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从疫情结束以来，不少终于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幻想能在大学做回自己、自由自在的学生，在上了大学以后，发现大学对宿舍，对上课和讲座的考勤等形式主义指标的要求愈发地严格，课表中各种浪费时间、毫无用处的“水课”的占比越来越大，课表也越来越满。当他们坐在强制打卡的无聊讲座现场，在各种严查考勤的无意义“水课”上虚度光阴，在专业课上听老师讲得不明所以，却要为了绩点在自习室机械刷题，面对着比高中班主任还密不透风的教务指令，甚至出入学校、电子设备使用都受到限制，而且动辄通报处分时，大学生们发现，他们并未逃离，而是进入了一座管理更加精密的“高级收容所”。于是，人们很形象地将这种现象趋势称为“大学高中化”。这种名为“大学高中化”的毒素，用琐碎的签到磨损你的意志，用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侵占你的思考。“大学高中化现象”下的种种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措施往往打着“为了学生的安全” “为了学生的学业状况”的幌子，却在大学生们这里适得其反。这不是管理的失误，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针对青年主力的意志剥削。我们不仅是被困在系统里的大学生，我们更是被摆在传送带上、等待出厂质检的“生物耗材”。

为什么这种“低水平、高消耗”的管理模式会大行其道？为什么学校教的内容与现实严重脱节，所学内容和就业严重“不对口”，却依然要求你进行苦行僧式的重复？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学校从来不是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培养“人”、学术提升的地方，而是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之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各种官僚系统是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机构，因此，这些官僚系统的运行也是浸透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的。在科层制中，向上级交付“漂亮的数据”是官僚生存的第一法则，资本始终追求管理成本的最小化。深度的心理辅导、真正的学术互动需要高昂的人力成本，而“一刀切”的行政指令是最廉价的统治手段。大学高中化，本质上是把大量处于躁动期的青年学生“物理封印”在校园中，是将大学本来教书育人的任务异化成冰冷的数字指标（KPI）。对教育系统内的官僚来说，与其给青年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去和社会接触、结合，从而让自己承担担责的风险，不如直接用各种低效率的管理措施把他们置于一个看不见的囚笼中。而且，资本从来不真正要求教育系统培养出的劳动者有什么真才实学，而只需要他们能够忍受并顺从资本主义低效的官僚系统制定出的种种无意义的KPI、能够接受指令，同时能够保持高效的产出，而“大学高中化”的举措正是为了在如今经济下行时期保证教育系统产出的“耗材”都沿着预定的轨道滑向资本的餐桌，而不是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把矛头指向最根本的制度问题。教育系统中各级行政岗位的KPI都是“不出事”而非“出人才”，因此，它并不真正关心个体的成长，只关心在通往劳动力市场的传送带上，个体不要在校区内“报废”。这种“不作为”表现为行政凌驾于教学研究。官僚系统通过剥夺学生的时间和自由，来换取自身管理上的“绝对安全”，它不在意学生具体做了什么，它只确保学生处于被支配状态。这本质上是教育资本在节省管理开支的同时，通过极度的规训来降低未来劳动力的“反抗意愿”。

另外，伴随着“大学高中化”这一趋势的，是“考研高考化”、学历贬值和大学的扩招。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从来不仅仅是依靠工厂流水线、外卖平台算法的压榨，更要依赖教育部门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精准规训和社会中一切阶级对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自发的再生产。高考化的考研和KPI式的学分一样，一方面把原本应该具有集体意识和公共关怀的青年学生们卷入无意义的竞争和绩效考核中，使得他们被彻底切割成互为竞争对手的原子化个体，让他们在潜意识中接受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资本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其无法形成反抗资本的力量；另一方面，学校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在如今的经济下行和结构性失业时期也承担着缓冲池的功能——官僚系统通过本科扩招，设置种种刁难式的考核标准，增加考试难度，吸引学生们考研，从而让大学生们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保持“忙碌且顺从”的状态。这种忙碌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推迟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的爆发——毕竟，只要通过这些措施把大学生困在校园里，那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不算是“失业人口”，不仅在统计数据上起到了粉饰太平的作用， 而且还能防止他们把对现状的不满诉诸街头，起到了绝佳的维稳作用。 这也就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大学高中化的这些措施会在新冠疫情结束以来加速实行了，毕竟在疫情期间，中国的大学生们发起了数以千计对抗高压的形式主义的疫情防控政策的行动。要想达到维稳的作用，沿用疫情时的管控“一刀切”做法对教育官僚们来说是再省力不过的选择了。这也可以用最近的新闻来印证——各地的地方政府开始要求社区登记失业人口并催促其就业，这说明如今的失业问题已经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安稳，在这种大背景下，在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场所的学校里面就更应该推行这些“维稳”措施了。

