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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资本主义媒体近期对欧洲高温的报道
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最大值。热浪炙烤下，森林火灾频发、学校停课、铁路运行受阻、医疗系统压力巨大，为欧洲底层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苦难。仅仅就死亡数字来说，根据欧洲死亡率监测网发布的数据，6月下旬，欧洲多国“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65岁以上的老人。
造成欧洲底层人民因高温大量死亡的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欧洲极低的空调普及率。据国际能源署（IEA）2025-2026年统计数据，全欧家庭空调平均普及率仅约20%；南欧意大利、西班牙渗透率相对较高，分别约为50%、40%，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普及率仅3%-5%，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数据显示，当地住户空调安装率区间为18%-26%。
面对如此惨痛的人民灾难，国内官媒也在各个平台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细心的读者同志只要多看几篇报道就会发现，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先拿中国修正主义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来举例。在《高温“烤”验欧洲，“中国风”如何送清凉？》中是这么说的：
欧洲多地近期持续高温热浪，中国空调在当地市场直接卖断货！还记得去年冬天风靡欧洲的电热毯吗？从冬转夏，中国制造再度领跑。其中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企业对全球市场需求的敏锐捕捉与快速响应。这波中国制造太提气！
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光明日报》的《中国空调热销欧洲，给“产能过剩论”降降温》先是提及了欧洲人民的死亡数字，紧接着话锋一转，开始说起了国产空调在欧洲的销量：
……中国产空调在欧洲市场的爆火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京东旗下欧洲零售品牌Joybuy平台数据显示，空调产品销售6月第一周环比激增近40倍，多个中国品牌的移动空调多次售罄……一家中国空调品牌的空调分体机、移动空调的累计销量同比增长高达144%。
……紧接着，夸赞国产空调多么多么先进，最后用了大量篇幅反驳“中国产能对欧洲造成威胁”的观点（这里有一个明显漏洞，我们下文会提到），声称这一观点是欧洲政客的“情绪化臆想”，因为“空调多次售罄便是明证”；
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走出空调困境，务实合作才能美美与共》主要是解释了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原因（其中批评欧洲空调普及率低是政治上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夸耀“中国方案”多么多么成熟，指责欧洲拒绝“中国方案”是在搞贸易保护主义；
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环球时报》的《从一台空调看欧洲对华逆差的本质》也在指责欧洲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
央视频、环球网、大河报、RT今日俄罗斯（考虑到中俄关系，我们姑且也把它算作某种“中国官媒”）等媒体纷纷发布或转载“中国的养猪场都吹上空调了，欧洲网友大破防”的消息；
……
类似的报道太多太多，感兴趣的读者同志可以自行搜索阅读。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国内媒体对欧洲高温的报道内容有以下特征：
- 平静地列出欧洲人民死亡的数据。偶尔、可能会有“人命关天”之类的用词。
- 我们中国制造实在是太厉害了，空调都在欧洲卖爆了，电力系统也十分强大……
- 欧洲政客太坏了，政治腐朽，连老百姓的空调和用电自由都保障不了……
- 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境外势力炒作的，欧洲是在搞贸易保护主义……
综上，可以看到，国内官媒（更不用提什么民营小媒体了）在欧洲人民的苦难和死亡面前表现出惊人的冷漠。一个自称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解放全人类”“执政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人民遭遇的惨痛苦难面前，关注的重点竟然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用绝大多数篇幅用来夸耀本国生产的空调多么先进、卖得多么好，并由此指责欧洲政客的腐败，声称中国不存在产能过剩，欧洲是在搞贸易保护主义等等。
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我们遭遇不幸，我们和我们所深爱的人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的东西蹦出来，但它不关心我们的死活，而是趁机夸耀自己多么多么厉害，嘲讽我们陷入困境——就连它家的猪都活得好好的！读者同志们，你们会作何感想？你们会相信它嘴里的“仁义道德”是真实的么？
很明显，国内媒体近期的报道本质上是在借题发挥，是在趁欧洲人民的苦难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更不用提“连中国的猪都吹上空调了”这种明显带有嘲讽意味和草菅人命式的优越感的报道。
但是，官媒如今这种漠视人民生命、重视商品销量的态度是向来如此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官媒的现状呢？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媒体关注的是什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官媒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向来如此。我们同样用之前提到的《人民日报》来举例。
1972年2月22日，正值被当局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第6版的《垄断资本和反动政府加速军国主义化和追逐高额利润的恶果 日本“公害”严重难于解决 各地兴起保护自然资源、争取生存权利、反对垄断资本残害人民的斗争》是这么报道当时给日本人民带来惨痛苦难的公害病的：
日本垄断资本和反动政府为了加速日本经济军国主义化以及追逐高额利润，长期以来，根本不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物，因此造成难于解决的“公害”，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目前，日本已成为世界上“公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许多地方的人民得了名目繁多的“公害病”，如：喘息病、骨痛病、水俣病（俣音雨，水俣是日本熊本县一个市的名字，水俣病患者手足麻木变形）等大量流行，患者与日俱增。
……
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在不知火海沿岸一带或轻或重的水俣病患者已达二万余人。许多工人、农民、渔民、市民患了“公害病”，没有条件医治，悲惨地死去。一些人经受不住这些特殊疾病的折磨，被迫自杀。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严重痛苦和灾难，激起了日本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一个保护自然资源，争取生存权利，反对垄断资本残害人民的斗争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人们在全国各地多次举行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和垄断资本不顾人民死活而造成严重的“公害”。示威群众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还我晴空！”“还我河流和海洋！”“还我生命！”“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打倒佐藤反动政府！”许多“公害病”患者参加了集会，以自己活生生的例证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
