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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焦点之时，中修便愈发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渴望把自己塑造成全体中华民族最正确、最能代表民族利益的民族领袖，并借此进一步妄图抹杀国内各阶级在对台问题上的阶级分歧，要求无产阶级接受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领导，实现“一致对外”。
在对台问题的宣传中，中修采取了大棒加萝卜的方式。一方面，严厉打击反对统一的声音，将“武力统一台湾”通过宣传机器鼓吹到极其敏感的高度，任何涉及不支持“武力统一”的言论，都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围攻，并面临社交媒体平台审查的危险；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各阶级群众持续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将中修党塑造成中华民族和台湾统一最忠实的捍卫者，塑造成台湾结束被帝国主义侵略历史、回归中国的最坚定拥护者。通过这种方式，中修利用台湾问题在宣传高地上站稳了所谓的民族道德立场，使其对台统一的主张显得既理所应当又大义凛然。同时，这种舆论造势还激起了社会上广泛的“爱国道德”，任何站在中修立场对立面、不支持由中修实现台湾统一的人，都会被打为“卖国贼”。
也就是说，中修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审查和管控，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再辅之以情义上的威逼利诱，使其在台湾问题上获得了大陆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的支持。一部分支持中修武力统一的人，便一同沐浴在中修所塑造的民族荣光之中；而另外一部分主张和平的人，在中修的几套连招下来也不得不支持武力统一，即使他们仍然摇摆不定，不愿意最终通过战争造成海峡两岸的生灵涂炭。后面的这些人的愿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声音，表达了海峡两岸劳动人民对和平统一的渴望，即使“和平统一”已经被中修彻底抛弃了。
可是，“和平统一”却表达了两岸人民要求在两地政府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尊重台湾人民是否自愿和我们实现民族融合的自由。这种对台湾人民在与大陆人民平等交流和相互尊重条件下实现的融合，其实也表达了两岸人民对台湾被帝国主义分割，结束两岸人民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分裂的心愿。
一、台湾的殖民地历史与大陆不同时期的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是造成台湾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的罪魁祸首。台湾人民在二战前后，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之下，逐步丧失了民族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关系中沦为了被压迫民族。在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买办走狗剥削的现实状况下，台湾人民又何尝不渴望摆脱这种压迫？又何尝不希望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与大陆实现统一，从而结束被美日帝国主义支配的历史？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历史，本就并不仅仅是被压迫的历史，同样也是台湾人民不断争取自由解放、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无论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战后美帝国主义实际控制下，台湾人民始终坚持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根本要求是摆脱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的统治，从而实现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然而，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势力绝不允许台湾真正获得解放。台湾不仅在地理上具有遏制新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价值，而且在冷战格局中，被美国视为维持其亚太霸权、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嫁的资本过剩和阶级矛盾的重要前沿据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帝国主义便千方百计地利用国民党买办集团，维持台湾与大陆的分裂状态，从而巩固其在台湾的军事和政治控制。
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控制，也直接导致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难以回归祖国的状况。国民党买办政权为了获得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与军事支持，以维持其割据统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加强了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审查和“白色恐怖”统治，同时推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改革，为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和战略部署服务。内战结束后，在美帝国主义、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军事订货支持下，国民党当局积极配合美国垄断资本的要求，对台湾大量存在封建生产关系加以改造，大量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被纳入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成为美帝“经济援助”和资本输出体系中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为帝国主义资本创造了充足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岛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也推动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垄断资本及台湾买办集团的资本积累。
