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因素的讨论当中，“文革必败论”的论调总是甚嚣尘上，他们鼓吹着所谓的历史的绝对必然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宣扬革命悲观论调的工具。这种观点无异于否认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历史经验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亿万人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石，最终必然走向否认毛泽东主席、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邪路。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是必然的，它的失败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素。历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这段失败的历史教训时总喜欢教条式的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研究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恩格斯这段话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却被这些人机械式的当作教条来运用，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陷入错误的泥潭当中。

恩格斯的这段话是从革命的总的成败方面来说的，是讲革命成功或失败必然具备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条件。但恩格斯并没有否认，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之下，这种条件可以由人们在偶然性当中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过程而改变，从而改变整个革命的历史进程。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当中，探寻个别领袖的行为不但不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应该的。

正如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战士正在进行斗争时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一样：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历史并非神秘而不可认识，历史纯粹是由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们所创造的一种东西。当然，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只能在已有的社会条件之下进行创造，而社会条件本身也包含在人们所创造的历史当中的一部分。现有的社会条件是历史上的人们通过过去的社会条件所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条件，而我们也能够像历史上的人们一样在已有社会条件基础之上改变其本身，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认为我们必须等待合适的革命时机才要去革命，那不过是最无知而最有害的等待主义庸人观点，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已经产生了足够大的危害，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铲除这种观点的流毒。

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正因如此，虽然在巴黎工人进行起义之前，马克思曾警告他们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当 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马克思还是对巴黎工人的行为进行盛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完美”的革命存在，没有过在革命条件各方各面完全成熟而发动的所谓的标准式革命，这样的革命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历史幻想当中。所以，不必苛求革命的最终的历史条件，而要主动的去创造条件，创造人们的历史。

当我们将视角挪回1976年9月9日后，即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死关头之时。我们便会发现，决定十月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和革命派的最终失败的，并不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一般条件”，而是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毛泽东主席历来教导共产党员“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要注意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前提：党是革命的党，革命派掌握着党。而一旦离开这个前提呢？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要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呢？还是要宁犯组织错误、不犯政治错误呢？如果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那这时候我们便只能局限于合法斗争。但这时候，我们的角色已不再是掌握着党的领导权的革命派了，而转变为了在修正主义把持之下的党的“反对派”，我们不可能再机械式地遵循“三要三不要”，而必须结合具体历史情况来进行具体地分析，从而做出决定。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前提是党是真正的革命的共产党，而一旦党不再是革命的共产党，党员却依然无限忠诚于党，则会犯无比重大的政治错误，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忠，这样的错误在关键时期是不可弥补的。我们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魄去推行我们的事业，敢作敢为，否则只能将我们的事业局限在过去已有的成果当中，甚至倒退。马克思喜欢念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以此来排解自己在当时为人民所不理解的苦闷，然后继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们应有这种独辟蹊径的勇气，不要事事畏手畏脚，受限于既定的框架之中，应坚持政治上的正确，防止革命事业受损。

可惜，在毛主席逝世后的几个革命派领导人却都是“三要三不要”的“民主模范生”，他们不敢有任何违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非组织活动，尽管有防范政治风险、军事政变的思想准备，却局限于合法斗争当中，不敢采取强硬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了震惊全世界的中国十月反革命政变的发生。这体现了新生的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他们使劲用民主来约束和制约自己，生怕自己犯了一点官僚主义作风和错误。应该说，这种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态度是好的，是值得夸赞和纪念的。但是，在紧要的历史关头面前，不敢采取强硬的有力措施，不敢推行自己的正确的政治主张，拘泥于民主的讨论当中，虽然这在组织程序上是完全正当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完全错误的。