日本垄断资本已在南朝鲜、蒋介石集团盘踞下的台湾省以及东南亚各地开办了许多工厂，在进一步掠夺这些地方的资源的同时把“公害”扩散出去。日本反动派的这种罪恶行径，正在激起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与如今的国内报道对比，我们发现1972年的这篇报道的明显特征是：
1.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日本的公害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某几个政客能随心所欲改变的；
2.严格区分日本反动政府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的界线，强调劳动人民的苦难是由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而不是劳动人民自作自受的结果，哪怕日本在短短的27年前还在侵略中国；
3.对日本劳动人民的苦难带有强烈的同情，而不是一种事不关己甚至嘲讽的心态。
类似的报道并不是个例。由于篇幅有限，较真的读者同志可以自行搜索毛泽东时代（尤其是70年代）的相关报道。
1972年的这篇报道中表现出的显著特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全世界劳动人民（包括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有的读者同志或许会疑惑：当时的中国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不好，去关心外国劳动者难道不是多管闲事么，为什么说这是由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呢？为什么又要严格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区别呢？
这是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世界底层劳动人民之所以过着痛苦、牛马不如、互相敌视的生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国籍、性别、民族、宗教、文化的不同，更不是所谓的“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而是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几乎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包括奴隶自身；在封建社会，主要表现为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因而不得不依附于地主，地主才能够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占有工厂，资本家因而能够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并恣意压榨工人。
不可否认，劳动者内部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者内部的大多数矛盾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所根本决定的。例如，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必然会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按照个别资本的增殖需求（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盲目组织生产并雇佣劳动者，资本家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而不至于破产，否则资本家就不成为资本家了。有利可图的时候，资本家就疯狂增产，大量雇佣劳动者并将劳动强度提高到极限；无利可图的时候，资本家就疯狂减产，大量解雇劳动者或者用各种各样最无耻下作的手段逼迫劳动者主动辞职，使得劳动者处于失业的穷困境地；工人既要忍受过度劳动之苦，又要忍受劳动不足之苦。这才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而失业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和有工作的劳动者互相竞争、倾轧。**如果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根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如瘟疫般流行的失业现象，就不可能根除失业劳动者与有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矛盾。**劳动者之间还有一些矛盾，例如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则是可以通过人民群众内部的说服、批评和教育加以解决的，而不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由此可见，既然全世界底层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如今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各国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他们常常会放下次要的分歧以联合镇压劳动者的反抗（例如普鲁士和法国联合镇压巴黎公社，十四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新中国的绞杀）。那么，为了推翻资本主义，最终根除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丑恶现象，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自然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关爱，就像是最亲密的战友一般团结起来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什么虚伪的政治表演式的空话，《人民日报》1972年的这篇报道已经反映了这一点。再例如，在1940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采纳了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建议，在延安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专门用于日本战俘的改造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是这么为学校题词的：“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在这个学校，有大量出身穷苦的日本人民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接受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不到的平等和关爱，他们奇迹般地被改造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积极分子，并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今官方故意的的民族主义煽动下，大量类似的史实被刻意淡化了！）。即使是在战后，毛泽东同志仍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日本人民。在1961年10月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有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让我们的眼光回到当下，同样有类似的事实可以佐证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必要性。例如，今年6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办公大楼，一度因电力紧张而只保证高级官员的空调供冷，却关停了普通员工办公层的空调，随即引发普通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而在我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空调房，广大普通劳动者也和欧洲底层人民一样忍受着高温的煎熬：