台湾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为军事力量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美国则将台湾视为遏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在所谓经济援助中附加明确的政治和军事条件，要求台湾买办政权将美援资金用于购买军火。依托美援和军火支持，台湾买办集团得以同新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从而阻挠解放军登台解放，进一步维持台湾的分裂状态并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买办集团又将维持美援体系和军事订货的沉重负担转嫁给台湾人民，转身就与美帝国主义攫取了巨额垄断利润。由此可见，正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在台湾的买办代理人，成为阻碍台湾人民获得真正解放、阻碍中华民族完成统一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了台湾人民被成为被压迫民族的不自由地位。
自战后台湾沦为美帝的殖民地，新中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下，从来没有放弃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反动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的殖民活动；从来没有忘记台湾人民仍处于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不自由的民族地位；也没有放弃支持台湾人民起来推翻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并且彻底支持台湾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肯定台湾人民有不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自由的权利，有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权利。正是在这一立场下，面对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军事支持下不断进行的武装挑衅，新中国被迫作出坚决回应。无论是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的军事骚扰，还是美国军事介入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协防”台湾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的签署，其本质都不是所谓“民族对立”，而是帝国主义借助买办政权对阻止解放全中国的持续军事威胁。毛主席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革命完成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新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斗争，始终服从于反帝、反蒋、支持台湾人民解放的政治方向。这种斗争，并不是想要以国家机器压迫台湾人民，而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台湾的军事封锁和政治控制，为台湾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解放创造外部条件。在这一时期，新中国从未将台湾人民视为对立面，而是将矛头始终指向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台湾的买办代理人蒋介石集团。
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待台湾问题的根本立场，从来不是抽象的“国家统一至上”，而是把台湾问题明确置于反帝国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任务之中，强调只有在帝国主义被台湾人民打倒、买办政权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的条件下，台湾人民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民族统一才能具有真实而牢固的基础。
然而，社会主义中国在以华国锋、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推动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大陆逐步建立起以官僚垄断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状态，转变为资本往来和以共同剥削为基础的资本同盟关系，并由此经历了一段长达二三十年的“蜜月期”。
邓小平宣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资本主义在全中国的复辟全面展开。大陆沿海城市相继被设立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地方官员被下达招商引资的政治任务，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被明确为引进和依靠的对象。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在客观上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了新的出路，为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过剩和阶级矛盾。在那个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同途径，试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大量外国商品在短时间内涌入国内发达城市。同时，在商品输出之外，帝国主义资本也借助台湾、香港、澳门等中介地带，向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进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输出。台商、港商以及经由港澳台进入大陆的日本资本、美国资本……相继在这些地区设立工厂、外贸公司和银行。
从这一时期开始，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台湾的过剩资本通过大陆市场得以消化，而大陆资本运动规模的迅速扩张，也吸纳了大量台资参与。经济和贸易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两地政治关系与民间往来的缓和。金门地区的军事对峙逐渐结束，两岸底层民众的相互往来也得以恢复。随着，由于经济联系的加深和政治紧张的缓解，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逐步制度化，并最终在1992年形成了被称为“九二共识”的君子协定。这一共识，标志着两岸关系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2008—2016年，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制度化协商，签署23项协议，实现“大三通”、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推动交流高峰，包括2015年“马习会”。但紧接着自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九二共识”就不被台湾政治所承认，两岸政治经济关系急转直下，官方沟通陷入中断。
