅仅是“吃饭”，还包括休息、医疗、技能更新和繁衍后代。身兼数职导致劳动者长期处于生理极限边缘，医疗支出增加，家庭时间被剥夺，这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力实际上是在“被折旧”，而非“被再生产”。这实际上并不是只要宣布修改什么法律和政策就能解决的，这实际上是福利国家近年来大规模地“去工业化”和转向服务型经济的产物，而服务业的特点恰恰是高度零散化、难以通过工会统一集体谈判，这就利用法律豁免权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随时可以被抛弃的临时工群体，近年来欧美国家逐步高涨的这些“零工”群体的斗争就是这一原理的现实体现。当企业给这一庞大的群体的工资太低以致于工人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时，福利制度的“兜底”机制在这里就扮演了通过接济工人来补贴资本的角色，而这个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成本就以高额税收的形式被转嫁给了整个无产阶级。

改良主义者和自由派把这种模式视为“第三条道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福利国家严格的劳动立法中有关工会的条款。必须承认，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关于工会的条款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暂时的退让，一旦工人阶级被分化，外部压力消失了，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一步步地蚕食工人阶级应有的权利。这些有关工会的条款核心目的不是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立法强制手段要求工会具有集体谈判流程和复杂的行政组织，这就迫使合法的工会把生动的工厂斗争消解为枯燥的条文辩论，强迫它必须遵守“和平义务”（Peace Obligation），即在合同期内不得罢工，使得工会领导层变成了脱离一线生产岗位、专注于法律诉讼和政策游说的官僚。这些法律条款就这样通过“制度门槛化”的手段，把真正工人群众的互助组织排斥在法律框架外，只留下了温和的、官僚的工会。这些法律条款通常还会明确界定“管理权（Management Prerogative）”属于资本家，而工会仅拥有“咨询权”或“协商权”。这意味着工会实际上被法律禁锢在了分配环节，丢失了对于生产控制权这一根本问题的话语权，而完全退化为福利分配的工具。对于日益壮大的零工群体，连这点工会的福利分配和集体谈判的权益都消失了。

从前文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反扑”的事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改良主义者的工会总是执着于解决分配问题而对最根本的所有制问题避而不谈，这种做法必将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瓦解和分化，导致工会变成资本维持社会秩序、调整劳动力价格的行政伙伴。在资产阶级进行反扑时工人阶级甚至没有招架之力，那些工会大多也只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律框架内做软弱无力的抗议，甚至默不作声、附和资产阶级的反扑。共产主义者并不否定工人阶级在阶段性斗争中争取改良的行动，但是像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那样抛开所有制问题而在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归因于国别不同，这显然是引导人们仅仅关注表面的分配问题，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是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无论劳动立法的法律框架多完善，只要私有制逻辑存在，资本就会想方设法寻找法律的缝隙，甚至直接通过立法的规定来降低雇佣成本，分化无产阶级，直到最终把施舍给劳动群众的那一点点残渣也变相地收回。

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的种种事实，我们都可以看出，所谓通过福利制度搞阶级调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对无产阶级施以小恩小惠和精细化管理，以及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来暂时缓和阶级矛盾和生产过剩的矛盾。它并没有消灭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矛盾，而只是把矛盾的爆发向后推迟、向外转嫁了。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仍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扩张，直到它发展到足以通过新自由主义反噬福利制度本身的地步。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处于被剥削的状态，原来“代表”他们的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官僚在资本的利润率降低面前选择了妥协和投降，这就彻底揭露了那些偏向社民主义的自由派所谓“民主”的谎言——那些标榜自己“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能不能上台、议会制度的程序是否公平，并不能证明“福利国家”能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只要它还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运行，那么它就注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现状，就注定是不长久的、不可持续的。

