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唯生产力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潮。它在哲学根源上，是以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认为生产力是唯一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社会形态的更迭完全受制于生产力的线性增长，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充满矛盾斗争的辩证运动，庸俗化为一种生产力单方面决定的机械过程。

这种谬误最早起源于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社会越富足，社会主义的实施就愈容易，愈稳妥。”(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也曾这样叫嚣：“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成为可能。”(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革命叛徒，内奸，工贼，特务刘少奇大肆宣扬剥削有功论；苏修叛徒集团复辟后，狂叫所谓“社会主义下经济重于政治”；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复辟路线；直至今天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乡村振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等等政策，无非都是唯生产力论的翻版。可见，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他们歪曲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篡改成机械决定论，但又披着唯物史观的外衣，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想，必须对此进行全面批判。

一、理论上的批判

（一）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唯生产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相反，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的运动，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着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等上层建筑，它们的矛盾运动也推动着社会前进。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唯生产力论将唯物史观庸俗化，从矛盾运动的辩证法篡改成线性运动的形而上学，完全忽视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极为巨大的反作用力，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斗争。

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是陈旧腐朽的生产关系的被革新。生产关系可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也可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同样的一种生产关系的革新和扩张，使他和旧的上层建筑尖锐的对立起来，经济基础的变动，迟早引起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变化，但上层建筑也拥有摧毁反动的经济基础或是遏制抹杀进步的经济基础发展的作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已经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从一个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发展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然而资本主义首先在上层建筑复辟后，全然摧毁了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让全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正如恩格斯为捍卫这一辩证原理，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做的澄清：“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另一种生产关系的殊死斗争。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集团和另一代表腐朽生产关系的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将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因此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表现为罢工，工人摧毁机器，政治文化运动，革命等等形式。这些斗争为工人带来了些许的生活改善，多多少少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了的生产力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更为激烈的矛盾，社会革命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时机越来越近，社会也加速向前发展。可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

在社会主义阶段，残余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政治势力，意识形态仍未消失，他们还在同无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他们不甘心于失去统治社会的权力。在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始终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消灭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等的残余，摧毁资本主义复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唯生产力论叫嚣只需发展技术，就可以让资本主义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为了颠覆先辈流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

###（三）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如果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进行政治斗争，那么伟大的革命时代将遥遥无期。这是因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国家，国家是阶级性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政权，军队，文化的主导权，是极其强大的力量，要想摧毁反动的生产关系，则必须夺取或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正因政治对经济的强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政治斗争必须是首要的。那些只顾埋头搞生产、搞技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庸俗论调——是修正主义者，是他们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与经济主义的谎说。他们试图用一种事务主义的、非阶级的“经济观点”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正是布哈林等机会主义者当年犯下的可笑错误。针对这种将政治与经济割裂甚至颠倒的错误倾向，列宁同志在其1921年1月25日的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就给出了一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是‘两种生产观点’（托洛茨基），还是‘两种看法’（布哈林）？一种是经济主义的（从经济上来处理问题），另一种是政治主义的（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前者应当受批判，后者则无可非议。 这样提出问题，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提法包含着一系列的根本错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去年就重复过的，因为我在十多年以前就听到过这句话，它对我来说始终是无可争辩的。我在1月21日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句话。我说，如果布哈林同志愿意把这句话仔细想一想，他就会明白他错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从政治上说，工会目前所处的地位（全体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地位也一样）极为困难，有时简直是危急。那么在采取某一种非常特殊的、直接关系到我们全部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生死存亡的措施时，怎么能够只说这是‘两方面’之一，而不首先把这一方面估计为最主要的方面呢？试问，如果工会上层在‘改组’工会这个问题上，在一个有关政权的根本问题上分裂了，无产阶级还能不能维持其专政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玩笑地说（或者不如说是想开玩笑地说）：在蔡特金那里每分钟都能碰上“两次”“政治主义”。我看这话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地方燃料局的无谓议论（今天讨论的正是这个题目）要有意思得多，重要得多。当然，我们每分钟都能碰上政治。因为没有政治，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存在，作为整体的工会的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大概忘记了，不从政治上来解决阶级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利益的冲突是解决不了的。） “现在我来谈谈布哈林同志的‘理论’错误。他最大的理论错误，就在于他用折衷的办法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布哈林同志谈论‘逻辑根据’。他想用逻辑的办法推导出、概括出……工会的任务。这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我们不应当象布哈林同志那样，从‘逻辑上’去‘推导’，而应当从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考察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说：‘政治观点’。布哈林同志说：‘经济观点’。布哈林同志还对我加以‘驳斥’，说我把这两个观点加以‘等同’。这个驳斥是可笑的。我在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联署的决议草案里，把这两个观点联系起来，作了一个正确的结合。而布哈林同志所做的却是逻辑上的一种‘合题’，一种废话。他口头上是想把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合而为一’。而实际上，在理论上，这是折衷主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在同他争论工会问题时重述过一次这一点。我当时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布哈林同志不是反驳这一点，反驳不了这一点，而是象头脑混乱的人那样，说起什么‘一方面……另一方面’来。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工会的作用不只是在政治上非常重要，在组织上也占有头等地位。……可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即原则性的全部实质，仍然在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工会的任务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我历来都这样说。凡是熟悉我的著作（哪怕是《怎么办？》这本小册子）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但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原则性的全部实质），仍然在于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根本没有从政治上看问题。问题不在于哪个观点‘更可贵些’。硬要说‘一方面’‘另一方面’，那就很可笑了。问题在于，从原则上看，政治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如果有人硬说“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同样“有效”，并谈论“两种看法”，那么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从运动的总体、发展的总体、各种联系的总体上来观察某一事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消灭之前，这个相互关系必定存在。”