2026年，江西省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为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竟然在下午5点30下班后就关闭中央空调，患者被热得大喊大叫；重庆大渡口一名清洁工因中暑去世；山东一名55岁男子在万达广场夜间工作时因万达广场关闭空调而患热射病死亡；四川达州一环卫工人在41摄氏度的高温下中暑昏迷；
2025年，河南信阳一名37岁的快递员坚持在高温天气送快递，不幸突发热射病身亡；青岛大学一物业工作人员因值班室没有空调而中暑离世，而青岛大学在官方通报中含糊其辞；陕西西安一保安因保安亭没有空调而猝死，公司拒绝认定工伤；
2023年，陕西汉中一保安因每天工作12小时、超过190天没有休假、值班室室温超过40摄氏度而猝死；2022年，54岁的河南妇女韦巧连在洗碗厂工作时因车间没有空调而患热射病身亡，她的体温高达42摄氏度……
在如今的中国，因为许多临时工、零工由于缺乏劳动合同或工作场所的环境监测数据，很难在去世后及时完成热射病的鉴定，再加上日益严格的舆论管控，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专门的统计数据，以上这些血淋淋的例子恐怕只是中国劳动者处境的冰山一角。中国广大劳动者由于极低的工资被迫忍受高温环境下的每日12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动，而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则享受着空调房（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买来的空调！）的舒适环境，但凡它们愿意多掏点钱用来给劳动者开空调，都不至于有这么多惨剧，中国的空调甚至并不像在欧洲那样是稀缺品！官媒报道欧洲人民过得还不如猪，难道我国这些同样吹不上空调的受苦受难的劳动者不也过得不如猪么？！双方的劳动人民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以改变现状么？
由此可见，中国劳动人民和欧洲劳动人民同样忍受着高温，同样被迫为了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只不过是欧洲的情况更加极端罢了。当今中国官媒如此嘲讽欧洲，实质上是在五十步笑百步，试图用这种“在两坨狗屎中选一坨不那么臭的”的宣传来蒙蔽广大无产阶级，并助长国内民族主义的嚣张气焰（在相关报道的网友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嘲讽欧洲人民苦难的言论，尽管这些网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拿人民的苦难作笑料）。
综上，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是：国际主义精神是必要的，它是由全世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是可以实现的，而不是什么虚伪的政治表演，也不是什么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乌托邦。
真是咄咄怪事！同样是面对国外人民遭受的惨痛苦难，当局所谓的十年“浩劫”期间的官媒在为日本劳动人民的斗争摇旗呐喊，在痛斥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人民犯下的滔天血债，在为促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而努力着；而在距离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的今天，要建设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官方的媒体在受苦受难的人民面前最关心的却是本国“人民企业家”的空调的销量，这到底是在“复兴”些什么呢？
想要更清楚地明白我们如今的官媒在所谓的“伟大复兴”中都“复兴”了些什么玩意，我们接下来需要强调一下媒体在阶级社会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在阶级社会中，媒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有的读者同志可能会疑惑，如此猛烈地抨击国内官媒在欧洲高温问题上的表现是否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上纲上线，而不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洞察？我们的回答是，这的确不是什么上纲上线。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就必然要求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专政，包括社会意识领域（比如教育和社会舆论）。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就必然要向被压迫阶级灌输维护剥削秩序的思想。而根本利益在于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为了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必然要对无产阶级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政治教育，并镇压一切妄图反攻倒算的反动思想，否则社会主义政权就会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而无产阶级在社会意识领域的专政任务是比剥削阶级更艰巨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不可能在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反抗中产生并传播开来，就像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摘苹果的普通工人能自己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在考茨基还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他曾正确地指出：
……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笔者注：黑体是我加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
其次，正如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由于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统治者都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例如认为“人性本恶，因而不可能实现理想社会”的人性论、认为“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人口太多”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反抗无用，不如及时行乐”的投降思想、认为“他人苦难与我无关”的个人主义思想……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不到两百年，无产阶级成功夺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寥寥无几，因此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就像一株新发芽的幼苗一样，是需要园丁自觉的关怀呵护的，否则它就会受到尚未被完全消灭的剥削阶级的疯狂攻击而殒命。列宁同志还指出：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笔者注：黑体是我加的）。
因此，尽管从来没有一个官媒直接在报道中说“人命不重要、资本家的空调销量才重要”“马克思主义是错的”之类的明显是资产阶级才会说出来的反动言论，但是，从它们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苦难的漠视中、从对商品销量的尤其关心中、从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避而不谈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如今的官媒已经在实质上抛弃了阶级斗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抛弃了国际主义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实质上背叛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如今的官媒复兴的不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复兴”强调商品销量和资本家利润、强调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