长期以来，包括自由派在内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叫嚷着，“让工会和共产党合法化是消灭共产党的最好方法”，好像只要搞一点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土壤就不存在了；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妥协和退让可以瓦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时，却无法永远消灭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条件——因为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就不能不最大化地剥削包括本国民众在内的劳动群众，就不可避免地在资本利润率下降到无法维持这套制度、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时进行反扑，还把它包装成劳动者的“个人能力问题”，而这恰恰说明了“福利国家”是不长久的，是饮鸩止渴；它给了劳动人民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让他们能够拨开改良主义的面具，认清资产阶级的真面目。 近年来，“福利国家”因为利润率的下跌而不顾反对大幅削减福利保障的行为，逐渐高涨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复兴，正是给这些资产阶级走狗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二、“福利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以及移民问题的实质

即便是维持这种剥削程度的福利制度，对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对保持垄断资本的利润率有着不小的威胁，而资本是绝不会忍受这一点的，国内的工人在它们眼中已经成为了“成本过高”的弃儿，于是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落后的国家。“去工业化”正是他们规避国内用工成本高昂的又一种重要手段——这不仅可以通过巨大的剪刀差和种种经济殖民性质的条约剥削落后国家的剩余价值，还导致了本国的就业岗位锐减，从而制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可以更加彻底地榨干国内的底层劳动者。很显然，这并不是“福利国家”的所有人剥削了落后国家，而只有帝国主义的金融垄断资本赚得盆满钵满。根据相关数据，瑞典某大型资本作为全球快时尚巨头，其供应链却大部分处在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供应链的工人工资极低。2018年，其孟加拉供应商工厂平均月薪仅86欧元，仅略高于世界银行贫困线；在柬埔寨等国的供应商，也存在超时工作且报酬不足的问题。垄断资本通过品牌溢价攫取了供应链上90%以上的利润，而制造国工人仅获得1%-2%。相关研究指出，北欧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如越南、孟加拉国）的纺织与电子产品制造链中，通过代工模式规避了当地的劳动与环保标准。这些产品以极低价格进入北欧市场，通过其国内的社会福利机制转变为本国公民的高消费能力。北欧国家的庞大主权财富基金（如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和跨国公司（如马士基、爱立信等）在全球南方进行巨额投资。这些资本通常追逐低廉的劳动力和极少的环保监管，从而在海外获取超额利润。2025年科学研究显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高福利国家能在实现高社会保障的同时，保持在“地球承载力边界”之内。若全球人口都按北欧人的消费方式生活，需要约 4个地球 的资源总量。福利待遇最显著的北欧国家向来打着“反帝”“中立”“和平”“绿色”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残酷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把环境污染转嫁给落后国家的勾当。另外，“福利国家”里面有绝大多数是北约成员国，而北约与相关金融机构（如IMF、世界银行）协同，通过政治压力推行有利于资本流动的规则；北约的关注点已延伸至北约外部的“海上贸易通道”（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北约的存在保障了全球南方资源通过海上航线廉价、安全地输送至欧洲核心区。在这种架构下，“福利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其经济霸权的“最后保障”，确保了全球南方国家无法轻易通过主权控制手段切断这种不平等的资源供应。对于英国、法国这些前殖民主义国家来说则更加地不加掩饰，它们在前殖民地和海外领地驻扎了大量军队以确保对落后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经济剥削。

这种经济掠夺实际上对落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必然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为了更隐蔽地掠夺经济殖民地，除了直接的军事控制，它们还扶持了很多代理人政权。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挪威、丹麦）长期是全球人均官方发展援助（ODA）最高的国家。批判性研究指出，这些援助往往与“受援国实施亲资本的市场自由化政策”挂钩。通过向特定政权提供财政支持，实际上是在帮助当地亲北欧的经济精英稳固权力，使其成为北欧跨国资本进入当地资源的“守门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或瑞典电力公司（Vattenfall）等国有/半国有企业，在海外资源开发中常与当地军政府或威权政权合作。为了确保矿权和油田的长期稳定，这些企业倾向于支持能够提供“稳定投资环境”的代理人政权，从而在事实上维护了这些政权的存续。在追求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北欧企业通过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技术和投资，强迫当地调整土地使用权。例如，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锂、钴矿产开采中，北欧资本往往通过当地代理人政权强制搬迁原住民，这种“绿色掠夺”（Green Grabbing）成为当代最显著的剥削形式。正如学术评论《The Nordic Countries: Parasitic Imperialists?》指出的：

