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批判概述： 武训本是清末山东邑堂人，幼年丧父，家贫，一生主要事迹为“行乞办义学”。在过去武训受地主阶级粉饰，吹捧，清廷赐其“乐善好施”的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在五十年代初，被孙瑜（«武训传»导演»），李士钊（«武训画传»编辑）捧为开明绅士。

1951年，«武训传»上映并引起重大反响，诸多文化名人极力赞扬武训的“义行”（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在四个月内就出现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赵丹也在《大众电影》上发表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作为回应）。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审定。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批判«武训传»的序幕。

批判武训是建国以后的首场思想大批判，这场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不仅有力地肃清了建国初期文化思想混乱的局面，也为后续的知识分子改造道路奠定了基础。

各阶级的态度：

三种态度： 地主阶级及其后的反动派：粉饰，吹捧 落后或“善良”的知识分子：妥协，让步 农民阶级与接力前进的革命阶级：唾弃，铲除

反对派的观点和革命派的批判

反对派： 1.应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评判武训。不能以”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当时的武训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思想或行动。武训为“穷人”办学，已经相当”先进“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历史条件”所导致的武训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思想或行动“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我们所得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的：

一八六○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据从前的记载，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训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一年以后，即当武训二十二岁的时候，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万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这个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即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武训不论在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十足的反动派，代表着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卖国求荣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谈不上任何的进步。

我们再来看看武训的“相当先进”和“为穷人办学”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武训所办学校：柳林崇贤义塾 、馆陶杨二庄育英堂义塾 、临清御史巷义塾）

地主阶级：“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是否他自己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

农民阶级：“可是，劳动人民萧振禄（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农民对其的蔑称，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他“没有骨头”、“没有一点刚气”）

武训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从入学条件看：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

从学生和教师的组成（即服务对象）看：“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他那一班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因为年代太久，他（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崇拜武训，称赞“义学”，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只记得起三十四人。这三十四人当中，就有二十三人进了学（秀才），一人中了举。” “根据要能做‘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倪瞻云说：崔准、顾仲安、滕绣封等，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先生，他们不管到那儿去教书，身边总是跟着一批学生。所谓‘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正是跟着老师来的或者慕老师之名而来的程度很高的学生，其中许多已经是秀才。教师的情况，看下表便知：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成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柳林镇人，过去是贫农，土地改革分到六亩地）对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七十二岁的韩祝龄（柳林镇人，中农）说：“义学不收学费，可是要给老师送礼，每年端午、中秋两大节，每节四百钱。那时候，三百钱一斗高粱，四百钱一斗小米。”韩祝龄是个中农，于一八九五年在蒙班读过书，后因送不起节礼挨打而退学。他说他那一班有二十来个学生，他只能记起十五个。下面这个表，主要是根据他的述说。 武训“崇贤义塾”蒙班学生调查表（一八九五年）（略）

以上的学生，除了武鲁林和武芳林是武庄人而外，余皆柳林镇人。

上表证明，蒙班学生中只有一个贫农，三个中农和一个卖火烧的外来户，算是劳动人民，其余都是柳林镇上的商人和比较有钱的人家。

“关于蒙班的教师，据韩祝龄说，他的老师叫张丹初，是个秀才。一年以后他退了学，就不知这个学校里的情形了。另一个叫李金铎，也是个秀才，是杨光汉（柳林镇人，杨树坊之孙，被斗地主，七十岁）说的。张丹初教了一年（一八九五年），李金铎教了三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 ”

从武训学校的首事人看：

“我们在柳林镇武训师范学校里的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单，共有四十一人。群众告诉我们，其中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他因为常年替武训催租、讨债做跑腿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就是这样一批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家伙，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现在尚被堂邑县劳动人民所痛恨的杨树坊（柳林镇人，岁贡生，恶霸地主，民团团长，于一九○○年死去），就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他死后，他的儿孙一直把持这所学校。杨树坊就是打宋景诗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杨鸣谦（柳林“永清团”团长）的亲侄。杨鸣谦被宋景诗打死以后，没有多久，杨树坊就做了“永清团”的团长。