二、“九二共识”破裂和战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所谓“九二共识”，并不是一个超阶级、超历史的民族统一原则，而是产生于大陆资本主义复辟和两岸资本融合时期，两岸资产阶级为达利润最大化而建立相互勾结的政治关系。它的形成基础，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也不是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是建立在两岸资产阶级，尤其是大陆官僚垄断资本与台湾买办资产阶级之间资本往来基础上的相互妥协。在与中修政府达成“九二共识”之后，国民党又在岛内政治的需求下提出“一中各表”作为“九二共识”的注脚。“一中各表”是否为中修承认，都不可避免的显示出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基于民族主义论述的模糊性，这也正是这种阶级妥协关系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从阶级实质上看，“九二共识”没有触及台湾被帝国主义控制和买办资本统治的问题，也没有否定台湾作为美日帝国主义亚太体系的重要地位。相反，它默认并搁置了台湾的阶级压迫，放任台湾人民被剥削阶级压迫的事实，把“统一”问题从反帝、反买办的民族解放问题，仅仅转化为可以通过资本流动、市场分割和政治协商来“逐步解决”的国家内政问题。
对于大陆官僚垄断资本而言，“九二共识”为其吸纳台资、改造产业结构、扩大资本积累规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对于台湾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依赖大陆市场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言，这一共识同样有助于其突破岛内市场局限，在不触动美帝主导的总体战略格局下，在大陆实现资本增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九二共识”成为两岸资产阶级共同认可的最低政治公约，而并非台湾人民或大陆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
因此，“九二共识”所代表的，并不具备中华民族的民族统一革命性意义，而是两岸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内的暂时性合作。它是一个既不反对美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台湾买办统治，更不以动员和解放劳动群众为目标，还放任了台湾人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帝国主义全世界经济分工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一旦国际帝国主义关系发生变化、资本利益重新分配，这种以资本剥削为基础的“共识”就必然陷入危机。从这一角度看，把“九二共识”神圣化为民族统一的最高原则，本身就是对其阶级实质的掩盖。它既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方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它所能维系的，只是两岸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阶段内的合作关系，而这一关系，从一开始就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无关。 我们就不难想象，“九二共识”终将的破裂的基因便潜藏在它建立之初。正如这一共识本身建立在两岸资产阶级、尤其是大陆官僚垄断资本与台湾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割之上，它的存在前提，也只能是这种合作关系在原来的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仍然可行。一旦利益分割和国际局势被打破，“共识”本身就失去了现实基础。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新的危机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美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不断上移，台湾在其全球霸权战略中的地位随之显著上升。台湾不再仅仅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中介地带，而日益被用作遏制中国垄断资本在台扩张、牵制大陆扩大开放的重要殖民地。在这种背景下，台湾资产阶级对大陆市场的资本输出关系不仅受到来自美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强烈制约，由于台湾重新被美国垄断资本作为缓解国内经济过剩的重要地区，又是阻碍大陆垄断资本入侵的重要战线，两岸资产阶级之间原有的利益平衡被逐步打破。
中国大陆的官僚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伴随着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实现了金融实力的显著扩张。这种扩张，使其日益迫切地需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统治范围，并想要进一步调整中国垄断资本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因大规模引入外国帝国主义资本而形成的贸易逆差地位。随着中国垄断资本的迅速壮大以及对外资本输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贸易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实现：中国逐步对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形成贸易顺差，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和平地”向外扩张资本，在其他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市场和原料资源，获取了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的垄断权。
在这种条件下，大陆垄断资本更加迫切希望利用“和平发展”“资本融合”等方法，但是越是“和平发展”大陆和台湾经济贸易不平等不对称的关系就越夸张。大陆面临国内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巨大压力，在最初时期，不是没有想过反过来向台湾实行垄断资本的殖民扩张，也不是没有试图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法抢占台湾的市场，扭转大陆与台湾资本输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结果呢？截至目前，台湾对大陆累计投资约为206.37亿美元，而大陆对台湾从2009年开始，累积投资仅仅为25-37亿美元，彼此差距约为5-8倍以上，呈现显著单向流动特征。[1]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主要指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如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等）在新世纪以来，对台湾直接投资（FDI）规模的总和，根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24》及更新数据，2023年底台湾外资总存量约为1301亿美元，约为中国投资规模的43-45倍。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资本输出，从2009年台湾开放陆资进入以来，就受到了欧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本土资本的排挤和制度上的审核，反观，台湾本土对大陆的金融关系与贸易关系中一直处于优势顺差地位。2024年两岸贸易总额达2929.71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湾贸易逆差高达1425.93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对大陆享有同等规模顺差），这一巨额顺差仍是台湾整体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 虽然在部分产业上，中修官僚有通过“惠台政策”为台商大开方便之门，试图通过经济政策收买台湾资本家，但整体而言，两岸经济是深度互补与融合，投资与贸易流动均以台湾单向流动至大陆为主，短期内不对称不平等的经贸格局难以改变。
