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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所谓“八九六四”事件，是改革开放十年间政治与社会矛盾逐步累积背景下形成的一场全国性政治风潮。其直接导火索通常被认为是1989年4月中旬原中修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北京高校学生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并逐渐提出政治诉求与示威行动；运动随之扩展为持续数周的大规模集会、游行与罢课，参与主体从学生扩展至知识界、市民、部分工人及机关单位人员，并波及全国多地城市。
随着抗议规模扩大，中修政治局内部对处置方式产生分歧，局势在5月中旬绝食行动及全国声援浪潮后进一步升级。中修中央高层最终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军队自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进入北京实施武力镇压，持续近两个月的抗议行动由此终结。
我们认为“八九六四”事件，如果仅仅以学生运动或自由主义思潮加以概括，便无法把握其真实的社会运动的动力。我们认为“八九六四”事件。从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并非性质单一、始终如一的政治行动，而是经历了明显分化与转折的两个阶段：最初由高校学生与知识分子阶层主导的抗议动员，随后转向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普遍参与，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运动的原初政治目的。如果仅仅以学生运动或自由主义思潮加以概括，便无法把握其真实的社会运动动力。因此，只有从这一运动过程的分阶段演变出发，才能理解其中不同阶级力量与政治倾向的实际作用。
运动的第一阶段，大致始于1989年4月中旬学生悼念活动向政治诉求转化之时。在这一阶段，城市高校学生及知识分子群体占据主导地位，其组织形式、行动方式和政治目的主要体现为请愿、静坐、绝食等象征性政治施压手段。运动的议题集中在反腐败、政治改革、制度开放和资产阶级民主化等方面，其意识形态表达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社会参与范围亦以校园与城市知识分子为核心，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广泛群众政治动员。
进入5月中旬以后，随着绝食行动引发社会声援与国家机器的坚决反对，运动逐步跨越原有社会阶层，进入第二阶段。大规模城市居民、产业工人及基层单位人员开始卷入其中，罢工、罢市、声援游行与自发组织活动明显增多，运动不再仅围绕学生政治诉求展开，而转而反映更直接的社会矛盾与现实不满。在这一过程中，群众行动的动力来源已不再局限于自由主义改革愿景，而表现为对改革开放以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造成的深刻的政治压迫、经济困难与行政腐败的广泛抗议，在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为首的官僚政客。正是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群众自发性参与，改变了运动的社会性质，并最终与国家机器发生直接对抗，直至武力镇压结束其公开发展。
因此，“八九六四”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政治事件，而是一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前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领导，鲜明地赋予了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政治目的，并将两场运动鲜明地划清了界限。区分这两个阶段及其领导阶级的政治差别，是进一步分析其中自由主义影响与群众性自发反专制反修正主义性质的理论前提。
从北京几所大学的学生悼念活动开始，短短几周就演变成全国几十个城市、各行各业都参与的大规模抗议。为什么一个小范围的学生行动，能像野火一样迅速烧遍全国，还跨越了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公务员等不同阶层？
答案其实不在1989年本身，而要回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那十几年。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旧问题没解决，新矛盾又堆积如山，最终形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胡耀邦去世只是点燃它的那根火柴。
改革开放让被压迫阶级的“日子难过了”，不公和怨气越积越多。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名义上是“改变文革体制、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呢？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但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垫背”。八十年代，物价飞涨，工人工资跟不上物价水平。1980年代后期搞“价格闯关”，放开很多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加上价格双轨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全国物价指数上涨18.5%，很多城市甚至更高。老百姓买菜、买肉、交房租都肉疼，城市工薪阶层、教师、干部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腐败和“官倒”触目惊心。很多中修官僚及其亲属由于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从而掌握着分配关系，他们肆意将工厂的商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群众身上压榨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批条子、走后门，更是随处可见。广大群众看在眼里：领导的子女轻轻松松出国留学，住好房、买进口家电，而自己勒紧裤带，日子却过得一天比一天紧。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比贫穷更刺痛人心。改革开放十几年，先富起来的，恰恰是当年中修党内的垄断官僚集团。而广大的普通群众呢？学生愁毕业分配，怕铁饭碗不保，工人看着效益下滑、奖金缩水，担心随时下岗，市民每天为涨价的柴米油盐发愁。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改革富了他们，凭什么苦了我们？
