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舆论总是表达着某一阶级的世界观，并成为这一阶级打击敌对阶级的有力工具。因此，这就决定了舆论工具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必然浸透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下采取这样那样的舆论形式伪装自己。只有自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敌我，揭示舆论背后的阶级实质，不被表面的“观点之争”所迷惑，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某一时期突然爆发的舆论热潮，究竟是在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舆论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是阶级力量争夺群众思想的工具。毛主席讲过：“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总要在报纸上登文章，总要放毒，总要吹嘘资产阶级那一套。”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和阶级地位，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就必然要污蔑和造谣，如果他们不造谣，那就不是反动派了。相反，无产阶级为了扩大宣传，为了向社会被压迫阶级广泛灌输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布报纸等宣传工具制造舆论。可见，舆论都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利益。当社会中新事物出现时，无论是政治运动、生产方式变革、群众斗争还是思想革新，社会上必然出现不同声音，而这些声音的背后，就是不同阶级在新事物面前的不同态度。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与保守派的舆论争夺，本质上是党内资产阶级与革命左派争夺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领导权的斗争。走资派打着“稳定”“反极端”的旗号制造舆论，甚至动用政权机器限制群众组织、镇压群众革命，都是为了抹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掩盖他们对行政权力与生产资料的占有。部分高干子弟为了维护自身的优越生活与家庭权力，也加入保守派阵营为走资派父辈护权。直到今天，走资派及其喉舌仍在散布恶意抹黑文革的材料，用嘲讽和污名化的方式否定那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很明显，凡是反动派，都是出于压迫人民的阶级利益而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然而，由于反动派行事不得民心，他们害怕革命左派的进步舆论吸引群众，同时也深知自己的报纸和观点没人愿意看，为了利用好舆论这一趁手工具，资产阶级便罔顾事实，想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反动阶级的所谓舆论，不过是“谎言”的代名词罢了。

在现今社会中，舆论被资产阶级操控表现得更加直接。只要有维权或罢工事件，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封禁消息、限制传播、账号消失、警察上门——充分说明舆论场已经被资产阶级的霸权彻底霸占，不再容忍任何进步的声音，更不允许有任何反抗中修意志的舆论出现，毫无任何的言论自由。新事物的发展必然伴随旧势力的舆论围剿，旧势力往往利用新生事物的不足之处，大肆抹黑造谣，归根到底，还是害怕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害怕丧失压榨无产阶级的天堂。因此，舆论场的斗争实践必然能够确认谁在维护旧利益、谁在推动新利益。我们也只有顶住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才能确保新事物不被扼杀。

一些同志之所以容易动摇、反复怀疑自己，陷入自我矛盾，根本原因就在于阶级立场不稳，又受到资产阶级舆论的迷惑。他们不善于用阶级分析，不抓阶级立场，不会一分为二，于是思想混乱、判断摇摆，甚至把本来很明确的问题想得模糊不清。其实，阶级分析、阶级立场和一分为二的方法不仅是理论工具，更是生活中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正因为不用、不实践这些方法，才会在最典型的问题上糊里糊涂。

在资本主义舆论体系中，小资产阶级渴望被认可、被喜欢、被关注，获得这些认可常常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过度在乎自己，自觉或不自觉把外界评价当成第一标准，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思想一旦离开群众路线，就只剩下对自身感受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不再关心自己是否在为集体利益劳动，是否在推进革命工作。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就是在现实矛盾中摇摆不定；阶级立场的摇摆导致思想混乱，思想混乱进一步加深焦虑；缺乏劳动与斗争实践使思想空洞，最终只能依靠各种小资娱乐麻痹自己，从而出现退步、懒惰、对同志不关心，甚至因个人主义而与组织赌气、停止活动。这种带着个人主义的“革命”，是绝对靠不住的。

同样地，面对历史问题，如文革、生产力争论、群众运动等，如果不使用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也必然会迷失方向。一些同志会被自由派和中修的片面材料、走资派散布的抹黑叙事或家庭成员的个体经历影响，从而对文革作出错误判断。这实际上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用个别代替整体，用个体痛苦或个体经历否定一场阶级斗争的本质，把片面经验误认为“全面结论”。实际上，这些群众提出的事件，也都是完全真实存在的事情，但这些事件并不是整个事实的所有真相，党内资产阶级也即走资派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便打着文革的名义，肆意镇压革命造反派和加强对当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甚至将资本主义雇佣制度重新复活。

可见，如果只是关注自己家庭如何，而不上升到整个社会的高度，也不考虑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果不将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一百多年的历史，以及帝国主义制裁的国际背景纳入考量，反而把自己家庭被走资派压迫的账扣到毛主席头上，这岂不是有失公允吗？ 文革不是几个家庭的遭遇，不是几个故事能够总结的，它是整个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不可能要求所有群众都完全掌握辩证法，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不犯错误，因此，在评价文革或者历史上的某一事件时，个人的经历是我们参考的重要指标，但绝不可以仅仅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仅从“某个人遭遇了什么”来判断，而是要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从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方向来判断。

因此，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出发，必须结合当年的革命派材料和斗争实践，再运用辩证法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文革，也才能真正认识当下社会的矛盾，不被敌人制造的舆论假象所欺骗。

舆论之争从来不是“观点之争”，而是阶级力量的斗争。掌握阶级分析，坚持唯物史观，是我们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根本方法。只有坚定阶级立场、深入群众实践，才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保持清醒，不为敌人的表象所迷惑，把革命事业真正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