“北欧模式本质上是‘寄生性帝国主义’的变体。它们并非通过军事征服获取财富，而是通过将资本转移至全球南方，通过剥削当地劳动力，并将生产成本（特别是环境成本）‘外部化’到这些国家，从而回馈国内的福利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北欧政府与跨国公司高度协同，确保其投资环境不受当地民粹主义或激进改革运动的影响。”

Heiret的论文"Internationalisation of Norwegi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2024)"也指出：

“挪威通过其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实际上在维持一种‘内外有别’的剥削模式。在挪威国内，它是高度受控的社会民主典范；但在海外，Equinor等企业则表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掠夺者，与当地的威权统治者建立互利共生的关系，利用他们的强权保障资源的顺利开采。”

我们从这里很明显地看出，自诩“和平”“反帝”的“福利国家”和“世界警察”美帝国主义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正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战乱不断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在它们国内热度逐年高涨的“非法移民”问题，也和它们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殖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不是它们扶持的代理人政权一直替它们维持“低人权优势”，维持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贫困状态，在落后国家掀起战乱乃至自己出兵入侵，使得当地民众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他们怎么会背井离乡跑到它们的国家？它们一直以来披着的“和平”“绿色”面纱，不过是“君子远庖厨”式的虚伪罢了！

“非法移民”是近年来西方国家政治议题的一个焦点，白左和右翼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前者被人们讽刺为“圣母”，后者则是不加掩饰的极端种族主义。右翼经常借着大量“非法移民”涌入造成的社会治安和本国居民就业问题，大肆煽动种族仇恨，不是把矛头指向垄断资本这个罪魁祸首，而是指向了同为劳动人民的难民群体。正如前文所说，“非法移民”问题完全是“福利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掠夺的产物，而且对垄断资本来说没有一点坏处。在许多发达国家，移民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比例已经达到 15% - 20%，甚至在某些城市中心区域更高。例如，美国劳动力中外来出生人口比例已接近 20%。他们高度集中在所谓的“3D”工作（Dirty, Dangerous, Demanding，即脏、险、累工作）。在许多西方国家，住宿餐饮、农业、建筑、物流以及养老护理等基础服务业中，移民占比往往高达 50% 以上。这些行业通常具有劳动密集、利润率低、难以通过技术革新完全替代的特点。要知道，福利待遇的保障对象是 有合法公民身份的人，而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偷渡或者临时居留来的，他们被迫接受低薪且合同不稳定的工作，遭到残酷剥削，却缺乏最起码的保障。对他们来说，企业无需缴纳社保，无需提供职业培训，甚至无需遵守劳动法，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榨取了剩余价值，同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比如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完全推给了移民自身或其来源国。这就是资产阶级对冲较高的雇佣成本的又一种手段，而“福利国家”之所以还能维持这么久，资本的利润率还没有因为高福利而完全崩塌，正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残酷剥削这些不享受福利、却创造了廉价基础服务的外来劳动者之上的。

福利制度的这种排他性，并非如右翼所说，“不同种族的劳动者已经不存在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了”。非法移民的涌入是和这些国家的去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就业岗位本身就在减少，这就使得本国居民的就业机会被极大地挤占，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失业群体）再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产生了，非法移民和本国居民都深受其害。这时候国家机关中看似善良的“白左”却又把 一部分福利保障给予了 部分非法移民，于是右翼就叫喊着，“你们没有权力把纳税人赚的钱就这么扔给他们！”这句话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歧视意味，但它正是利用了“垄断资本把这部分用于这些外来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财富转嫁给全社会”这一事实，才能在西方社会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那些主张“进步主义”“白左”的政客们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圣母心”，真的关心非法移民，而是为了利用非法移民/难民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加重对全体劳动者的剥削——这和马克思主义讲的资产阶级维持庞大的失业群体以加重剥削是完全一样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白左”和右翼在移民问题上看似对立，你死我活，实际上是“福利国家”垄断资本的一体两面，其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卑劣手段来分化和瓦解不同种族的底层劳动者，让它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自己这个罪魁祸首，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种族的劳动者都是受害者，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受益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垄断资产阶级。