恩格斯同志在他的**《论住宅问题》**也同样说到：

“几乎所有地方的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要求都是政治的：工人阶级要求自己掌握政权……凡是工人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因为不成熟而放弃了这一点的地方，工人阶级最终都不得不忍受……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诚然，经济斗争发展得比政治斗争早得多，但经济斗争若不上升到政治斗争，那末革命的成功将成为不可能。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时，政治工作就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唯生产力论主张技术挂帅，利润挂帅，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挂帅，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

（四）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唯生产力论的经典调子就是发展生产，改进技术，其他一概不管。他们甚至连生产力是什么都不知道。生产力包含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社会的经济水平，一般反映在劳动工具上。青铜带来了奴隶制，铁器带来了中世纪，机器大工业的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资本主义时代，一个用血与火的文字，刻在人类编年史上的时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邓小平等等修正主义者，都在嚣叫着技术的变革决定一切。他们恰恰忘记了，一切技术、一切工具，都必须由人来创造和掌握。将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冷冰冰的机器和技术的增长，那么我想，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肠肥脑满显然没有使他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生产工具(或技术)的改进，是离不开劳动者的。这是因为劳动者在同自然的斗争中，认识到了自然界的一些规律，积累了生产经验，看到了些新事物，再利用这些经验和规律，才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可见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就是劳动者，劳动人民。如果说个人手工业诞生的是封建阶级的社会，那么工厂流水线产生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最大的生产力永远是劳动阶级本身！

二、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为什么可以是社会主义？

唯生产力论者一个最常见的诡辩，就是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抽象化为一个普适公式，质问经济落后的旧中国为何不先照西欧的方抓药：既然旧中国生产力落后，为何不先走一段“纯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暴露了他们对不同国家革命特殊性的充分不了解，其本质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寻找“历史合法性”。

要理解中国为何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必须破除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的教条，即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完整地复刻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

在西欧，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相对自然的、历史演进的必然过程。 自中世纪晚期起，在封建庄园经济的缝隙中，独立的城市手工业和商品交换关系就开始缓慢而顽强地生长。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掠夺，进一步加速了货币财富的积累，一个与土地贵族相异的、以商贸和金融为生的市民阶级——早期的资产阶级，逐渐壮大起来。这个新兴的阶级，在经济上日益要求挣脱封建行会和地方割据的束缚，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个阶级依靠商业、高利贷和早期手工作坊积累财富，其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就与——以土地和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相对立。因此，西欧的资产阶级并非天外来客，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代表。

当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壮大，并开始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权力时，它与阻碍全国统一市场、设置重重关税壁垒、维护等级特权的——封建王权及贵族阶级的矛盾便日益尖锐化。资本家就要要求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取代森严的神权与君权等级。当蒸汽机轰鸣作响，新的工业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通过诸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暴力斗争，这个羽翼丰满的新兴资产阶级，才最终推翻了已然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封建王朝，确立了自身的统治。