从武训学校之所以办成的原因看：

“在宋景诗失败的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已经三十七岁，武训则是二十五岁。武训之被他赏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杨家当时是堂邑县劳动人民的死敌。被他们直接、间接屠杀的人民不知有多少，他们把小刘贯庄（柳林镇以西约十里，宋景诗的家）全平了，劳动人民永远记着这个血海深仇。 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xian）”，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现象：“清廷每镇压一起农民起义，都在当地办起一所义学”（愚弄人民）

由此可见，武训本人不是什么为穷人办学的先进者，而纯粹是为反动地主阶级服务的。武训的学校绝不是什么“义学”，是靠着对贫苦农民敲骨吸髓而办起的而贫苦农民的子女连门槛都很难跨上的专为地主阶级培养秀才举人的“不义之学”。武训学校的支持者堂邑、馆陶、临清等县的豪绅地主们也不是“为贫寒”而是纯粹为更好剥削压迫和愚弄人民和教育自己子女而支持武训办学。

2.当时的农民起义不代表历史进步方向。

农民起义加剧了清末的政局动荡，使中国在列强侵略下越发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是当时的饱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对万恶的地主阶级的直接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剥削压迫性和革命性。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的时期，无论是撼动长江两岸，一度北伐清廷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活跃于淮河流域，曾围杀僧格林沁的捻军，及山东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都对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过极大的冲击，迫使行将灭亡的清王朝加快推进近代化进程，催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和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为接过其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直接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清朝统治者的深恶痛绝，和对外国侵略者企图瓜分奴役中国的反抗。清廷一方面从未放松过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另一方面，面对外国列强，1840年前，清廷尚能以“天朝上国”自居而藐视已经经受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帝国，为维护被现代大工业冲击得摇摇欲坠的“闭关锁国”政策而短暂地发起过反击外国侵略的销烟运动，可当外国侵略者用尖船利炮轰开了国门，清廷一改昔日的“天朝威仪”，先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再后来干脆做了“洋人朝廷”，在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中采取欺骗人民，联合列强围剿的态度，替八国联军做马前卒。由此可见，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从来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清王朝的卖国求荣政策。正是清王朝为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而向外国侵略者妥协，依附，使中国彻底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相反，当时的农民起义不但广泛而深刻地冲击清王朝卖国集团的统治根基，为彻底拔除生长于中国两千多年而今已经彻底腐烂坏死的封建毒瘤扫清了障碍，更有力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迫使其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清末农民起义具有鲜明的战斗的反封建压迫反侵略性质，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为几十年后人民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基，是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波澜壮阔的一页，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3.武训的学校尽管教的是四书五经，但有一定的教育启蒙意义。如果农民连字都不识，就更没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斗争。

识不识字不能决定农民是否投身革命。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大字不识的奴隶和贫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奋起反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本身即是对几千年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反抗的总结和升华使其在大工业时代真正成为能够通往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新世界的革命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斗争，而没有革命的斗争，亦没有革命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而促进革命的斗争。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武训学校的办学性质和服务对象纯粹是地主阶级的，所谓的“具有教育启蒙意义”不攻自破。哪有为农民办学，教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四书五经的学校？（开什么花）

4.批判武训只是在批判«武训传»所带来的反动思潮。

武训的初心是好的，只是行动上出错了。（这种辩护行为无异于掩耳盗铃）

«武训传»与武训的联系

导演孙瑜看完«武训先生画传»后大感兴趣，花了三年时间写完剧本。剧本采用小学老师讲武训故事的嵌套式形式，于1951年上映，舆论一时间全是对影片的赞誉。 孙瑜说：武训是“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压迫下一个平凡的农民”（《武训画传》序）。李士钊说：武训是“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先觉者”和“模范劳动者”（同上书正文）。