我党所遵循的民主集中制是坚持把正确的、革命的东西贯彻下去，而不是一味地遵守组织程序，要大家民主起来，要有共同点，要求先大多数人同意某项事情后才拍案下定论，才去行动。我们需要民主，但民主并不是目的，民主只是手段，是为加强集中制而服务的，而组织的领导核心若过分讲究这样的民主，便会导致产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大事小事皆讨论，不但浪费组织的时间，而且降低了组织做事的效率，由于这种领导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集中也被削弱了，组织当中的自由散漫风气也便不断滋生了。若不制止，长久以来必然导致组织的纪律瓦解。须知领导者所以是领导者，正是因为他们是全党公认的革命的权威，已经通过民主的方式集中过了意见，才使他们成为领导者。民主集中制的要点就在于不要形式上的民主，而要内容上的民主。内容上的民主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直接根据人民的需要来集中的。列宁所以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全党的革命权威，毛主席所以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全党的革命权威，就是因为他们始终代表着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领导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必须当机立断做出符合革命利益的行动，若领导者不意识到自己的领导核心职能，不敢越雷池一步去做出行动，则势必使组织陷于无政府的状况。那么我们便丧失了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丧失了斗争的能力，我们即无法完成我们的任务。这样的危害是极大的。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领导作用，要反对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开会讨论的不良现象，这只会拖延时间，使危机到来。在紧急情况下，应当在事实已定后召开民主会，讨论这次的决策是否正确。在行动前、行动后的讨论会是截然不同的。在行动之前，不少同志没有意识到正确的行为是什么，因此不理解你，甚至反对你，导致行动无法实行，损害革命的利益。而在行动后，行动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革命利益的，实际的行动破除了其他人错误的认识，因此也就团结了一批同志站到自己的身边。

列宁曾不顾党内多数派的反对，坚决的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列宁是签条约的妥协的少数派，他顶着多数派的巨大压力，以辞职相逼，强令要求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在这里，列宁就是宁犯组织错误、不犯政治错误的代表。我们应该学习列宁，要像他一样学会在必要的时候冲破组织形式的牢笼。

历史不会给我们迟疑的机会，因为敌人不会给我们迟疑的机会。在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加紧串联准备组织对革命派的政变，革命派应当做的是抓紧搜捕他们政变的证据，同时积极开展针对政变的准备，调动一切所能调动的，去防范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应当考虑与走资派做个断然决裂，以挽救中国那即将倒下的革命。

在十月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的第二天凌晨，北京即打电话要求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北京开会，但是上海方面发现，给王、张、姚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且在九月下旬时的消息还显示，近期中央并没有什么会议，在这种反常的局势下，尽管上海方面意识到了中央肯定出了问题，但为了组织程序方面的合法性，马天水依然去了北京。但是，马天水一到北京便被软禁控制了起来，多么可悲可叹。

10月8日晚上，上海方面证实中央发生了反革命右派政变，王、江、张、姚已被抓捕起来后便慌张起来。这时，过去话不多、且与民兵并无来往的写作组头子朱永嘉却站了出来，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样。”朱永嘉顷刻间变为了会场的主角，尽管大家起初不敢回应，但无疑都是认同他的主张的，这时候大家所缺乏的便是这样一个领袖式的人物，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正是在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下锻炼出来的。之后，上海方面做出了大量部署，加强戒备，拟定口号，准备文章……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可惜，10月9日晚上，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位市委轻信了已放弃抵抗的马天水的电话，对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中央并未发生事故，于是又把已做好的部署给撤销了。10月10日，他们按照马天水的要求同样去了北京开会，迎来了和马天水一样的命运。他们也被控制，软禁。他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

等到了10月11日，局势越来越明朗，上海市公安局的监听台不断听到国外电台报道“四人帮”被抓消息，连南京驶入上海的火车，车身上都被刷上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强烈主张要有行动。这天他们在一起议论。朱永嘉说：“可能马天水被人家做工作做过去了，又怕担不了全部责任，今天把徐景贤、王秀珍也叫去北京。徐和王回来，肯定是当钱谦益（明朝礼部侍郎，率先降迎清兵）”“民兵、总工会几个人坚决要干，我们应当干。”

10月7日晚上，中央派人到上海，找到市革会副主任王一平通报粉碎“四人帮”情况，要求他了解余党动态并及时汇报。王一平权力有限，无法接触市委核心机密，他于是求助于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张敬标将市委开会内容和文件副本交给王一平，通过专人及时向北京报告。走资派用这样的阴谋诡计，获知了上海的消息。总工会和写作组对张敬标的汇报毫不知情。叶昌明也将总工会骨干的想法和行动电话汇报给张敬标，并于10月12日晚要求其了解和讨论形势。张敬标将总工会动向报告给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情况紧张，工会和民兵情绪激动，我们很难控制。”李宝奇要求稳住局面。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朱永嘉、萧木、马振龙、廖祖康、何修文，都来到康平路小礼堂。加上四个市委常委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黄涛。大家互通消息，都是四面八方传来的关于王江张姚被抓的消息。廖祖康拿出一份电话记录，是上海去北京开会的人打来的，记录上说不但中央四个人，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也都被抓了。朱永嘉极力主张“马上干！立即干！”马上贴出大标语；民兵立即占领电台、报社、机场、铁路；天亮马上广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右派政变的消息，《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发宣言。朱永嘉还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民气可用”四个字，让大家传着看。施尚英不同意朱永嘉提出的民兵占领电台的提议，说电台是军队警卫的，民兵和军队有分工的。朱永嘉说：“不要紧的，我叫电台的刘象贤将你们民兵领进去。”施尚英还是不同意，声称民兵调动需市委明确指示，他还强调，若要调动全市民兵行动，需要一天的时间。施尚英实际上就是拖，因为一天以后，去北京的那三个人就该回来了。

