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土地早在这些年里被农业资本家收购得差不多了，农民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保留自己的土地进行耕种——利润太低无法生存，只能把地租给资本家。我叔叔手上还有六亩地，每年按所谓的“利润分成”拿钱。理论上，如果资本家那年种得好，他能分六千；效益差的时候只能分两千。但现实是从没人查过到底赚了多少，资本家说多少就是多少，于是年年固定给三千，成了没有明说却变成铁律的规矩。

过去交通不便，农民大多守着家里的土地，靠种地、打些野味这点收入凑合着活。后来高铁、飞机都通了，外出打工方便了，种地的人也越来越少。可问题是，随着这些年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小生产者经营的店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十家里七家关门，五家彻底破产，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去打工偿还前期投入的债务。搞小生产本来就要投入大量成本，家里有儿子的为了结婚还要背上三十万彩礼。剩下没倒闭的两家，也不过是在死撑，幻想哪天市场回暖能挣扎着东山再起。

我们这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多年来为了怀上儿子，每家每户都打了不少女胎，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问题已经严重得不能再严重；宗教还要求必须在本教内部通婚，使婚姻市场变得更加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彩礼的存在不只是一个传统习俗，而是一套深深嵌进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

资本主义早就把婚姻关系变成了经济契约。感情只是附属，核心是财产、是交换、是权力结构。家私国中说道：正是资本主义下生产注定要把结婚这种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彩礼表面上是家庭之间的礼数，本质上却是把女性变成可标价的“资源”，用货币衡量一个人的“婚姻价值”。这正是资本主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化的典型体现。

当男多女少、宗教限制、地域封闭与经济焦虑共同作用，彩礼自然越涨越高，从三十万涨到三十五万，甚至更高。彩礼越高，在当地人眼中越“体面”，越能给男方家庭撑起面子。但对无产阶级家庭来说，这是无法逃避的沉重枷锁。一笔彩礼贷，可以让一个家庭未来十年的日子全被锁死。为了儿子结婚，不少家庭不得不举债，我称之为“彩礼贷”。彩礼贷的存在，本身就说明资本已经渗透进最私密的家庭空间，把婚姻变成又一个榨取剩余价值的渠道。

在这种婚姻结构中，女性的处境变得更糟，她们不仅是被购买的对象，更是要承担起偿还彩礼贷的责任。彩礼把她变成被“购买”的对象，而高额彩礼更给丈夫与婆家提供了一种错觉：我们花了钱，自然拥有权力。于是对女性的劳动、家务乃至身体、性服务都有了强烈的理所应当的占有之感。如果妻子休息一下、伺候不够勤快，婆家就会说出类似的指责：“花三十万娶你回来，是让你当姑奶奶享福的吗？”这难道这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的活生生的“奴隶制”吗？妇女失去了人身自由、人格独立，更是被牢牢锁在资本家与家庭双重压迫的枷锁下。

因此，妇女压迫现象并不是生物现象，从来不是所谓的“男人天生压迫女人”，核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压迫在家庭领域的表现。表面上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父权结构通过家庭制度、债权关系，把无产阶级妇女牢牢压在最底层的经济地位。由于无产妇女不了解自己被压迫的真正根源，她们往往只能从表象去看，认为是大男子主义或男人本身造成了不公。然而，现实中的压迫从来不是一句话能够解释的，他是由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只不过这种压迫被意识形态包装得像是“家庭内部的事”，让人误以为是性别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

只要理解了“资产阶级父权制”这个概念，就能明白：男女对立从来只是表象，阶级斗争才是根源。资产阶级通过父权制度维护私有财产继承，通过控制妇女的身体和劳动来稳固家庭这个生产再生产单位，而这种家庭形式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只有当阶级压迫被根本消灭时，妇女才可能真正解放。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让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也同时解放了广大的劳动妇女。只有将妇女组织到大生产中，参与社会劳动以及学习和管理，她才能脱离家庭的私人依附关系，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劳动妇女进入工厂、学校、机关，与男人一起参加劳动与政治生活，才有了今天中修的男女平等的基础和思想。如果没有那场革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妇女的地位恐怕会与印度或中东国家极为相似。长期被宗教信仰和家庭传统束缚着，被迫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生存。事实上，但中修复辟后一些宗教传统地区或边疆地区，妇女仍然遭受着类似的压迫，这恰恰说明了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没有被根除，妇女压迫的现象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

于是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妇女问题的核心绝不是“性别之争”，而是赤裸裸的阶级之争。要真正让劳动妇女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就必须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来，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父权统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女性才能摆脱被商品化、债务化、被家务奴役，成为真正意义上自由的劳动者和社会的主人。