三、“福利国家”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帝国主义中国有实现的可能吗？

上面已经揭示了，“福利国家”不过是变相压榨这些国家国内外劳动者的工具，而这一实质是不以生活水平的高低为转移的。很明显，就算在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施行这套制度，不过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再一次掠夺罢了，反而会更加巩固剥削的制度，而且并不会长久。 **近年来“福利国家”债台高筑，攫取的利润已经渐渐地支撑不了这个体制，不断地削减应有的福利保障，就是这个结论的现实体现。**在改良主义者和自由派们尘嚣至上的无脑吹捧声中，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西方国家那一套福利保障制度，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帝国主义的中国真的能施行吗？

即使有着上述那么多变相压榨的手段，“福利国家”背后的垄断资本也不得不牺牲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来维持这个体系。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们的工农业积累本来就少，大部分财富被帝国主义掠夺，在资金上就不具备可行性；另外，掠夺它们的西方垄断资本正是依靠落后国家的“低人权优势”和“代理人政权”才能维持下去，一旦搞这种改良，外国垄断资本和当地买办阶级都不会同意，动辄就是外资撤离、经济制裁、策动政变，甚至直接入侵—— 它们连马杜罗和阿连德的国有化政策这种最基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措施都容忍不了，搞那种福利保障制度更是空中楼阁。

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西方之所以有条件搞“福利国家”，恰恰是因为它们长期的全球资本扩张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剪刀差”剥削，能够首先抢占在落后国家的利益分配和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尽管也在通过经济殖民手段剥削落后国家这一点上，做得丝毫不逊于西方国家，但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份额早已被西方垄断资本瓜分得近乎完毕，它只能在对方的薄弱缝隙进行渗透、收买，而且遭到了西方垄断资本的很大阻力，全球体系内根本没有让中国这个体量的国家把高福利的成本转嫁给落后国家的空间。另外，中国之所以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飞速崛起，恰恰是因为它承接了西方各大垄断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通过“血汗工厂”式的盘剥把自己的产品价格压到最低；如果搞“福利国家”，就意味着国内用工成本的上涨，不仅价格优势丧失，而且会导致大量资本的外逃，这对一直都是以投资而非消费来拉动需求的、外向型经济的中国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就算产业升级了，资本对科技的运用永远都是以能不能高效地压榨剩余价值为准绳的。近年来AI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非但没有开始全面代替人工，反而被应用在监控和外卖算法上极限剥削劳动者，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