马振龙也参加了会议。马振龙到总工会后听说康办正在开会决策，于是打电话去要求参加。马振龙到晚了。见大家在议论，马振龙流着眼泪说：“我知道你们开会不让我参加，我是自己来的。问题很清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三位领导被抓，我们要为毛主席路线而干。我是提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也是非干不可”，“我四岁死了父亲，是党培养了我，我这人从不流泪的，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流眼泪，今天我流着眼泪说这些话，我们只有干，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朱永嘉马上过去拉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有点矛盾，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起干”“你们干，我们也干，工会带个头，民兵一动就可以干。你们干我们支持”“工厂生产可以停下来，我们负责起草《告人民书》”。上海的总工会和写作组，过去互相看不起，直到文革的最后关头，共同的危机使他们前嫌尽弃，挽起手来。

王知常说：“他们三位去开会的，可能投降了。马天水是老干部，徐景贤是软骨头，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不能再等！”诸位都在激动的心情下难以安坐。一个服务员敲门，说有电话来。电话是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的。冯国柱问马天水究竟何时回上海，马天水一会儿说明天上午，一会儿说明天下午。冯国柱说：“我们在这里都十分着急。现在人心浮动，流言很多，局势无法控制，有些同志现在很激动。”马天水说：“你要他们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嘛”。冯国柱说：“你叫我一个人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可以，其他人我们稳不住。”电话那边换了王秀珍。叶昌明要向她汇报情况，她说，不要讲了，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明天回来，你们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冯国柱回到小礼堂传达了刚才的电话，众人要四个市委常委表态，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张敬标建议开常委会讨论，他让其他人都退出去。会议室只剩四个市委常委。冯国柱说，他们商量，我们四个市委常委也要商量一下。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意见一致，一定要稳住。黄涛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踱过来踱过去，只说要准备，要准备。张敬标既然已经事先被打过招呼，当然不敢再任写作组和总工会行动。四个留守常委的对策就是拖，拖到马、徐、王回来再说。

叶昌明、陈阿大和马振龙叫到另一间房间商量。有人要开灯，马振龙不让开，说：“干脆黑会开到底”。朱永嘉说：看来他们（指冯国柱、张敬标、王少庸）是不行的，有点靠不住。写作组和总工会的人又回到会议室。冯国柱后来回忆：朱永嘉变成了主角，他十分激动讲了一大通话，大意是我没有想到张、姚、王会有如此下场。王我不太了解，张、姚我完全了解，我那里有他们全部批件，可以公布于全世界。我认为要起义。他们害怕群众，怕上海瘫痪，只要守五天，港口码头瘫痪，在全世界就造成影响。要发表告人民书动员群众。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即便像巴黎公社一样的失败，同样也可以用鲜血教育后一代，等等。接着朱永嘉又说，8 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就都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你们四人和我们一起干。朱永嘉又接着说：今夜要不干，到了明天，他们三人一到，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只有唱两只歌的份了，要就只唱革命歌，我就算佩服你们；否则就唱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

大家要四个常委表态。四个常委都表示，赞成大家的看法，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话，应该对抗。但现在情况不明，还是要等马老他们回来再说。四个常委都不制止众人的激烈情绪。都说要干，不过要等三个书记回来一起干。这些老干部都知道真要反抗中央，罪名将非常严重。他们既怕开罪写作组和总工会的人，又怕承担行动的后果。

时间已经是10月13日凌晨。王知常认为这四个老干部胆小，不会有什么结果，没什么好再讨论的。他拍着台子斥责：“你们这样拖下去，把时机都拖光了！大家都没有好下场！”他愤然离去。其他人见没有结果，也都走了。临走，叶昌明对冯国柱和张敬标说，他要将中央发生的情况对下面的工会干部吹吹风，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冯国柱和张敬标没有表示反对，只说：吹风可以，但不要行动。