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开始解放，中修党全面否定阶级斗争与大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大量西方资产阶级书籍也开始传入国内，留学生带回来的欧美帝国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资产阶级宪政理念涌入大学校园。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用“反腐败”“要民主”“新闻自由”“政治改革”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念表达不满。自由主义在当时听起来新鲜、正义、普世，很容易传播，也让不同群体找到共同点。这时，马列毛主义政治宣传，也因为中修党的打击难以取得领导优势，因此，运动一开始的口号就带着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80年代中后期，中修高层实际上存在明显分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进一步市场化，取消“鸟笼经济”，私有化国有企业，分离中修的党政职能，并大力推动党内的反腐败，并且试图建立起全面模仿欧美帝国主义的独立司法、专业公务员制度、媒体自由、党内形式民主、党政军分离，以及财政分权到省的联邦式行政体制。中修党内保守派主要指以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邓力群、胡乔木等走资派元老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他们强烈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中修党这个工具的绝对领导，反对任何可能动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开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们把胡耀邦、赵紫阳视为党内“右倾”“自由化”的代表。1986年底爆发八六学潮，学生要求民主、反腐败。他们把学潮归咎于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胡思想解放过头、太软弱。最终在1987年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保留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代理。赵紫阳上台后，继续沿着胡耀邦的自由化路线前进，在经济领域继续扩大市场的作用，推动国企私有化等，在政治领域主持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新闻自由、直接选举探索，赵紫阳的改革也被邓小平一派批评为“是不是搞了三权分立”。赵紫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再次触碰到了保守派的利益，并将因“价格闯关”、价格双轨制、“官倒”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完全归结到赵紫阳头上；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潮后，赵紫阳对待这场自由主义学生运动时，没有和邓小平等一个立场，被指责为分裂党，将赵紫阳的自由化改革认为是引起1989年新一场学潮的原因，同年5月，赵被罢免总书记职务。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因主张推动“政治改革、思想解放”，却在1987年被党内保守力量逼迫辞职，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心中是“改革英雄”“开明象征”。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所推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通过教育与意识形态领域在全国高校中培养出了一批认同其路线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力量。他们出于对赵紫阳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政治声援，在高校和知识分子阶层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由此在天安门发动了一场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所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小范围学生政治运动。悼念活动迅速从第一阶段的学生分子的哀悼，转向第二阶段的全国性各个阶层的普遍发泄：反官倒、反腐败、打倒法西斯、打倒邓小平。十年积累的怨气瞬间找到集中宣泄口，像决堤洪水般爆发。
自从5月13日自由派学生发起绝食抗议的运动，激发了中国各地对学生的支持与同情。