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进入社会以来，工厂、服务业、餐饮业、物流业，我都亲身经历过。行业不同，岗位不同，但有一点却惊人地一致：资本家及其附庸对工人的压迫从未缺失。他们榨取工人血汗的手段层出不穷，克扣、欺骗、威胁……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压榨工人的力度不断加码，对工人尊严的践踏更是令人发指。

没有进入社会的同志，或许只能从新闻报道和书本材料中了解到资本家欠薪时那副有恃无恐的丑恶嘴脸。然而当真正走进社会、走进生产一线后，才会发现现实往往比报道更加露骨。那些依附于资本家的工头、管理层和工贼，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比资本家本人还要卖力。他们对上卑躬屈膝，对下颐指气使，动辄训斥、威胁和压迫工人，活像守护主人财产的恶犬一般狂吠不止，生怕资本家的利润受到半点损失，更生怕自己赖以寄生的地位和饭碗受到冲击。在资本家的剥削机器中，工头、站长、线长、班组长以及店长，却往往是压迫工人最直接、最频繁的一环。许多工人每天首先面对的，并非资本家本人，而正是这些狐假虎威的管理者和工头。他们把资本家的意志变成车间里的规章，把资本家的利润变成工人肩上的重担，把资本家的贪婪变成对工人的层层压榨。

当我们真正成为一名无产者，在车间、仓库和流水线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才逐渐体会到无产阶级在漫长的压迫岁月中为了生存究竟承受着什么。那些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训斥、克扣、拖欠、加班和侮辱，对于工人而言，却是日复一日压在身上的沉重负担。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许多工人不得不默默忍受这一切。

其实，我们更应当看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某个资本家特别贪婪，或某个工头格外蛮横。即便换掉一个资本家，还会有新的资本家；赶走一个工头，还会有新的管理者。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增殖本身就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为了攫取更多利润和剩余价值，资本必然要不断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劳动成本，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工人的监督、控制和剥削。个别资本家与工头的恶行固然令人愤怒，但这些恶行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整个剥削制度合乎逻辑的产物，频繁的个别压榨工人的行径，不过只是这种经济制度合乎规律的具体表现。

几年出卖劳动力的经历，我们的那些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压迫与剥削，成为了揭露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统治最有力的材料。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并不是个别人的道德败坏，也不是少数企业的特殊现象，而是垄断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攫取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同样，工人阶级在压迫之下产生的不满、反抗乃至斗争，也绝非偶然，而是阶级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如果我们要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将其消灭，就必须首先看清它究竟是如何压迫工人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结合自己在服务业、流水线、物流行业、冷库以及其他劳动场所中的亲身经历，揭露资本及其附庸压迫工人的种种手段，展现不同企业、不同岗位、不同管理制度下形形色色的剥削方式。因为只有揭开这些被刻意掩盖的现实，才能让更多人看清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面目，看清工人阶级每天所面对的压迫究竟是怎样的。

一 服务行业

经理、主管、店长都会不断向服务员及其从业员工，灌输一种思想：必须卖力地、用心地服务客人。被客人投诉是大忌，被客人打差评更是大忌。除了那些与餐厅经营毫无关系的事情之外，员工几乎都被要求尽可能满足客人的各种需求，对客人阿谀奉承、百般迁就。“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在服务行业，尤其是在商业资本发达的大城市里，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说不完的问候敬语，笑到脸部僵硬的职业微笑，事无巨细的餐桌服务，随时更换骨碟、整理餐具、保持桌面整洁……这一切都被视为理所当然。

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中国商业资本聚集的商业中心里的商店、餐厅、奶茶店……招收服务员的原因，服务员的标准化也成为了商品标准化的体现，商业资本家仿佛认为，当服务员具备优秀服务能力时，就可以完成商品从生产到消费最后的、最困难的阶段，剩余价值实现。然而，服务员素养的优良并不能够挽救一家餐厅和商店在商品实现困难的今天，陷入日益亏损的泥潭。客源日益缺少的同时，原材料的成本、商品的产业价格以及城市商圈高昂的租金却日益上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作为一种支配商业的客观规律，也使得商业资产阶级越来越难以依靠实现剩余价值商品而发财致富。他们为了在与商圈其他的商业资产阶级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实现自己的商业利润，便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念感。顾客之所以购买其他商业的商品，而不是购买自己的商品，不是因为商品的不够优秀，而是服务员的服务能力不够，没有让客人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因而，商品难以实现所带来的恐慌，就转化为了变本加厉压榨和训练服务员和餐饮从业职工的动力。

在这种，生产过剩年代里，要求服务业和商业职工用心用力服务客人就成了行业标准，顾客的感受成为了第一位。顾客在餐饮和商业中，获得到的不只是商品本身，服务员的服务水平也成了衡量企业和商家的标准之一，甚至在生产过剩流行趋势以来，服务标准甚至成为了决定企业和商家生死的根本标准。大众点评、抖音短视频、美团、饿了么等新兴电子餐饮和商业评价功能的出现，使得某些餐饮与商业服务缺陷与商品质量问题，直接被公布到了大众视野。在发达商圈中，商家和餐饮企业的优缺点甚至成为了获得电子点评软件流量曝光的核心条件，以大众点评为例，服务上的标准更是直接决定了商家能否出现在软件首页。可想而知，商家为了实现商品，为了争夺更多的曝光度，在彼此向点评软件缴纳曝光金的同时，服务员和餐饮从业工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向顾客展示商品的镜子。