中国大陆的垄断资本，能够通过什么方法扭转这巨大的贸易逆差呢？
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税战、贸易战相继展开，原有的顺差地位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加强贸易保护政策的背景下不断受到冲击。同时，通过新殖民主义获取的海外利益，也日益遭到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在国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严重动摇了作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根基。动用武力从其他帝国主义手中抢夺殖民地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道路，和平已经沦为过去式，刺刀提上日程。
台湾问题被重新提到国家安全和垄断资本竞争的高度。这种转向，本质上也绝不是什么“民族觉醒”，而是官僚垄断资本在内外经济压力加剧条件下，不得已抛弃了“和平发展”策略的必然结果，长期的和平发展的结果就是造成了难以改变的巨大贸易逆差与劣势地位，不仅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局面，更在国内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下，还面临台湾这庞大的逆差劣势。
正是在这一双重变化之下，“九二共识”赖以存在的模糊表达迅速崩溃。一方面，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再容许台湾资产阶级在中美之间保持灵活回旋；另一方面，大陆官僚垄断资本难以通过经济渗透和政治协商来处理台湾问题和扭转巨额逆差地位，而必须借助民族主义动员和国家机器，试图以更直接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由此，“九二共识”作为一种两岸资产阶级的妥协条约，或者对大陆而言的“不平等条约”——即使中修一直指责以民进党为首的台湾买办抛弃了“共识”，抛弃了“一个中国”原则，但从经济关系巨大逆差来看，“九二共识”所追求的合作关系正是导致陆台关系巨大不对称关系的根源——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于是，“九二共识”的破裂，并不是偶然的政治事件，也绝不仅仅是因为民进党反对“一个中国”原则而破裂，而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深化、帝国主义竞争加剧、两岸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发生深刻变化，利益分配格局却难以改变的集中表现，就已经决定了大陆垄断资本采取了目前唯一可走的武力统一道路代替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它的终结，标志着两岸关系从以资本合作为主导的阶段，转入以资本对抗和战争威胁上升为特征的新阶段，也为中修日后将台湾问题全面民族主义化、战争化，提供了的可能性。
然而使武力统一台湾从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同样取决于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以及贸易造成的对台资严重依赖的经济结构关系。
从经贸结构看，台湾对大陆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互利合作”，而是在若干关键领域形成了现实的遏制关系。2024年，两岸贸易总额约293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高达2178亿美元，占大陆总进口额的约8.4%[2]，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电子零组件等关键中间产品领域。这意味着，大陆大量出口导向型产业，尤其是电子和高端制造，在核心环节上高度依赖台湾供应链。一旦两岸关系紧张，相关进口受阻，就会直接冲击大陆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依赖关系在贸易结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24年大陆对台贸易逆差约1426亿美元，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反映的并非大陆“吃亏”，而是台湾在关键技术和中间品上的垄断地位，例如，半导体供应链和大陆芯片自给率仍依赖台湾 。正因为如此，贸易一旦出现摩擦，冲击并不会均匀分布，而是会迅速传导到大陆电子产业、外贸企业和就业层面，引发价格波动、订单缩减和产业链不稳定，从而放大整体经济波动。
在投资层面，尽管台资在大陆整体外资存量中占比不足1%，但在电子信息、半导体制造、精密加工等领域具有明显集中效应。大陆累计吸收台资超过200亿美元，台资企业超过10万家，雇佣数百万劳动力。这种“总量不高、关键性很强”的结构，使得台资撤出或受限，并不会造成全面崩溃，却足以在特定产业和区域引发连锁震荡，加剧相关经济领域的产业危机和阶级矛盾。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台湾问题被不断被“国家安全化”和“国家战略化”。对中修官僚垄断资本而言，只要台湾仍处于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大陆在关键产业链上就始终暴露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之中；而每一次陆台关系摩擦导致的贸易紧张、技术限制和供应链干预，都会直接转化为国内经济压力。这种大陆与台湾结构性矛盾，同时经过历史上“和平发展”的阶段的证明，目前中国大陆根本无法逆转越来越大的贸易逆转，以及相关产业仍高度依赖台湾的现实。这也决定了中国政府难以像美国一样，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而采取关税战的方式，甚至为了保证关键产业的稳定性，还不惜每年送给台湾1000多亿美元的顺差。
因此，台湾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伙伴”，而是在美帝国主义亚太地区的布局中，被用来牵制和压迫大陆经济的重要地区。正是这种贸易高度不对称、集中在关键环节的依赖关系，使贸易紧张一再转化为经济波动，并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危机条件下，被不断推向以武力方式“解决”的危险方向。