5月16日至5月18日，数百万名北京市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1949年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则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市公安局对参与大游行的机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北京高校60余所，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46个，科研单位18个，北京市的中专、中学、小学60余所，新闻出版单位14个，外地的大学22所，北京的工厂、公司78个，医院9个，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18个，农村2个，文艺团体6个，体育界3个，饭店、财贸7个；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青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除了在北京当地的市民与学生外，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亦陆陆续续涌进首都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甚至连中修福建省委、中修湖北省委以及中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都遭到了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5月18日，由于北京学生绝食的影响，当天北京以外上街游行的学生达50多万，波及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300多个高校，北京以外14个城市出现高校学生绝食请愿，总人数约2500人（不完全统计）。5月19日，至少有116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
起初以学生为主，但迅速扩展到工人、市民、农民、教师、记者、警察甚至部分军人等社会各阶层。工人和市民的参与不仅是北京的“街头力量”，还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根据多方历史记录，工人和市民的加入极大增强了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使其从校园抗议演变为全国性政治事件。
一、北京：工人和市民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在北京，工人和市民的参与从5月中旬开始急剧增加，他们不仅提供后勤支持（如食物、交通），还直接上街游行，形成阻挡军队的“人墙”。
5月17-18日约100万北京居民，包括工人、市民、人民解放军（PLA）人员、警察和低级党员掀起百万大游行，走上街头示威，要求中修政府恢复与学生的谈判。这次游行标志着运动从学生主导转向全社会参与，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抱怨腐败、通胀和住房问题。 据记录，这次游行覆盖了北京多个城区，市民自发组织，提供水和食物给绝食学生。
北京工人组织的广泛罢工和游行，工人从国有企业（如工厂、建筑单位）中走出来，形成自治工会，进行罢工和游行。他们表达的经济不满（如薪资低、福利差）与学生的政治诉求结合，并迅速实现了对第二场运动的领导。5月底，天安门广场周边聚集超过百万抗议者，其中工人和市民占多数，他们举行每日游行和守夜。例如，5月下旬，北京市民和工人蜂拥街头，包围军车，投掷石块和瓶子，阻挡军队推进。工人阶级还勇敢组成了阻挡军队的“人墙”， 6月3-4日，当军队试图进入广场时，数千市民和工人站出来阻挡军车，甚至点燃装甲车。北京郊区居民超过百万起身抵抗军队，造成部队多次后退。这反映了北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中修暴力压迫的广泛不满，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工人阶级是这起运动的主力军，并赋予了反对专制和自发反对修正主义的集体行动的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参与游行的工人和市民高峰期达百万以上，占全市人口一半左右。他们的加入使运动从“学生事件”转为“全民抗议”，极大增强了反抗力量。
二、全国范围：工人和市民推动地方抗议浪潮
运动迅速扩散到全国400多个城市，工人和市民的参与使地方示威更具规模和多样性。抗议不限于学生，还涉及城乡居民、农民和基层官员，据外媒揭露，全国乃至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三千万至四千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1] 有新闻报道，上海、南京、西安、长沙、成都等城市发生大规模游行，工人和市民加入学生队伍，表达对腐败和经济困难的抗议。上海的工人罢工导致工厂停产；成都的抗议在北京，市民和工人进入街头以后转向大规模示威。在西安和长沙，市民游行人数达数万，阻挡当地政府大楼。其他省份和城市：抗议覆盖341-400个城市，包括四川、西南石油大学的学生和工人组织示威；浙江杭州大学研究生参与城市游行；湖北、福建、新疆等地甚至有学生游行包围省委机关。5月19日，至少116个城市发生大规模抗议，工人和市民占比高。工人在罢工中还形成了自治组织，在全国，工人形成独立工会，组织罢工支持北京学生。农民、教师、商人、僧侣和警察也加入，游行口号包括反腐败、要民主和改善民生。据国家教委事后统计，29个省、市、自治区的84个城市、600多所高校有280余万人次上街，其中工人和市民是主要力量。
此外，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也参与声援游行，但大陆的工人和市民抗议更直接影响当局决策。
工人和市民的加入使运动从最初的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政治诉求，迅速扩展到针对经济动荡掀起的游行示威，威胁到中修当局的控制力。他们的不满源于通货膨胀、腐败和资本剥削，与后期脱离了自由主义界限的学生群体诉求互补，形成了自发的工农学商联盟。 这导致当局在6月3-4日动用军队镇压，造成数百至数千平民伤亡，其中许多是工人和市民。事后，当局逮捕数万参与者，许多工人和市民领袖（如陈炳、周勇军、陈书庆）被判刑或软禁。
根据以上材料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资产阶级自由派设置的狭隘视角，那种将参与运动的学生群众一概视为自由派分子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忽视了在第二次工人运动爆发时，学生群体内部产生的关键分化。由分化而形成的坚持斗争派，与工人阶级结成了自发的政治同盟。尽管他们的行动在历史叙事中被涂上了一抹灰色，但其反资本、反政府、反专制的本质，依然是英雄的壮举。
我们知道第一场学生运动，是由胡耀邦、赵紫阳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时培养的高校自由派骨干领导的，他们在高校与知识分子界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因而，在胡耀邦去世时，为了声援党内自由主义化，他们在天安门采取了静坐、绝食等行动。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到广场劝说结束绝食，许多学生已结束绝食，但当晚李鹏宣布戒严，5月20日正式生效。这时，学生内部激烈争论“撤还是守”，广场人数一度降到几千人，但市民、工人源源不断支援，形成“保卫广场”局面，仍然在广场坚持的学生分子此时已经突破了自由主义的狭隘界限，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第二阶段开启。直到6月3日晚军队强行清场，在6月4日，在学生与工人的《国际歌》歌声与中修坦克的血腥暴力下，这场运动结束了。