然而，有些小资产阶级女权分子却总喜欢宣称：“虽然革命胜利了，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地位也没变好。”乍听起来像在反思历史，实际上是她们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只能看到性别表象，看不到阶级现实。他们喜欢把妇女压迫的现象归结为“男人的天性”作祟，仿佛生理差异能解释所有问题，实际上就是在用生理差异给社会压迫找形而上学的解释，好像性别是天命，而阶级是阴谋。要真按她们这逻辑，马克思恩格斯那一整套历史唯物主义都得扔进垃圾桶了。

更可笑的是，她们的“解放”路线最终只指向一个方向：让女人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更会钻营、更会攀附、更会投机，更能在权力结构里占到一席之地。她们倡导的所谓“女性成功”很快就等同于成为女资本家、女高管、女精英。好像只要女性能爬到剥削链上游，女性就获得了解放。这个逻辑和让农民学习地主、让奴隶去争做监工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她们完全看不到劳动妇女一天到晚被工作、债务、家庭榨干，根本没有去爬什么天花板的条件，何谈自我实现和觉醒解放。她们口中的“女性觉醒”，在现实中不过是把阶级压迫合理化，把钻营投机包装成个人奋斗的漂亮外衣，把劳动妇女的痛苦做成小资情调的情绪消费产品。

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权分子的姿态就像一杯不冷不热的拿铁，她们对待痛苦的劳动妇女既带着些许同情又同时带着鄙夷，不想被看作是劳动妇女本身怕脏了自己的格调；有时试图显得有些批判精神，想被当做“人间清醒”，又谨慎到不敢触碰资本的底线：她们敢喊“打倒父权制”，却从不敢说“打倒资产阶级”。她们把性别当作压迫的根源核心，却刻意忽视资本的剥削逻辑，打着“解放全体妇女”旗号，对被最深刻压迫的劳动妇女不愿进行最深刻的分析，干着维护资本家剥削的活，最后只能沦为替资本主义说话的传声筒。

当劳动妇女揭示她们的局限性和错误论调时，恐怕已经被“开除女籍”很多次了。但我们还必须指出，真正的妇女解放，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从家庭中逃离到资本中”，而是无产阶级妇女与无产阶级男性一起，从资本主义家庭制度中解放出来——靠的是社会化的劳动、社会化的育儿、社会化的家务分工，是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来打碎旧家庭结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旧制度内争取一个更舒服的位置。

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把妇女从家务奴役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自由。”而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公共食堂、托儿所、妇女参与政治与生产组织等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革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妇女的解放不是“自然进步”，不是“男女互相说服”，更不是市场繁荣的副产品，而是无产阶级政权下，劳动男女主动改造家庭关系、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不已经让小资产阶级女权分子的荒谬性昭然若揭了吗？

最荒谬的是，她们真心相信：只要女性都能通过自身努力爬上高层，女性之间互相帮扶，就能实现集体解放。可现在的女资本家、女官僚少吗？她们难道站出来为流水线女工、服务业女工、外卖岗女工发声维权了吗？没有。她们忙着投资、做慈善、包装人设，忙着女性力量这个标签来包装自己的社会形象，以此压榨劳动妇女，行使自己的阶级特权。她们哪里是什么能跨越阶级的“妇女代表”？无非仅是性别为女的寄生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

更可笑的是，小资女权竟把这些人当榜样。她们以为只要能穿上职业装、喝上咖啡、坐进会议室、假装自己是精致的人上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就能突破压迫女性这一性别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历系统性的阶级压迫。却忘了，那些帮她们洗杯子的、端咖啡的、打扫办公室的劳动妇女，才是社会真正的支柱。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个别女性即使爬上统治阶级的位置，也不过是换一层外皮为资产阶级服务；只要私有制和父权制的阶级机器未被摧毁，妇女整体的压迫就不可能被根本动摇，个体上升永远无法取代无产阶级妇女的集体解放。在剥削体系没有被推翻之前，从厨房爬到董事会并不是解放，只是把剥削链条换了个位置罢了，甚至更精致、更隐蔽。上海的一些小资女子最典型，看到富二代炫富就眼睛发亮，努力地想要模仿攀附，却不知他们炫耀的正是从自己和其他劳动阶层压榨来的民脂民膏，仿佛加大力度模仿、投机能让自己免于落难。

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多几个女领导，而是让全体劳动妇女真正摆脱压迫。离开阶级斗争谈女权，和离开食物谈饱腹，离开生产谈财富一样荒唐。那些小资女权的花言巧语，说到底，只是替资产阶级女权擦粉、自愿地为资本主义的压迫戴上温柔的手铐。

她们以为自己觉醒了，但真正的觉醒从来不以努力实现“自我奋斗”成为剥削阶级为标志，而是以彻底理解阶级压迫为前提。

你要是问我：她们真的觉醒了吗？

我只能说：在资本主义美轮美奂的滤镜下，她们连看清资本家敲骨吸髓现实的勇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