因此，在西欧，资本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战胜另一个封建主阶级的、相对“自然”的历史进程。在那个历史阶段，由于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先进的工人阶级尚未成熟——资本主义道路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先行选择。

（二）、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然而，旧中国的革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与西欧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不是一场单纯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而是一场同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一几乎完全自然的、相对普遍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要想生搬硬套到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是极其荒谬的。

旧中国的社会形态，与西欧截然不同。它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然”长出独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一方面，中国自身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外来资本主义压迫的上层建筑，极大地压抑了内部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原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孱弱、畸形且无法壮大。

另一方面，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可不同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旧资本主义的一般交换关系，它并非是中国内部资本主义萌芽自然长成的催化剂，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强行用枪炮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殖民体系的开端，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被粗暴地打断了。

国外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其强大的工业品优势，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与中国最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帝国主义需要一个政治上分裂、经济上依附的中国，作为其商品倾销地、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地。因此，它们绝不允许中国发展出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来与之竞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原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从一诞生就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挤压，这决定了他们先天不足、力量弱小，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

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与西欧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不是一场单纯反对内部腐朽封建主义的革命，而是一场同时反对外部侵略的国际帝国主义、内部的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内部并未发育出一个强大到足以领导这场革命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身陷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与夹缝之中，这决定了它先天孱弱，并在经济上同前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无法割裂的联系。这就注定了它在革命中必然表现出无可救药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在这场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都是受压迫者，因而都具备革命性。

但这场革命的领导权，却只能历史地、唯一地属于无产阶级。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决定了其无法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上则表现出无可救药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只有深受三重压迫、只能与先进的工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才是最彻底、最坚定的革命阶级。**因此，这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两条道路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它绝不意味着革命的完结，恰恰相反，它开始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隐蔽、也更为深刻的阶级斗争新阶段——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既要利用资产阶级又要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利用”的政策是必要且正确的。 这是因为，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国民经济凋敝不堪。革命摧毁了压在民族资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利用其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城乡交流、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迅速恢复生产、巩固初生的工农联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在这一过程中壮大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在无产阶级牢牢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对其“利用”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如果见不到“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背后所隐藏的更为激烈的斗争——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那就会犯下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剩余价值，是无限增殖与扩张，它自发地、每时每刻地都在产生着剥削、制造着阶极分化。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其政治立场始终是摇摆的。它既有被三座大山压迫而产生的一定的革命性，更有其唯利是图、随时准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妥协的反动性。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这一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这种斗争，具体表现为在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争夺原料、市场和领导权的斗争；在工厂内部，围绕着生产管理权、工时、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的斗争；在市场上，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稳定物价的斗争；在税收、信贷等国家经济政策上，限制其盲目发展和利润空间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的朽木的斗争。如果在这场广泛的、社会的阶级斗争中丧失警惕，听任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泛滥，那么结果必然是——少数资产阶级富的流油，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陷入贫困；城市的无产阶级队伍被腐蚀、分化，农村则迅速出现新的地主富农；国家经济命脉被私人资本所侵蚀、掌控；最终，经济基础的量变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质变，无产阶级政权将被资产阶级不费“一枪一弹”夺取，无数血泪结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中国也将无可挽回地滑向帝国主义附庸的深渊。

正因如此，刘少奇之流鼓吹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纲领。它企图将这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永恒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曾对这种流毒做出过批判：

他在1920年4至5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这样写到：

“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接着在同一篇文章中，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斗争的本质所在：

“……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势力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许多年间，到处都还会存在。……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而这种人是不能驱逐的，是不能镇压的，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只有通过很长时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而且应该）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级专政是必要的……”

因此，历史的结论是唯一的，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稳定的、可以“巩固”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充满着“谁战胜谁”殊死搏斗的、动态的过渡阶段。在这场斗争中，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中间，绝不存在任何第三条道路。

（四）、为何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我国能够并且必须立即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唯生产力论者由于其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而答案，恰恰在于革命的辩证法——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被封建社会压迫了几千年的广大农民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任何“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企图，都无异于在新解放的庞大生产力面前，重新构筑一道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文明社会继续进步、社会主义继续建设的，不堪一击的城墙！