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能够忍受大学四年的形式主义折磨，并且在考研的残酷内卷中胜出，那么他在未来的资本市场中，就是一个能完美忍受“996”和中年裁员风险”的耗材。考研的硝烟掩盖了阶级的矛盾，学历的通胀稀释了劳动的尊严。学历证书对资本家来说从来都只是劳动力的质检合格证，在他们的账本上，你的硕士学历不过是它压低工资时的一块压舱石。

说到这里，“为什么明知大学里的‘水课’和专业课严重脱离实际、跟就业需求完全不对口，还要用‘大学高中化’的形式主义措施把学生困在学校里，刻意制造这种脱节？”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只要找来几十年前的专业教科书，就会发现它们和现在大学教育的方式是大相径庭的--前者是手把手教学生如何学会那些生产和学科技能，而后者却动辄长篇累牍的“定义-意义-定理”的废话，和实际严重脱离，摆明了不想让人学到真才实学，充斥着“防自学机制”。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低水平、高消耗”的管理模式，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对口”、“无意义的 ‘水课’ ”，绝不仅仅是因为教育者自身水平有限和外部条件的影响，而是教育部门故意为之，是一种服从性测试，其驯化逻辑优先于技能逻辑，而且这和学历的贬值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教育完全对口，学生会因为掌握核心技术而具有极高的议价能力和自主意识。相反，教育与需求脱节，不仅可以通过大量“无意义、无产出、纯消耗”的任务训练学生们的服从性，而且能让高学历劳动力供过于求，制造“相对过剩人口”，资本家就这样获得了绝对的定价权。这种“脱节”给了资本家降低这些较高学历的劳动力的工资的理由，也就推动了学历的贬值，很多人为了获得那个“贬值的文凭”，不得不放弃对真知的追求，转而进行高强度的、机械的应试训练。教育部门的“不作为”和“盲目扩招”，本质上是在为资本市场提供廉价且焦虑的后备军。不对口程度越高，毕业生的恐慌感就越强，也就越容易接受剥削。进而，教育系统利用这种恐慌建立了一套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学生们因为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不得不去考取各种资格证书，对教育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来说可以增加机构预算，通过办班、出题、发证，又可以从中获取暴利，创造庞大的校园消费市场。因此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并非官僚系统的失误，而是一场阴险的合谋。它通过制造‘学历贬值’和‘技能错配’，让青年人在走出校门前就已在长期的精神消耗中丧失了讨价还价的底气。 **这种“不对口”，表明了教育系统如此运作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培养技能，而是为了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压迫关系；**这种“不对口”，是资本为了确保劳动力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而刻意留下的陷阱。这不仅仅是教育上的异化，更是阶级压迫在教育系统中的延伸。

中修的官媒一直都连篇累牍地宣传高考、考研的公平性，宣传它们能够改变命运，当博士去送外卖，当硕士去站柜台，当大学生中毕业即失业的比比皆是时，这绝不是个人的悲剧， 而是中修官媒之前一直维持的欺骗性假象破碎了，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向全世界宣告：它已经腐朽到无法消化它自己生产出来的智慧。

