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中国，在中苏两党党内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之后，均由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最反动危险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类国家在形式上仍披着“社会主义”的外皮，口头上高喊“人民”、“国家”和“发展”，但在政治经济本质上，已完全服从于党内一小撮官僚特权分子的私利，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谓社会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这种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帝国主义统治之实的特殊国家形态。它们通过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路线，将原本以满足全体劳动者需要、服务无产阶级革命为目的的计划经济，改变为以追逐利润指标和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经济体制。由于这小撮官僚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合法性，绝不敢公开承认复辟了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只能抛出“熄灭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是“现代化”等幌子，来推行其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苏修和中修的体制下，工人阶级作为生产主人的地位被剥夺殆尽。工厂不再是工人当家作主的集体单位，而被官僚垄断资本改组为追求利润产出的行政营垒。工人被重新降格为廉价的出卖劳动力的雇佣者，并被细分为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厂长和管理层则脱离了群众的有效监督，成为了权力不被限制的独裁者，并借此转化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触角。与此同时，修正主义者彻底抛弃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把原本属于工农群众的先锋队，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工具。所谓“人民”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宣传机器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沦为了一小撮官僚特权层自我粉饰的头衔。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党、政、军和国民经济高度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一旦修正主义者在上层得势，便能利用这种集中化的权力条件，通过大规模的清洗、对革命派的政治迫害和对历史事实的蓄意篡改，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统治权力的彻底易手。赫鲁晓夫上台后，便立即清算坚持革命路线的布尔什维克，全面清洗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而华国锋、邓小平集团则打着“揭批查”的旗号，对坚守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者实行了全面打击。通过这些手段，原本身为无产阶级公仆的政党被迅速重组为维护官僚特权利益的统治机器。这必然导致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辱的境地。官僚特权阶层高踞权力巅峰，肆意霸占剩余价值，对工农实行敲骨吸髓的掠夺。这种压迫在很多方面甚至远超旧时代的旧制度。苏修的剥削率一度达到200%，是沙皇时期的两倍；中修的情况则更为残酷，国企剥削率通常可达200%，而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深度庇护的私营企业对血汗的榨取更是能达到300%甚至500%。由于官位直接决定了可攫取的利益分配，这套体制内部的内斗异常惨烈，权力的消长呈现出你死我活的特征。这类斗争往往假托“反腐败”之名，但其真相是为了清除政治异己、巩固最高权力集团的绝对意志。无论中修在近年来对军队的大规模整肃，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修党内的排挤暗战，都是这一内部利益重组的表现。

由于面临如此沉重的压迫，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劳动人民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反抗倾向。对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采取了暴力压服的手段，并抛出“稳定”、“秩序”等名义为暴力行径辩护。中修在1982年强行废除了罢工自由权，并频繁动用“寻衅滋事”等模糊法律手段对工人正义斗争进行镇压；苏修则制定了一整套名为“反苏国家安全罪”的律令，残酷打击工农和真正的革命同志，封锁任何来自群众的反抗声浪。国家机器在此时已被完全锻造成了服务于官僚资本扩张的暴力。

此外，这套体系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反动派在本质上是互通的，他们以所谓“和平”和“分赃”为基础共同对付全球范围内的群众革命。苏修曾在世界霸权的争夺中直接出动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将战争燃向阿富汗；而中修则经历了从彻底屈从于美日等资本列强的投降主义，向如今以“共同体”为名实施地缘扩张的策略演变。无论其形式如何，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隐蔽的经济渗透或赤裸裸的领土控制，对他国实施新殖民主义掠夺。

社会帝国主义对群众的控制不只限于经济上的吸血，更体现在对精神世界的深度占领和毒化。中苏在复辟时期，都表现出向旧时代的糟粕低头的一致性。中修复辟以来，大量充满了色情倾向、虚无思想和庸俗拜金的内容被大肆引入和传播；同时，早已被历史丢弃的儒家腐朽文化和各类封建迷信也被冠以“传统”的名号重新合法化。苏修同样如此，大肆输入西方没落文化，甚至直接利用宗教教会作为维持秩序的支柱。在他们全力打压、污蔑阶级斗争路线为“极左”的同时，他们不仅将历史上的文革抹黑为“动乱”，也将斯大林时代的奋斗贬损为“冻土”，其目的正是要从记忆中彻底抹杀掉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历史可能性。

在培养后续阶层力量的教育体系中，这两个社帝政权也都完成了服务对象的根本反转。中修通过把“分数为重”设定为唯一的上升路径，确保了资产阶级子弟对受教育权的长期垄断，并在现实中扶持了类似衡水中学这种通过极致管控手段进行批量产出和精神驯化的机构。苏修则推行了所谓的专家治校和特权学校体系，在实质上保证了权力的血脉继承。这种体制通过建立巨大的教育鸿沟，巩固了那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秩序，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长期再生产。

**尽管两者在本质上同属社会帝国主义，但仍存在重要差异。**苏修主要是在国有经济基础上，通过“一长制”“利润挂帅”等手段，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彻底官僚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中修则在继承苏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又系统性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使资本主义复辟更加彻底、更加露骨。 在农业方面，苏修保留了集体农庄形式，但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使农民事实上沦为农业雇佣工人；中修则直接解体人民公社，倒退回小农经济，大规模制造破产农民和农民工无产阶级。

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帝国主义，其立场和行径都已证明它是劳动人民共同的死敌。苏修的政治外壳在1991年已经在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中崩溃，而中修也必然要在阶级斗争的决战中，被觉悟的人民推向彻底覆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