«武训传»中武训的形象：

武训七岁丧父，常年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从小想读书而不能。十四岁多次离家当雇工，雇主因其为文盲以假账相欺赖掉了工钱。武训觉得穷人之所以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他二十岁开始讨饭，一不为买房，二不为娶媳妇，而是为了办义学。武训干过出粪、铡草、拉砘子（dun，碾碎粮食、脱去谷物外皮以及压实地表土壤）、轧棉花、纺线、推磨等项工作。乡亲们和一些官员的支持下（即“你出钱，我代劳”），义学最终破土动工。武训对第一批学童告诫道：”庄稼人因为不识字，从小苦到老，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识字，也免得被别人欺负，也可以懂得圣贤的道理。“。片尾，武训拒绝了皇帝赐下的黄马褂，“站稳了阶级立场”

真实的武训：

①出身 武训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做武七。我们在堂邑武庄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家里查看了武家的神主，知道武训的父亲武宗禹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死的，母亲崔氏直到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才死，那时武训已三十五岁，并非象许多传记以及电影所描写的那样，武训的母亲也是在他年幼时死的。可见劳动人民所说的，武训发迹后不顾家，不顾母亲，倒切合事实。

②所谓的“劳动经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崔庄（他母亲的娘家）的王汤传（七十五岁，中农）说：“豆沫不懂庄稼活，连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里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给招掉了。”

薛店的张晓峰（七十四岁，贫农）说：“武七不算抗活，姨家拿亲戚待承他。他啥活也不会做，出粪铡草都不会。推车子架不准，摇摇晃晃，担水不使手，遛遛跶跶。”

薛店的张士珍（五十岁，贫农）说：“武七只抗了一年活，工钱很少，给他哥哥支走了。武七大闹了一场就走了，没有再抗活。”（所谓工钱被赖掉）

“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除了张老变家之外，再也找不出还有第二家武训曾去抗过活。既没有另一家“张举人”，更没有另一个“李老辫”。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就只有一年（或两年）比较上还算能说是“劳动”过，此外再也没有了。”

③“为兴学乞讨”（好吃懒做，不事劳动） “武训从张老变那儿回家以后，在决定今后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所谓‘不如讨饭随自己’。他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脱离了贫农家庭，背离了劳动人民，‘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无怪封建统治阶级要表扬他的所谓“亲戚朋友断个净”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就是他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断个净’。”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按照社会鄙视不劳而食的习惯，象他那样年轻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不会有多少人给他。因此，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八十六岁的张洪鲁（堂邑夫人寨人，中农）说：‘豆沫壮着哪！’他还用手比划着说：‘脸有这么宽，腰象案板那么粗！’我们问：这样壮实的人要饭，人家为什么肯给呢？张洪鲁说：‘他疯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却说：‘疯迷了，他对钱财可不糊涂。’这就是说，人们懂得他是装疯，上当的人不多。”

“自从武训正式要饭以后，是否如武训宣传者们所说他干过出粪、铡草、拉砘子、轧棉花、纺线、推磨等项工作呢？据我们调查，除了铡草、推磨之外，其余都没有。而铡草、推磨也不过是在要饭时候所表演的节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钱或要干粮。我们问过几十位老人，只有两人说见过他推磨。其中之一说他推磨带上‘驴遮眼’，当许多孩子围着他看的时候，他又学起驴叫来了。连二寨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说：‘光听他喊推磨，没见他真推过。’当我们向该村的张春华（八十三岁，中农）访问武训当年的劳动情况时，刚一提到铡草，他便说：‘铡草铡草，没人来找。’这是劳动人民对武训的评语，应该说是很恰当的。连武训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岁，中农），武玠（jie）（七十岁，中农）等人也说：“要饭是正事，干活稀松。” ④“一不为买房，二不为娶媳妇”

放债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张洪鲁说：“豆沫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不使他的就下跪，还不起的他就说是“坑”（即赖债的意思）了他的“义学”钱。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这样他的土地和高利贷数目便逐渐增加，到最后共达一万七千吊（“临清县志”第十二册第九十页至九十一页）。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但李士钊和孙瑜，对武训的高利放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李士钊采取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态度：“低利贷款给贫农买地……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力，保障他们的生活”（《武训画传》第九八页）。 孙瑜采取了加以“美化”、尽情歌颂的态度：“又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小桃墓前的两株桃树开满了花。五十岁的武训坐在两人合抱的野栗子大树根，欣然听着茂林向他细谈二十年来的积钱总账。……微风起处，几个小蝴蝶翩翩飞过，迷失在落花的一阵香雨中”（电影小说《武训传》第一五七页）。