在第二场运动开启时，仍留在广场还敢于斗争的自由派倾向的学生群众仍体现出进步性与反抗性。因而，对六四运动必须加以区分考察。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目的本质属于改良主义，这决定了第一场运动呈现为投降主义和软弱的，还不敢越合法斗争的雷池；但在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敢于斗争的自由派倾向的学生顶住了李鹏的戒严压力和自由派内部的投降撤离的压力，与随后兴起的工人运动，在实践中冲破自由派领导者的政治界限，对中修及邓小平进行了揭露。因此，对自由派学生分子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投降与破坏运动的因素主要集中于自由派中的机会主义领袖，他们试图将运动转化为政治筹码以从事投机；而被其动员的学生群众在实践中突破其限制，重新推出了新的敢于斗争的领袖，并在工人运动兴起后形成反抗联合，使运动性质远超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设定的范围，呈现为不完美但具有群众自发反抗中修特征的运动形态。运动初期以改良主义为主导，但后期已体现出反政府、反资本、反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意义。运动虽以改良主义诉求为起点，却在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学生群体本身也已经出现了分化，软弱派退出了学生运动，进步派推出了自己的新领袖继续抗争，并呈现反政府、反资本、反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指向，这部分自由派群众与工人阶级一同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反邓小平康华实业旗帜，说明对自由派学生中间也必须区分内部差异，也反映出在私人资产阶级企业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群众斗争已具有揭露性质。
随着5月中旬绝食行动引发全国声援以及学生群体内部分化，运动从高校学生与知识分子主导迅速扩展至工人、市民及基层单位人员，罢工、游行、守夜、交通阻断等行动频繁出现，群众自发组织逐步形成。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及官僚政客，体现出自发的反中修、反资本、反专制特征。然而，必须严格区分群众参与范围扩大与领导权实际转移之间的界限。社会运动的阶级性质不能仅以参与规模判定，不能仅以第二阶段时，工人阶级的广泛参与就盲目认定为其脱离了自由主义范畴，就运动整体发展而言，尽管部分地区群众出现自发工人自治组织与协作网络，并对原有学生主导的组织模式形成冲击，但这些工人组织普遍存在持续时间短暂、协调松散、缺乏统一纲领与领导权等局限，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构成稳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就说，第二阶段本身仍停留在自发阶段，组织松散，纲领没有统一，无法将全国力量真正的团结起来，尽管人民自发的反专制运动已经成为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是由不同阶层的不同诉求暂时汇聚而成的，既有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斗争，也有学生群体的反专制斗争。在以上特定条件下，偶然短暂的联合在一起。
这场运动起点最初以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主导，但随着工人和市民广泛参与，群众性力量的加入，其性质虽超过自由派设定的界限，但组织形态始终是松散的，没有转变为有明确纲领，统一严密的政治运动。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停留在群众自发性参与松散的政治联盟下，以反修正主义为共同特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对运动性质的分析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自由派学生领袖及其改良倾向的局限，也要肯定敢于斗争的学生和工人群众所推动的进步方向。如果不看清这两个方面，便无法把握其真实的历史意义。
运动的发展最终超出第一种同盟对性质与范围的界定，并突破合法界限直至流血冲突；决定运动性质的，正是第二种群众反抗力量，使其呈现出反修与反专制的群众运动特征。若将六四界定为自由派运动，从而忽视这一决定性倾向，便无法看清运动的实质。这场运动虽最初包含自由派的煽动因素，但其发展很快超出了自由派规定。人民群众借机兴起反抗，通过示威游行、悬挂横幅与揭露行动展开斗争。与此相对，自由派所主张的静坐形式，在实践中则主要起到了限制和削弱运动的作用。
至于有一些人讲：
我之前也看过其他马列组织或报刊对八九的评价，整体上来说是两极分化的，有的是完全将1978年以来所有抗议包括自由派的如八九、香港动乱都赞同的，有的则是对自由派运动都反对的。因此我在看到你们纲领中同样是对八九描述的内容便提出异议来，想听听你们对此的解释。但就你们目前的说法，这些自由派在这场运动中确然是进步的，是在反对中修政府的，但从另一种角度上讲，无论是否是改良还是最终革命推翻来说，自由派的主张对于无产阶级或马列毛来说，他们的运动不是更不利于我们？其他资产阶级还会在胜利后抢夺无产阶级的革命果实，我们的道路便变的更不好走。
