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大图书馆事件看当今的女权运动

2023年7月，武汉大学硕士生杨景媛在图书馆自习时，怀疑对面大一男生肖同学有“自慰”行为，遂拍摄视频指控其“性骚扰”并要求其写下道歉信。2023年10月，杨景媛不满学校的调查进度，该事件在网络发酵，校方迫于舆论压力，给予肖同学记过处分。这一事件导致了肖同学被网暴并确诊ptsd，其祖父因网暴刺激而离世。事件发生整整两年后（也就是现在），在法院已经驳回杨景媛的“性骚扰”指控以后，校方却迟迟不撤销肖同学的处分。于是，这件事情再度发酵，引发了对肖同学的再度网暴和网友对杨景媛和其背后的武汉大学的声讨和扒底。

我们暂且不谈校方这种行为到底说明了什么，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网暴肖同学的主力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女拳”群体，而且面对“性骚扰”的诬告，几乎都是作为诬告方的女性获胜，作为受害者的男性却被“女拳”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女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女性已经不再处于父权制的压制下？“女拳”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学校和国家机关会偏袒“女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这些事情的表象，而应当联系它们背后的经济关系。

现在“女拳”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以“独立”为幌子，实则追求女性特权。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拒绝承担传统性别角色（如“不做饭，不带孩子”）却要求男性仍然履行养家糊口的责任。更有甚者，主张男性对女性的经济依赖，强调“相爱时男方倾尽所有，不爱时女方索尽其有”。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骗婚案就是这一主张的极佳诠释。从这一特征不难看出， 她们的所谓“经济独立”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生产的积极参与和自立自强上，而是以对男性的道德绑架和寄生依附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这些“女拳斗士”们把自己变相地当成了一种商品，实际上是在用“经济独立”的虚假“解放”来号召所有女性都去依附于有钱有势的男性。我们都知道，妇女解放运动是根本反对把女性物化和商品化的，是反对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的。所谓的“经济独立”和其他种种标榜着“女性解放”，或者是“女神”的消费主义幻影一样， **表面上是要求对男性的经济控制， 实际上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寄生生活的反映，是在根本篡改妇女运动的根本目的，仍然是把妇女自身当成一种商品。**试问，这种思潮对改善底层女性的处境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帮助吗？它的传播不仅丝毫无助于底层妇女的解放，而且是在号召全体女性都去追求这种寄生生活，从而变相地巩固这种依附关系，也就是巩固父权制。

“女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煽动性别对立，把全部男性塑造成“加害者”。这也就是之前众多左翼都指出的一点：抹杀阶级矛盾，制造性别对立。众多左翼人士对此通常只是说一句“性别矛盾本质是阶级矛盾”，就忽视了客观存在的性别矛盾。我们在这里先谈谈父权制和阶级压迫的联系，以及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然后再揭露当今“女拳”的实质。

父权制几乎是和私有制同步产生的。伴随着两次社会大分工的形成，男性所掌握的原始畜牧业和种植业相比于女性的家务劳动来说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大分工的形成还导致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在社会生产中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为原始公有制的瓦解创造了条件。此时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生产的共同性”和“占有的共同性”被分工所破坏，家庭成为了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开始出现，其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实现的矛盾造成了贫富分化，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由此开始形成。剥削阶级的男性为了保证自身地位和财产的传承，于是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父权制也随之诞生。父权制一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诞生，就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恩格斯说，阶级压迫是从家庭中开始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持阶级压迫，于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父权制同时又在生产关系中通过强化性别分工的方式加以巩固：把妇女禁锢在家务劳动中或是不承认妇女在社会劳动中具有独立的地位--这一切试图加强妇女对男性依附关系的措施，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盘剥，也就是通过只承认男性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的独立性来迫使劳动者成倍地提升自身的劳动强度，使得剥削者能够剥削更多的剩余产品。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父权制是阶级压迫的一个工具。过去在奴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制是通过超经济的人身依附来保障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依附就像雇佣劳动这种剥削制度一样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父权制仍然维持着男女工作的性别划分，通过其对应的意识形态把妇女的劳动当成是家庭中男性收入的补充，或者是把妇女视作“家庭主妇”，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现在普遍存在的彩礼、买卖妇女以及网络色情都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体现，是把妇女当作一种商品，它给广大的男性灌输妇女就应该被压迫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性别分工不仅体现在限制女性参与生产性劳动上，还体现在一些行业对女性从业者暴露着装的要求。通常意义上的女权运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已经大规模地参加了社会劳动，所以在无产阶级的家庭中，父权制的架构正在趋于瓦解。但是，如果不能推翻私有制社会，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女性就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劳动尤其是生产性劳动中被排斥，就不能最后挣脱父权制的枷锁。 “女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仅仅是把父权制看作是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而认识不到它同时是和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密切地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在私有制的环境下，无论有多少女性成为了剥削者，掌控了多少企业，喊了多少“独立女性”的口号，其最终结果都不会导向全体女性的解放，反而会起到巩固父权制的作用。这一类女权主义者们鼓吹通过投机来摆脱父权制的压迫，但是她们的投机还是不得不依附于旧家庭，这种妥协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受制于私有制的社会环境的--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再怎么要特权、搞个人奋斗投机，对劳动妇女的处境来说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上面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要回答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必须对这些矛盾运动中的两个方面都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伴随着性别对立中“女拳”出场的，正是代表父权制保守思想的男权主义。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挑起的性别对立事件最终导致的往往是激起社会上对一般女性印象的变差和反动男权对妇女争取正当权利的行动的攻击。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父权制和私有制是相伴相生的，父权制是剥削阶级维持其剥削关系的一个工具。因此，国家机关和学校在这些事件中袒护女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家庭背景硬，更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根本不触动私有制的根基，因而只是父权制的一种衍生物，是反动男权的补充，其本身反映的是剥削阶级妇女的寄生生活。反动男权正是抓住了“女拳”的阴暗面，从而对整个妇女解放运动大肆攻击。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和“性解放”思潮作为反动男权的补充，不仅可以巩固自身进行阶级压迫的根基，而且还能把妇女运动引向实际上是加强对剥削阶级男性寄生依附而不是推翻其私有制根基的道路。要知道，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女拳”挑起的性别对立，以及所谓的“独立女性”口号，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被压迫阶级内部的性别矛盾，从而影响被压迫阶级的团结，这正是资产阶级出于分化无产阶级、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所乐意看到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待妇女解放运动的呢？我们从来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且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因此，只有推翻私有制社会，才能逐步消灭父权制，让妇女得到最终的解放。但是，我们不能像当今一些左翼人士和修正主义者那样，忽视当下妇女的处境和斗争，让广大劳动妇女被动等待革命的到来；相反，我们对不触及私有制根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应当肯定他们争取妇女权利、改善妇女处境的进步的一面，同时揭露它们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局限性；我们要深入劳动群众，把广大劳动妇女吸收进革命的队伍中。因为要推翻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必定要先推翻其对应的上层建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无产阶级内部的紧密团结。在处理性别矛盾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性别矛盾本质是阶级矛盾”来掩盖问题，而要和其中的剥削阶级思想作斗争，以促成劳动群众内部的团结、争取妇女正当权利、把劳动妇女争取到革命队伍中为根本目的。我们的口号永远是“妇女运动政治化，劳动妇女革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