随着中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和战争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断转化为现实性，民族主义的鼓噪声也随之愈发喧嚣。中修反复宣称，台湾统一是所谓“中华民族的家务事”，强调大陆和台湾“本来就是一家人”，试图以民族血缘和国家主义抹平现实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冲突。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台湾统一被描绘成一项具有多重“正当性”的历史任务：既被说成是拔除美帝国主义在台海地区设立的战略钉子，从而保障中国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又被渲染为终结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多年来分裂历史的必然一步。在这种民族主义狂热的宣传下，统一被抽象为民族复兴的象征，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度。 中修对台政策从“和平统一”逐步转向“武力统一”的过程，这在民族主义宣传中被刻意塑造成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中修将两岸关系紧张和统一前景的破裂，单方面归咎于美帝国主义、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逼迫”，指责台湾单方面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的战略转向战争完全是由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绝没有大陆官僚垄断资本觊觎台湾经济基础和新兴市场的野心。在民族主义宣传中，中修完全抹去了自身在激化矛盾中的主动作用，也把大陆和台湾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完全外推为外部势力干预的产物。通过这种方式，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把一场由资本扩张受阻、帝国主义竞争加剧所推动的战略冒险，重新粉饰为不可避免的民族选择，并为战争动员制造舆论基础。
经过以上分析，台湾的武力统一完全是由中修党在国内外各种矛盾的集合下，不得不走的唯一道路。如果想要缓和经济危机，就只有通过武力抢夺的新兴市场从而消化过剩商品；如果想要扭转对台的贸易逆差，保护经济安全，就必须保证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想要打击美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台湾就必然要实现回归。但是，台湾的问题早已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还是中修与美帝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激烈对峙的前沿阵地，台湾买办资产阶级在经济结构上高度依赖于美帝国主义，充当了美帝在亚太地区反中修的急先锋，通过不断宣扬中修政府的罪恶行为以此激发台湾群众的反中心理，这些事件都鲜明地表明，中修很难再通过使用宣传手段，激发台湾人的回归之心，反而由于统一进度的不断推迟，使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本质被台湾的自由派分子和民主人士进行一定程度的揭露。种种方面都导致了对于中修政府来说，台湾的回归必须动用武力，而本质上自己才是战争的主动挑起者。
三、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通过革命制止对台战争 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推进武力统一，只会进一步强化中修的国家机器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力量。战争动员本身意味着财政、军工、金融、能源、舆论等领域向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为官僚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提供条件，从而暂时缓解其目前在阶级矛盾加剧下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同时，统一本身已经完全建立在战争与暴力之上，不通过暴力实现统一在现实中已不可能存在，“和平统一”早已沦为意识形态宣传中的空洞口号。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的台湾，是不可能被美帝轻易放弃的关键战略节点，并且已经成为了当代帝国主义对抗格局中新的战争交点之一。因此，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将“统一”本身视为正义，并塑造为不容质疑的民族目标，本质上就是对殖民掠夺的美化，是在推动一个民族法西斯主义化，也是对帝国主义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的狂热支持。 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应该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这不仅是道义上的判断，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性质的基本结论。中修推动的对台战争也绝不是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民族掠夺战争，是为了把殖民地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手中夺回到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手中的战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场战争性质沦为非正义的，也代表着这是世界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重新瓜分世界、转移国内危机而发动的掠夺战争。台湾问题的根源我们已经讨论过，这并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完全是被垄断资本披上了民族问题的外衣，实行的殖民侵略，他们要求实现对台湾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力图吞并台湾最发达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妄图将台湾的芯片产业、半导体产业等台湾核心工业据为己有，以求改变贸易巨额逆差的地位。这种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野心，难道就因为打上了“民族统一”的外衣就能够变得正当起来了吗？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自己狼子野心，不惜挑起海峡两岸的同一个民族的阶级兄弟姐妹相互为敌，他们为了挽救自己的经济政治危机，不惜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再一次重新暴露在战争这个绞肉机下，让我们为他们的荣华富贵陪葬。在这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与中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任何统一战线的可能。