叶昌明随后向总工会骨干吹风，将中央消息传达至基层工会和文教系统，确保即使被抓，也有人继续斗争。10月13日凌晨，市总工会召开39人吹风会，叶昌明说：“据可靠消息，中央出大事情了……每个人都要独立思考这个问题。要经受考验，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胜利，文化大革命成果绝不会轻易丧失。”

总工会起草口号，王明龙将打印出来的口号送到叶昌明的办公室，叶昌明不满意，认为太中性。于是叶昌明与在场的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共同修改，将措辞改得更严肃坚决，并由原本的17条增加到了21条： 1.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2.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3.彻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4.深批邓小平，痛击右倾翻案风！ 5.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6.要团结，不要分裂 7.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8.谁搞阴谋诡计，谁搞分裂，就坚决打倒谁！ 9.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10.谁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和他斗到底！ 11.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 12.翻案不得人心！ 13.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 14.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15.「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 16.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 17.决不容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18.绝不允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19.绝不允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注：此处原稿编号有误且内容重复，已保留21条总量） 20.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 21.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

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等自12日康平路小礼堂会议后，有意躲避着总工会，存心拖延；因此总工会在行动上显得很犹豫。市总工会负责人只能协助吹风，无法决策实际行动。写作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听说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已经回沪，就立即打电话给黄金海，说不能再迟疑了，要工人造反派立即动手。黄金海回答说叶昌明他们正在开会，要和他们商量后才能决定。王知常限他们在下午2点半答复：到了下午2点半，我们正在犹豫，王知常又打电话来催问：“你们到底干不干？决定干，我就带几个人一起来干！我说施尚英不在，再商量一下。”“你们这些人这样动摇。动摇怎么行？算了算了，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好吧，等你们到 4点，再不打来就算了！”

希望有所行动的，还有张春桥的妻子文静。中午，她让女儿打电话给朱永嘉和萧木，要他们去她家谈谈。文静对他们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朱永嘉答：“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文静不甘心地说：“他们不搞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联、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萧木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马天水等人回来后再说。

下午4点，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被回上海的王秀珍叫去开会，总工会那里只剩黄金海、戴立清等人，他们没有给王知常打电话，王知常又打电话给叶昌明，正准备出门去康办开会的叶昌明，在市总工会大厅接到了王知常的电话。王知常再一次问叶昌明：“你们干不干？”叶昌明说：不是市委通知开会吗？朱永嘉也要去的，听回来的马天水、王秀珍他们怎么讲后，再说吧。王知常很不满地说：“现在要干就大干，再等就干不起来了。”“我是流氓无产阶级，不怕的。”叶昌明说自己马上要去康办，让王知常打电话给黄金海。但王知常电话打过去，黄金海等回答说：人都不齐了，定不下来。总工会方面的头是叶昌明，叶昌明不在，他拿不了主意。王知常连声长叹：“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沪，市委传达中央指示。下午，市委再次召集工、青、妇、民兵、公安局核心人物传达中央精神。上海的抵抗于是就这样消散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上海的造反派虽然总体上突破了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坑，但仍然在很多地方上遵循着所谓合法程序，导致民兵调动不起来，最终力量也消散了。但是，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毕竟是以大无畏的气概站出来在最后关头领导了反击的准备，尽管他们由于实际权力的无足而最终无法施展自己的全部想法，但他们是英雄，是不怕断头、不怕犯组织错误、不怕被开除党籍的典范，他们坚持要斗争，要革命，要打倒中央修正主义，尽管他们明知民兵根本无法与正规军抗衡，但这正说明了他们的气魄，说明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我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正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而那些拖延的市委都是懦夫，既怕犯组织错误，又怕犯政治错误，最终导致上海方面不费一兵一卒即被中央瓦解，没有给后世的革命者留下光荣的典范，没有让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是右派政变。

阶级斗争的疾风骤雨势必会将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推上台面，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只有不迟疑的人才能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斗争的锻炼当中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朱永嘉、王知常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宁犯组织错误，不犯政治错误，这才是正确的路线，这才是正确的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历史不容迟疑，迟疑的后果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出来：十月反革命政变，上海投降，而这本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尽管历史的必然性仍然可能导致文革在毛主席逝世的某日后失败，但与必然性相对立而又统一的偶然性却未必不能在通过自身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同时，改变社会历史的条件，将文革失败的条件剔除，从而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至今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它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无比丰富且珍贵的，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到：不应教条式地遵循组织程序，应始终站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反对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当机立断地面对突发情况，争取我们斗争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