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诗词韵律形式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他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的缺点时所列的第一条缺点即“纯粹是形式问题”，指出：“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而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评价《弗兰茨·冯·济金根》时亦说道：“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

一百多年前两位革命导师同时点明这个问题，足以证明韵律于诗歌一道的重要性，舍此就会使读者“读时带来的麻烦”。如果诗歌不合韵、没节奏，读起来就会拗口，给读者带来麻烦，因而就不能不予以重视。

拉萨尔不顾读者的麻烦，夸耀自己“常常完全有意识地并以近乎故意的马虎态度破坏韵律的规则”，看似反潮流，实则神经病。这种不顾读者的态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诗歌应当为了革命的斗争而创作，它应当比过去一切诗歌都更多地想着读者的感受，以便使它在群众中传播得更深广，而不是如同地主资产阶级文人一般沉浸在完全流于形式、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的“诗”当中。只是估虑自己写得是否痛快，丝毫不在乎读者是否愿意接受，这完全是没有群众观点的表现。

讲韵律也即是讲诗歌于音韵方面的形式。离开内容片面地地追求形式是完全错误的，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曾这样批评那些陷在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泥坑里的诗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毛主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文艺创作应当将革命的政治内容放在绝对地第一位，而纯粹追求“艺术美”的形式主义应当抛弃。但是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艺术形式。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过来影响内容。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有利于作品内容的充分体现；反之，充满瑕疵的形式必然削弱作品的感染力。我们是革命功利主义者，就必然尽最大努力使文艺作品更好地传播革命思想。诗讲韵律节奏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宣传更进一步，以便有力打击敌人。鲍狄埃的《国际歌》所以能在工人阶级当中广泛传唱，即是因为它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跟工人阶级完全合拍，用列宁的话则是用了工人群众的“熟悉的曲调”。

鲁迅先生指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旧诗于千百年间不断传诵，早已在中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精巧的形式已经紧紧盘踞于人们的头脑当中了，然而这种形式发展自明清时期则完全只是“形式上的光泽”了，对于古韵变态般的要求和对平仄十分严厉的评判致使其成为毛主席所说的“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为了革命的需要则必须打倒这种旧格律，而代之以革命的新诗歌、新格律，否则就打不倒出了无数名句的旧诗在中国人民脑中的地位。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新格律呢？最基本的自然是要押韵，但是某自称马列毛主义的不知名的九流小报的诗人的作品却是这样的：

黑云翻滚迅风急，大雨苍茫似卷席。

毒瘴侵旗腥作色，妖言惑众绿为芒。

千山已笼春风浴，不信东风唤不回。

愿取轩辕三尺剑，驱云遣雾斩天公！

多么符合平仄的要求啊！无论以唐代的平水韵标准来看还是以今日的新韵标准看，这首诗都是基本上符合平仄要求的。可是诗人对于押韵的处理着实令人担心，全诗押韵五处，竟有三处错误。这样的疏忽实在难以令人原谅。如果说，平仄是格律不易为人所见、而在一些时刻能发挥出重要作用的衣服绳带，那么押韵就完全是格律最引人注目、也最为重要的外衣。失去了这件外衣，那么诗就不再是诗，而是裸奔的诗的骨架——最早的诗是无所谓平仄的，但自它诞生的那天起，押韵就与它紧密的贴合在了一起——这时候无论它的骨架如何如何优美，在传唱上也不可能胜过有着一件不错外衣的诗了。

诗人正是这样可惜地随意抛弃了诗的格律当中极为重要的外衣。在形式上，他沾了平仄的光泽（甚至或许是偶然的），但这不过是六朝时那种无所谓押韵的骈文的要求罢了，不是诗的要求，这给读者带来的麻烦是巨大的。鉴于这首诗神奇的格律，我们无法判定作者究竟是想要革新古典诗词还是延续古诗。如若是革新，那么我认为这种革新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反动的；如若是延续，么那我认为这种延续是完全门外汉的。于革新而言，古典诗词形式的革新要求的是更好的为我们当下服务，可是保留了平仄抛弃了押韵的格律则完全只能使诗歌泯灭，因而这种完全反过来的自然是应当纠正的；于延续而言，古典诗词不可能放弃押韵，即使是新诗也不应当放弃押韵，因而自然是错误的。

至于诗除却韵律形式的问题，本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由于这位诗人犯了极可笑的错误，这里就不得不指出一部分。

愿取轩辕三尺剑，驱云遣雾斩天公！

究竟是这位诗人手持“轩辕三尺剑”来“驱云遣雾斩天公”斩灭修正主义，还是人民群众奋力来打倒修正主义政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不必对读者进行过多的解释。

新格律的要求不能流于形式。语言会不断的变化，在中国起初是原始汉藏语，时过境迁演变为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最终变成了今天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尤以普通话为标准，为了新的格律的需要就必然首先需要一个契合当下语音标准的韵书，否则就只能照葫芦画瓢依古人方法。六年以前，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了北京的专家们以普世的名义制定的《中华通韵》。通韵号称“通”，即所谓兼顾官话与方言。但实际上是一个四不像，通韵简直像一个小孩子编的一样，看着拼音便将ian,van,uan与an划分为同韵，却将e,o分裂开来，将e,ie,ve划分为同韵等等。其错误之多令人惊奇。倘若依照通韵的标准来，竟连中修的《我和我的祖国》都成了不押韵的小儿戏作，而一些在普通话当中毫无关系的两音在通韵当中又可以押韵，实在的说，《大杂烩韵》才是相当适合它的名称。

通韵一经发表便使这群来自北京的专家备受鄙视，从2019年到2025年，民间有着成千上万的古典文学爱好者联名上书请求废除通韵。这种通韵的影响自然是相当有害的，时至今日依旧源源不断有人宣扬着抵制通韵的旗号。从这种自制定便产生着无穷错误的所谓通韵便可以看出，修正主义当局根本没想着推动本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所谓的专家则更是什么也不懂。中修吹捧了几十年的“诗词大家”叶嘉萤也直接鼓吹让人们用唐宋韵，这就在形式上大大破坏了诗词的发展路径。他们只在意如何禁锢思想限制创作，十分惧怕人民觉醒，喊出自己的心声。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久，全面反动的局面则必然要由反动本身的对立面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