这场运动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条件下，无论如何都不具备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从来没有人主张“八九六四”具有推翻中修政府的现实条件。然而，对于一场旗帜鲜明指向反专制、反中修政治统治的群众运动，是否应当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本身构成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自由派学生领袖与自由派中修官僚的政治目的集中于静坐与非暴力不合作，其行动界限始终停留在自由主义、改良主义范围之内；但广大学生分子与工人群众在实践中将批判锋芒直接指向邓小平，并形成揭露行为。这一自发的群众性反政府运动，不能仅因部分学生领袖的投机分子性质而被整体否认。将领袖性质与群众实践混同，实质上是未对运动内部差异加以区分，从而无法把握其社会性质。若依此逻辑推演，则十九世纪英国宪章运动亦可被判定为反动，因为其中同样存在与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结盟的机会主义叛徒。然而历史表明，广大工人群众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其所设定的狭隘界限，并推动运动向更广泛方向发展。因此，对六四运动的分析亦必须在区分不同社会力量、学生群体内部之间的分化与各自不同的政治作用的基础上展开，而不能以领袖倾向代替对整体运动性质的判断。
故此，从你一分为二的分析上，我也很难看出有什么进步性。用资反修本身更是违背发展规律的。况且，共产党宣言里也有类似概念，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无产阶级一样都反对资产阶级，但能说我们支持他们的活动吗？放在八九运动上亦是如。这并不是不赞同无产阶级的反抗，而是要真正认清这场运动的性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然而，将上述类比直接套用于八九六四并不成立。封建地主并非人民群众，而八九六四的革命主体，在第二种倾向中是由中国工人群众与进步学生推动的，这一力量已经不再停留于单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的范围之内。从运动之后所掀起的毛泽东热即可见其思想转向的现实表现。
当前围绕这场运动存在不同评价。自由派完全支持，并将其界定为自由主义运动；一部分革命派因其受到自由派影响而采取完全排斥态度；中修则采取整体否定立场。完全排斥的观点在实践上与中修趋同，因而构成严重错误，这种判断实质上忽视了运动内部进步群众所发挥的作用，将其等同为无差别对立，从而否认了群众因素，上面只是分析方法的错误，而政治上这种完全排斥的观点，我认为是极端错误的，这就等于是和托派一个立场了，认为这是一场狗咬狗，完全不看其中的进步群众的作用，完全抹杀群众的主体性。
自由派中间也要一分为二，自由派领袖和自由派倾向的群众，我们应当对受到中修压迫不得不起来反抗，却又接受了自由派思想灌输的自由派群众予以肯定，肯定他们的反抗行为的正当性，又应该指出他们被灌输的自由派思想的本身。这是一分为二的观点，古代封建农民起义还得弄个宗教的外衣活动，也没有见过任何一本革命书籍对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起义完全认为其是反动的。如果只是自由派领袖和中修自由派官僚在上蹿下跳，邓小平也根本不需要出动坦克，出动坦克就是针对人民群众的，当时许多群众都直接批判邓小平，“小平你好狠”“我的儿子失业，你的儿子当首富”“康华实业是最大的官倒”。当时北京和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小生产罢市，甚至基层法官都在声援。自由派倒是想把这场运动的功劳完全据为己有，一些革命中的傻瓜倒也把这场运动完全推给自由派，从而和中修一起否定这场运动，这就是典型的眼睛向上看。
因此，我们认为8964是前后两场不同倾向的运动。至于一些人认为“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就是工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所以他们也是自由派，实际上工人是为了追求改良，挣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这种观点，简直是托洛茨基主义。根据他的观点，应该把那些受到中修与自由派毒害的群众，完全抛弃掉才对，因为这些人是中修派和自由派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拒绝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要拒绝团结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中间可被团结的意义。把8964完全看作是狗咬狗的观点，就等于是一种托洛茨基主义，他这种观点不仅是要把受到自由派影响的工人群众拱手让给自由派领导，拒绝承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拒绝我们承认基层群众运动的进步意义，就等于是拒绝我们影响这些群众。
参与运动的许多人固然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后果不满，但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简单倒退到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时代，也不是仅仅希望当局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政治想象，提出了既拒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拒斥市场化改革的替代方案。
没有新的革命共产党，难道还指望无产阶级群众自觉起来吗？马克思在其活动之前，工人运动难道就是反动的吗？与其如此判断，为何不去追问当时为何不存在革命先锋队去领导工人阶级？
第二场运动是群众自发掀起，不可能采取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自觉追求，而是对法西斯统治的激烈反抗。由于缺乏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领导，他们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只能借用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反抗的外衣。换句话说，此时的自由主义，不过是给了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一个美好的幻想，似乎只要实现了民主，就能摆脱法西斯压迫和经济困境，日子就能好了。在那样的法西斯制度下，自由主义不过是工人阶级用来对抗现实苦难的一件借来的外衣。在法西斯专制的黑暗下，人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则通过宣讲民主的美好，为他们编织了一场关于民主的梦。人民虽不知民主具体为何物，但从这些知识分子的口中，却能感受到所谓自由和民主的美好。