**此外，应该注意到的是，大学高中化的措施里面有很多都是通过家长来向大学生们施压的，比如家长会、进出校门必须家长申请等等。**家长的压力，正如同资本主义逻辑渗透进私人生活最后一公里的“毛细血管”。我们不能将来自家长的压 力仅仅归咎于“代沟” “性格”的问题，这本质上是“中间收入阶层的防御性焦虑”。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阶级跃迁的通道极窄极难攀升，而阶级跌落的进程往往是极为容易的。 **在意子女的成绩并积极对子女施压的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的家长，**而这些小资产阶级家长们深知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门票”属性，害怕自己的子女沦为“社会底层”，于是他们不得不参与到对子女的规训中。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下，家长们由于看不清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也成为了这个系统的囚徒。在他们的眼中，教育投入不再是情感的投入，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人力资本投资。为了确保这笔“投资”不缩水，特别是在如今的经济下行期，他们对阶级滑落的恐惧大大地加深了，于是他们自发地拥护学校的“高中化管理”，因为那种军事化的、可量化的标准能给他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通过“召唤”让个体自愿承担角色。系统通过制造“不考研就没出路”的恐慌，成功地将家长召唤成了“家庭内部的驻校督导”。 **于是，家长们的焦虑成功地被教育系统的官僚们利用，成为了大学生们头顶的压力。**父母对我们的每一点关心，都像是附带着高昂利息的贷款，抵押品是你唯一的青春和自由意志。家长们此举不是在爱，而是在害怕阶级的滑落，本意是试图使自己的子女不沦为“社会底层”，让他们出人头地，却使得大学生们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甚至他们的前途还变得更为黯淡，不仅没能出人头地还使得自己的阶层一路下滑。这种爱的错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残酷的胜利：它让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在亲情中模糊，让反抗的火苗在“为了你好”的温情旗帜下熄灭。

在“大学高中化”的大背景下，大学生们每天穿梭在教学楼与宿舍之间，手机里全是群公告的“收到请回复”，日历上填满了无意义的讲座和打卡。你很忙，但你知道这种忙碌与你的理想、与真实的社会生产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忙碌的荒诞感”——你在为一张名为“前途”的空头支票支付你唯一真实的青春。尽管你发自内心地对绩点排名、垃圾证书以及早自习、晚自习、校园跑等种种形式主义的规章制度和任务极度厌恶，但是在看到身边的同学比自己多拿了一个证书，或是自己的绩点往下掉了一点，或是面临学校各种不合理规定的处罚时，经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慌。这个系统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你把“对它的恐惧”误认为是“对卓越的追求”。你恨这台机器，但你更害怕这台机器不再需要你，这种“被抛弃感”是当代大学生的核心精神枷锁。在这种困境下，即使有半小时的空余，也不敢去看一本大部头的书，而是不断刷新社交软件或绩点查询系统。大学生们的思维就这样随着时间一起被切割成了碎片，他们几乎无法自发地形成系统的反抗思考，因为系统通过琐碎的任务消耗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你感到周围全是竞争对手，每个人都在孤独地、原子化地在这个透明的培养皿里挣扎。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学生们只能在这套无形的吃人系统里消极地沉沦，根本无法挣脱呢？当然不是。这恰恰是阿尔都塞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其结构主义观点的错误之处。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绝不是永恒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资本的这套意识形态神话破灭之时，也就是当系统无法提供其许诺的就业回报时，这个腐朽的压迫结构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并且已经有了最终炸毁的必然性的可能。大学高中化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跟学历贬值和考研高考化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和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剥削的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针对一整代青年的系统性围猎，教育官僚系统把你困在这个名为“大学高中化”的无形囚笼里，是为了让你在无尽的内耗中忘记，你现在和将来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努力而在于这个腐朽的体制，你本可以走向广阔的社会，在劳动实践中获取真才实学，你本不应该被这种腐朽的教育理念、被那张实际上是劳动力服从性的质检合格证的学历证明限制。我们应该拒绝这种“被安排”的平庸，当我们认清这个整体，开始质疑那些无用的讲座与“水课”时，开始拒绝为了绩点而互相告密或者内耗时，开始质疑那“收到请回复”的红点时，开始拒绝用那张贬值的纸来定义生命的价值时，反抗便已开始。记住，包括你我在内的绝大多数青年大学生，以后都是要加入劳动人民的行列的，我们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当我们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一同反抗这吃人的旧制度时，这台靠压榨青春续命的庞大机器，就将迎来它最终的停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