官媒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为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言，尤其是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媒体舆论是被牢牢控制在官方手中的。因此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如今中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了。就算资产阶级也会用“人命关天”“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动听词汇加以掩饰，都无法改变曾经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复辟为资本主义中国的事实，这些动听词汇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蒙蔽劳动人民、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遮羞布罢了，因为中国的劳动人民对于曾经的真正的共产党仍有巨大的信赖。正如马克思所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如果还有较真的读者同志认为如今官媒的报道中表现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偶然的、可以随心所欲改变的，那我们就有必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对如今的中国及中欧关系进行分析。
三、资本主义媒体大肆报道空调销量的经济动因何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如今的帝国主义中国是存在着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而不像如今官媒声称的那样。这一结论在《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和我们《继续革命》第4刊的《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均有论证，篇幅过长，因此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官方的反驳也是相当可笑的。例如《光明日报》的《中国空调热销欧洲，给“产能过剩论”降降温》标题中明明说要反驳“中国产能过剩论”，而在文中实际反驳的是“中国产能威胁欧洲本土产业论”，但凡学过一点逻辑或者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两者压根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越严重，越是迫切地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向国外输出商品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因此，出口高涨往往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过剩的结果和缓解手段。官方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反驳，要么是故意为之，要么说明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叫产能过剩。
近年来，中国国内消费由于劳动人民的贫困化而萎靡不振，无法消耗庞大的相对过剩商品，在“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中，资产阶级们就不得不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向国外输出商品，以实现从商品到利润的惊险一跃。而在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中，欧洲正落入下风。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增长15%，达到3600亿欧元（约27925.92亿人民币），所有27个成员国均出现逆差，2026年第一季度扩大至980亿欧元，为2022年以来最高。中国对欧洲的商品输出已经严重损害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24年，“中国冲击2.0”（“中国冲击1.0”是指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低增值商品出口激增对欧美制造业造成的冲击）的论述在西方政界与学界兴起，主要指中国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等先进产业迅速崛起，却因内需疲软、产能过剩而须扩大出口，从而加剧西方制造业面对的竞争压力。同年11月19日，欧盟理事会以555票赞成、6票反对、45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禁止因“强迫劳动”而生产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明显是在针对中国，国内一些知名企业也被迫短暂地调整了政策。国内自由派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这是欧洲在保障所谓“人权”，欧洲国家是“文明国家”，但实际上这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在内斗罢了。同年12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为此转发文章《欧盟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将生效，中国企业需警惕！》（中国的资本家们，你们要警惕欧洲的邪恶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这会让你们无法实现从商品到利润的惊险一跃！）。
在今年，曾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oerg Wuttke）受访时，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出口和工业表现的数据：今年5月份半导体出口额同比飙升110％、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增66％；传统上被视为欧洲技术核心领域的专用工业机械业，增加值则上涨9.1%。他进一步解释，中国商品在上述领域迅速扩张，主要源于中国内需不足，以及国有占比较高的行业产能过剩、业者又难以退出，构成了“中国冲击2.0”。数家智库警告，中国出口激增对欧洲产业形成排挤效应；德法媒体密集刊发专题探讨“中国如何吞噬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更直言，中国出口正“扼杀欧洲大部分工业”。而欧盟也逐步筑起防线，例如向中国电动车征收反补贴税。今年3月，欧盟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提案，对电动车、电池、光伏等战略产业设置欧盟原产比例要求。欧洲资产阶级的这些措施已经阻碍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商品输出。
在了解了这一经济背景后，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为什么官媒要趁今年的欧洲高温大肆炒作空调问题、抨击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并用长篇大论来对“中国产能过剩论”进行无力的反驳，却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死活漠不关心了。这都是由中国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它们需要想方设法地向欧洲输出商品，在舆论上反对一切不同的声音，否则资本家们堆积的商品就无法变成利润，资本家们自己就会无法维持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甚至破产。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会因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加剧，资产阶级们的统治就危险了。
资产阶级的喉舌们可以闭嘴了，你们越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空调叙事”，越是表明了资产阶级有多么腐朽反动，越是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