但是，从无产阶级和进步学生的理解中，民主和自由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全部含义，他们自己在运动中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斗争意志，他们借用了“自由”和“民主”两个外衣，团结了起来，向着一个人民不被压迫的社会前进，这种社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的资产阶级民主化目的又截然不同，在这里，政府是不被允许压迫人民的，政客是人民真正的公仆，独裁者邓小平是要下台的。也就是说，参与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他们借助对“民主和自由”的遐想，提出了自发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不提毛主席？为什么不提文革？那应该要去怪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革命先锋队的宣传，自由派当时就是把握了宣传的优势地位，没有听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工人阶级，但也一定听过了自由派的观点，因为当时都在谈民主和自由。但什么是民主和自由，自由派真的能完全且彻底的和工人群众说明吗？不可能的，自由派主要宣传的是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最初学生的运动很大程度是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了，目的也是追求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化。但是当工人阶级上台时，他们没有受到了自由派的系统政治灌输，也没经过什么政治锻炼，就从广场和宣传报里找到了“民主和自由”的几个碎纸片，又看到中修政府对待学生极端的恶劣，甚至要派遣军队，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学生，为了反抗压迫，和中修国家机器展开了对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他们起来了对学生的保护和对中修的反抗，这场运动的性质也就变了。 甚至，工人阶级起来反抗时，都还不明白学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竟然如此静坐绝食，甚至都不理解学生的坚持的自由主义的全部含义，但就看到了学生仅仅因为抗议，就遭受了不公，政府这么可恨，他们就起来了抗争。正是因为他们的对进步学生的坚决保护和对法西斯政府的坚决反抗，才引起了政府的血腥镇压。这场运动的性质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为了保护被政府不公平对待的学生，为了反对中修压迫和经济动荡、贪污腐败的无产阶级群众性反修运动，并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含义。
当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通过笨拙的方法第一次将自己组织起来时，他们即使还没有完全提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甚至组织起自己的口号都还是抄的自由派的碎纸片。他们在复辟以后，第一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仍是反抗法西斯专政的核心力量，仍是中国反修运动的主力军。但也因为这一次，中国无产阶级缺乏革命政党的统一有指挥地领导，所遭受的磨难也是惨重的。
中修政府在邓小平、李鹏等法西斯主义者的领导下，先是在党内清除了那些阻碍其镇压工人运动的派别，将党内改革派、自由派、温和派彻底夺权，确保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随后，他们调动军队、坦克和装甲车辆进入北京，实施全面戒严，为对天安门广场及各主要街道的血腥清场做准备。6月3日晚，军队开始在城市要道布控，封锁交通，切断通讯，步步推进，天安门广场及周边街区的人群被逐渐压缩到狭窄空间。面对武装部队的压迫，学生、工人、市民依然坚守岗位，组织“人墙”阻挡坦克，分发水和食物，试图保护绝食和示威群众，广场上高举反专制、反修正主义的口号，《国际歌》歌声和呐喊回荡在夜空中。
然而，中修政府毫不手软。然而，中修政府毫不手软，军队使用实弹射击，坦克无情碾压，装甲车疯狂扫射街道，街头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与爆炸声，滚滚浓烟笼罩街区，血迹和残肢触目惊心的散在道路与广场之间，无数工人，学生和市民在这场反抗专制的对抗中悲壮倒下，他们之中既有刚从工厂罢工赶来的工人，不愿意向强权妥协低头的高校学生。更有手无寸铁只为守护正义的热心市民和基层干部，面对这场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残酷镇压，工厂上仍有无数勇敢的身影，在用血肉之躯阻挡军车拼死保护身边的战友，在弥留之际用尽最后的力量呼喊反专制口号，揭露官僚特权，用生命谱写了反专制，反官僚的战斗篇章，展现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完全不屈的斗争精神。
尽管6月4日清晨，军队强行清场，公开的抗议行动被血腥镇压，但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并未因此消失。第一阶段自由派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发起的运动，在后期被敢于斗争的学生分子与工人、市民的自发联合所推动，突破自由派设定的政治界限，形成了鲜明的反政府、反官僚垄断、反修正主义的群众行动特征。这种群众性斗争不仅揭示了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阶级的暴力本质，也让全国乃至世界看到了中国劳动群众在面对极端压迫时的组织能力和政治觉悟。血与火铸就的经验成为后来中国的反修和反专制运动不可或缺的理论借鉴和精神财富，也为无产阶级在缺乏政党领导条件下自发反抗提供了深刻教训，证明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力量的潜能和革命实践中社会力量的分化与联合作用。
To all those who fought in 1989 for a better future of China https://indianapolis.iu.edu/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