买地

从这三本“地亩账”内所列年代看，武训早在三十岁时就开始当地，四十一岁时开始买地。最初不过一亩、半亩，为数甚少。到四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仅在这一年当中，即向二十一个农民夺取了土地六十三亩余，仅在三月一个月当中，即买地八次之多。次年，又向十四个农民夺取了土地一百零四亩余。到五十五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拥有近三顷土地的大地主。但这还是限于我们所找到的文字材料，看来还只是武训所占有的地产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例如，据我们调查，武训在柳林镇还有土地二十二亩一分九厘二毫，连同三册地亩账上的数字，合起来就超过了三顷，共计三百零七亩三分二厘四毫六丝。 现在根据这三本“地亩账”，将其置地时间、方法、地点、原主、亩数和地价等项，列表如下： （略）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 5.“你出钱，我出力”（实际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奴役）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的债利和地租，这些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刮来的。此外，还有武训依仗杨树坊的势力‘到处磕头，不给不行’（郭继武）强迫募捐的部分。但在劳动力和建筑材料方面，却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假‘为贫寒’之名，强迫各村派车、派人。郭继武说：‘当时是要俺们大村多派，小村少派，有车的出车，有牲口的出牲口，没有车和牲口的就得出人，不来不行！俺家穷的上顿接不上下顿，还叫俺去搬了几天砖瓦。’”

6.“拒领黄马褂”

武训在当时已是一个煊赫一时出入官府的人物，柳林镇上挂着“钦差帮办海军大臣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东巡抚张曜“奏奉”光绪皇帝所赐的“乐善好施”匾额，褡子里藏着张曜所赏的黄绫“官捐簿”，他曾“遍谒历任学院及邻邑府厅州县”（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所有州牧县令，以至抚藩臬道，亦各表钦慕之诚”（沙明远：纪武训兴学始末）。

清廷钦赐黄马褂，后经孙瑜为显其“站稳阶级立场”修改为拒领。

7.“站稳了阶级立场”

从上文对武训的放高利贷催债买地并与地主流氓同流合污的罪恶行径看，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前四点观点概略

武训创办的所谓“义学”，招收的都是乡绅地主的子弟，而非贫下中农子弟。他创办义学的资金也不是来自所谓的乞讨和打工，而是来自高利贷和土地剥削。根据1951年武训事迹调查组的报告：截止光绪十五年（1889年），武训共有土地300余亩，大宅院一座，房屋十余间，白银2000两，钱9000吊。另有600两高利贷债权，当铺股份100两。乡绅地主歌颂武训其实就是通过树立一个贫苦出身的偶像来掩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剥削的事实。

5.武训已经是过去的人物，现在再讲武训已经没有意义。

1983年7月，万里在国务院一次教育会议上表示“你们能否研究一下，恢复他的名誉”

1985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胡乔木讲话， “51年对武训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基本正确”，为《武训传》平反。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武训高级中学题：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武训高级中学，以著名平民教育家、千古奇丐武训先生的名字命名，坐落在冠县城区，环境幽雅，景致宜人，是辛勤园丁施展才华的沃土，是莘莘学子求学问道的摇篮

2012年«武训传»解禁，终于脱离“阶级斗争”口号束缚，艺术终于回归了艺术本身。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对武训及«武训传»平反，实际是借解放思想的名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敞开大门，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让步。

今天，武训不单重新成为了“为民请命”的代表，更获得了“平民教育家”的称号，其行气办义学的“光辉事迹”被资产阶级腐臭文人大书特书，电影«武训传»更是重现天日，为资产阶级文人所朝拜。在山东冠县，这个宋景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新一代的学生向武训行鞠躬礼。这能不令我们感到愤怒吗？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反攻倒算，我们能说我们的再批判是没有意义的吗，我们要在舆论上战胜修正主义反动权威，就必须对这些曾经批判过而今天又被奉为圭臬的伪君子进行再次揭露，这是完全具有革命意义的。

补充材料：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节录: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审阅杨耳所写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时，批语道：“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根本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