在农村，这表现为个体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生产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土地改革虽然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获得土地的个体农民，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分散的、脆弱的小生产者。这种如广袤沙漠中沙粒般的小农经济，有着暂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第一，它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天灾面前依旧不堪一击；第二，它无法积累足够的资金资源来制造和购买及使用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无法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因此，小农生产的发展很快就会陷入停滞；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小农经济必然、也正在迅速地走向两极分化。**少数生产条件较好、精于算计的农民上升为新的富农，他们通过高利贷、雇工、贱买贵卖等手段，不断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而占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则因缺乏生产资料、意外事故或疾病，迅速重新陷入贫困乃至破产的境地。如果不以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去战胜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农村在“发展”几年之后，诞生的绝不会是什么“共同富裕”，而必然是一个残酷剥削的、由新富农主导的资本主义农村，贫下中农将重受二遍苦，再当牛马。 因此，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默许这种资本主义分化，最终建立起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要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康庄大道。前者是死路、是倒退，后者才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唯一出路。

在城市和整个国家工业化上，这表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与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新中国的历史任务，绝不仅仅是恢复生产，而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这是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依赖、巩固国防、保障国家主权的唯一途径。然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能够依靠自发的、逐利的资本主义吗？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民族资本由于其先天的孱弱性与逐利性，必然倾向于投资周期短、利润高的轻工业（如纺织、食品），而对投资巨大、回报周期漫长的重工业（如钢铁、机械）望而却步。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攫取最大利润。其必然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更会极大地延缓甚至中断工业化的进程。第三，在当时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敌视与封锁下，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孱弱的中国，必然会被它们在经济上重新肢解和控制，彻底沦为它们的附庸，所谓“国家工业化”将成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

因此，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有力的保障下，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全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实行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让全体人民共同承担国家工业化的历史成本，同时共同享受其未来的成果，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在最短的时间内，独立自主地建成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真正地救中国、发展中国。这，并非任何人的主观臆想，而是由当时具体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和解放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的选择。

更有甚者，那些污蔑毛主席只懂军事不懂经济，指责毛主席过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完全不顾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他们就是资产阶级爬虫和典型的唯生产力论者，修正主义者。他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第二国际叛徒们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对于这类伪劣的谎言，列宁同志早在**《论我国革命》**中就给予了他们无情的反驳：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拿破仑说过：‘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一些发展的细节。而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离开了革命的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的任何发展，带给无产阶级的都只能是更沉重的锁链和更残酷的剥削。我们绝不相信资本家会因为工厂里机器的更新换代而放弃他们对无产者的敲骨吸髓，我们更不相信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修正主义叛徒们会因为GDP的增长而放松对我们的肆意盘剥。

当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鼓吹唯生产力论时，他们是为了劝说工人阶级放弃暴力革命，去乞求资产阶级的恩赐，安于做资本主义盛宴下残羹剩饭的乞讨者。当刘少奇、赫鲁晓夫之流贩卖它时，他们是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警惕性，为党内滋生的新资产阶级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当邓小平及其后的中修叛徒集团奉之为圭臬时，他们则是为了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敲骨吸髓般的剥削披上一件“发展经济”“民族复兴”的合理外衣。

由此可见，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刘少奇，再到邓小平及其今日的徒子徒孙，尽管其在不同时期披上了不同的伪装，变换了不同的口号，但其肮脏的内核却从未改变。它无非是各国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背叛我们的证明。

因此，唯生产力论在哲学根源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彻底背叛，是以一种庸俗的、机械的进化论取代了革命的矛盾论。它通过将生产力的发展抽象为一个脱离了阶级对抗的纯粹技术过程，从而巧妙地抽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与灵魂——阶级斗争。在这一理论的视野里，革命不再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而一切上层建筑的反动堡垒也似乎可以随着生产力的“自然增长”而自行瓦解。无产阶级的理论则恰恰相反：它明确宣告，任何脱离了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任何回避了对旧有生产关系进行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企图，都不过是延长剥削制度寿命的徒劳挣扎。认识并粉碎唯生产力论的欺骗性，将阶级斗争重新置于我们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核心，这既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首要任务，也是为生产力自身获得真正解放并实现飞跃式发展所必须扫清的现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