说到这里，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们肯定又不服气了，他们最喜欢提的就是 **“苹果公司在富士康十三连跳后主动制定行业用工标准”“欧盟抵制超时劳动产品”，说什么“国内的‘企业家’是奴隶主和地主，西方的企业家是真的资本家”，以此来证明资本家也会大发善心，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就是不如改良主义。**前文已经反复地批驳了这种偷换标准的行为，我们不妨看看，这种由资本家主动推行的改良措施，其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是靠承接外国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在国际上开拓市场，中国的资本家不得不在剥削绝对剩余价值上做到了极致，毕竟中国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比并不高，其获利大多数来自对产业工人的压榨；但是对于早已确立垄断优势地位的西方垄断资本，比如苹果公司，它们对生产领域的掌控并不直接，它们更多地要考虑品牌形象等问题，这是它们能够从国际金融资本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如果以“富士康十三连跳”为代表的代工厂丑闻导致了它们“进步、人性化、环保”的品牌形象崩塌，引发西方消费者的抵制，其损失将远大于稍微提高一点代工厂的工人待遇所支付的成本。当富士康的血汗劳动不再是“隐藏的黑暗”，而变成了威胁巨头利润率的“公关危机”时，资本就会通过设定标准（CSR，企业社会责任）来强制改善条件。这本质上是把对劳动力的过度压榨带来的政治压力转嫁给了供应链厂商。此外，如果下游工厂压榨得太凶以致于工人已经承受不了，上游资本就必须通过这种干预来保证劳动力供应的稳定和产品的质量——如果不加以干预，这种极致的血汗压榨会导致劳动者生理和心理彻底崩溃，引发罢工、群体性辞职和生产链停摆，这对资本的获利秩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洋大人真的关心中国工人的利益，中国每年爆出来的工厂问题数不胜数，影响力大的也不在少数，怎么不见相关领域的西方垄断资本巨头也站出来给中国工人制定一些改良性质的行业标准呢？实际上，这些巨头虽然强制要求富士康改善待遇，但同时也利用各种财务合同手段，极力压低给富士康的代工费用。他们是一边高举道德大旗要求厂商涨工资，一边疯狂削减采购支出，最后这部分的成本依然由中国工人和富士康消化。实际上这种资本家主动改良的行为，仅限于在工人被压榨的状况已经触碰到垄断资本的声誉红线、开始威胁到全球利润链条稳定和品牌价值时才会出现，而且那点改良迟早会被资本以各种手段试图收回。

近年来西方国家搞出的“抵制超时劳动产品”的规定，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套路——当它们无法在价格上击败对手时，西方就会启动“道德叙事”，即“抵制超时劳动”、“反对不人道劳动”。它们要求富士康式工厂涨薪，但绝不提及西方零售商通过压低采购价、延长账期给厂商带来的残酷利润挤压——他们一边在法律上禁止超时加班，一边在订单合同中疯狂压缩交货期和成本。当工人因为赶工期而精疲力竭时，他们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不合规’为由，威胁取消订单或罚款。这种行为给下游的中国资本制造了巨大的合规成本（聘请昂贵的第三方审核机构），而这种合规成本最终还得从工人的工资里面扣；另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对本国资本剥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海外工人的福利”上，从而让他们产生“优越感”，从而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工资也在被通胀和债务不断侵蚀。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垄断资本的这些行为根本就不是因为它们“大发善心”，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西方资本体系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自己就充当了残酷剥削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的帮凶， **更别提大多数在中国开工厂的外企都会把临时工、劳务派遣制度等为劳动者们深恶痛绝的东西应用到中国工人身上了！如果这些措施真的有用的话，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为什么在近年来不仅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告洋状”才管用，还在总体上不断恶化呢？这和“福利国家”的垄断资本剥削落后国家一样，都不过是“君子远庖厨”式的伪善罢了！

因此，寄希望于“洋大人”大发善心给中国工人争取来福利保障制度，和寄希望于产业升级一样，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诳语；要彻底改变底层劳动者贫困化的现状，既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善心，更不能放弃革命的根本方向，仅仅搞什么纯粹的独立工会。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拼命鼓吹这些观点，无非就是想让无产阶级不要组织起来向剥削者做斗争，亦或是用生活水平的一时改善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一旦无产阶级真的组织起来了，开始密切地关心政治了，组成了自己的政党了，他们就怕得要命，因为只有在群众原子化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到处招摇撞骗，牵着群众的鼻子走。就算一时能争取来像北欧国家那种的福利保障，如果不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方向，坚持和资产阶级的各种瓦解手段做斗争，把劳动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周围，这些一时得到的好处迟早要被资产阶级用更为隐蔽的方式加倍地收回——这就是“福利国家”的实质。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说得好，“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底层劳动者的困境。资产阶级的走狗们不断地用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来诬蔑社会主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要说：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是由于其发展起点决定的，即使这样，它也比同一水平下实行你们那套制度的国家更能解决民生问题，更别提你们鼓吹的“福利国家”已经快搞不下去了！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将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向前发展，那时候对底层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改善，只会比你们现在鼓吹的“福利国家”“独立工会”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