跟随中修、支持其对台湾的统一，对大陆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除了虚假的民族荣光之外，没有任何实质利益。战争必然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生活成本普遍上升，房租上涨、工资下降，军费负担不断加重。这些后果将全部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承担，却服务于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需要。帝国主义者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将这种战争伪装为“民族事业”，正是资产阶级在战争时期掩盖阶级矛盾的惯用手段。中修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正是大陆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在当前条件下鼓吹同中修建立统一战线，本身就是修正主义。这种立场的实质，是要求无产阶级服从于资产阶级国家利益，让位于中修的统治需要，在战争中充当炮灰，或者在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时放弃罢工、放弃阶级斗争。这种所谓的“合作”，只能是以阶级投降为内容的合作。
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武力统一台湾也是中修既定的国策，这些并非我们所能决定。有人提出一种论调，认为战争能够激化矛盾、制造革命条件，因此应当支持战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革命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牺牲之上，是一种以人民生命为代价的“革命投机主义”。即便战争可能削弱中修的统治合法性，那也是中修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我们支持其战争的理由。革命者的任务只能是反对战争、揭露战争，而不是帮助资产阶级把战争打得更加彻底。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任务才不是支持这场战争，而是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战争并不会自动产生革命，战争只会为革命提供可能的客观条件，而革命能否发生，取决于是否存在被压迫阶级普遍增长的阶级意识，和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中修将要发动的战争欢呼，而是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对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使战争危机不再被资产阶级利用，而是被转化为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的条件并不是在于战争造成的客观条件，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利用好战争创造的群众普遍愤怒的觉悟提高。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对立面，站在被战争和资产阶级压迫的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行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揭露以任何形式支持侵略战争的观点。
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战争造成的革命的客观条件本身并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在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日本无产阶级同样遭受着极端压迫，但革命并未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共产党没有利用好日本法西斯主义对日本人民压迫造成的种种客观条件，没有利用好日本人民在战争期间普遍兴起的对法西斯主义专制感到的愤怒；也没有团结起全日本的劳动群众对物价飞涨和粮食短缺引起的规模巨大的一场又一场的经济罢工，缺乏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加紧经济搜刮，另一方面通过虚假的民族主义制造“全民族共同体”的幻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无产阶级的被动支持。这一历史教训表明，战争如果缺乏革命党的广泛领导，完全可能转化为对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压迫，而不是通向解放的道路。
对台湾问题同样如此。形式上的民族统一本身不是目的，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才是目的。大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台湾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战争期间必然会做到相互支援和互相团结。大陆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必须得到广泛团结被压迫阶级的支持并促使这一场非正义的统一战争失败，从而支持台湾无产阶级在建立起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下，将中修赶出台湾。台湾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锻炼自己的革命力量，日益成为台湾的革命领导阶级，并在经过战争时期取得的武器优势一举推翻美帝的压迫。大陆和台湾的无产阶级，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彼此的相互支援，那么通过革命制止战争，利用战争创造的优势条件赢得胜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是没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够获得台湾无产阶级兄弟解放的支持，我们才算是真正的支持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通过实际行动支援了他们脱离中修压迫和美帝剥削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和台湾人民的隔阂才会在消除中修和美帝买办的阻碍以后得到消弭，真正意义上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
相反，由中修完成的统一，只会加剧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为了维持统治，中修必然加强政治压迫和民族压迫；台湾人民在反抗中修压迫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将矛盾转移到大陆人民身上。而大陆人民又在中修的统治下，被迫支持对台湾人民的镇压。即使在民族血缘上同属一家，但中修政权横亘其中，只会不断制造新的民族仇恨。
因此，这种所谓的统一，不过是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谁都知道这是更进一步的民族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