不得不承认，在商品越来越难以实现的今天，服务顾客消费商品的服务本身，就又作为一种“商品”，满足顾客的服务需要，而这种服务需要也作为一种使用价值被商业职工作为他们的具体劳动的一部分。许多消费者也确实将享受服务，看作是自己购买的商品，在他们看来，自己购买的不只是饭菜本身，还包括被服务、被照顾甚至被奉承的感受。

然而，餐厅原本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为了方便那些不愿意或没有条件自己做饭的人获得饮食服务。可是在资本主义竞争之下，资本越来越重视让顾客感受到“服务周到”。于是，各种服务标准被不断拔高：顾客进门要问好，离店要送客；水杯空了要及时加水；骨碟脏了要及时更换；桌面有垃圾要第一时间清理；顾客招手必须马上过去；哪怕顾客态度恶劣，也要保持微笑。这些要求单独看似乎都不算什么，但当一个服务员同时负责十几张桌子，来回奔走十几个小时不停歇时，每多出一项服务内容，就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强度和更大的精神压力。而一旦顾客不满意，一个投诉、一个差评，责任往往不会落到制定制度的资本家头上，而是落到最基层的服务员身上。

资本家当然不会亲自站在大厅里端茶倒水，也不会亲自去面对顾客的责骂和刁难。但为了在竞争中吸引更多顾客，他们却不断提高所谓的服务标准，把越来越多的工作和压力压到服务员身上。顾客享受到的周到服务背后，往往是服务员一整天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奔波，是笑到脸部发僵的疲惫，是面对责难也不敢反驳的压抑。 尤其在高峰时段，餐厅、超市等一切商业性质的工作场所，几乎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职工们一边要记住不同桌客人的需求，一边要应对后厨出餐和外卖工人的节奏，还要随时准备处理突发情况：菜品退换、顾客不满、临时加单、甚至无理投诉。整个大厅看似秩序井然，实际上是建立在服务员不断奔跑和高度紧绷的精神状态之上。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压力往往伴随着明确的罚款或惩罚制度。一旦出现问题，比如上菜慢了、餐具没及时更换、顾客情绪不满，追责的第一对象永远是最前线的服务员，而往往又是服务员和职工的解释就是辩解，最终，还是以所谓“服务不到位”的个人失误结场。

于是，所谓“优质服务”的实现方式，就变成了对劳动者身体和情绪的持续消耗。长时间站立、频繁走动、不能坐下休息，外加随时需要保持笑容和礼貌回应，这些都不被视为额外劳动，而是“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因此，看似是顾客在享受服务，实际上却是商业资本为了争夺市场和利润，不断提高对服务员的要求，把竞争的压力转化为对劳动者更沉重的压榨。服务标准越来越高，劳动强度也越来越大，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却始终不是那些提供服务的人。

因此，商业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通过给员工施加压力和罚款等方法，才能够训练和培训出令资本家满意的服务员，于是，繁琐的规章制度好似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一样将从事商业的职工网在其中，一切为了好评、一切为了客人、一切为了商品实现，是商业的唯一宗旨。

当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服务员也照样不能休息。店长一句“搞卫生”，大家就得拿起钢丝球、抹布开始干活：地板擦了一遍又一遍，桌脚、墙角反复刷洗，玻璃上的指纹要擦掉，不锈钢上的水印要擦掉，连平时根本没人注意的角落也要翻出来清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脏，而是因为不能让员工闲着，仿佛只要停下来一会儿，就是在浪费公司的钱。可一到用餐高峰，这些平时要求必须做到的细节又往往顾不上了。桌脚来不及擦，墙角来不及清理，甚至连一些卫生标准都会暂时放宽。因为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尽快翻台、尽快上菜、尽快接待更多客人。

这恰恰说明，很多管理要求并不完全是出于卫生或服务的需要，而是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尽可能把服务员的时间填满。资本家花钱购买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就希望这段时间里的每一分钟都在干活，而不是坐下来休息。

因此，各种各样的规定也越来越繁琐。催菜时不仅要会催，还要记住每一道菜属于哪个档口、制作流程是什么，否则出了问题就可能算到自己头上。除此之外，裤子必须是九分裤，袜子必须是黑色，鞋子必须是黑色；头发不能有碎发，要喷发胶固定；女员工要化妆，不符合店里的形象要求就可能被批评；水杯上有一点水印可能要扣钱，服务流程漏掉一步可能要扣钱，餐具摆放歪了一点、不在一条直线上也可能要扣钱……更有离谱的场所，女员工必须穿高跟鞋，必须穿裙子和丝袜等；男员工也必须是高高瘦瘦的，长相帅气。

这些要求单独看似乎都不算什么，但全部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把服务员的一举一动都管了起来。很多时候，管理者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顾客是否满意，而是员工有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去做。只要还有一点地方可以挑毛病，就意味着还有理由去批评、处罚、施加压力甚至开除。

例如，以“家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海底捞，就是将上述谄媚顾客，一切为了好评等行为做到了极致的典型。海底捞的绩效考核极其严苛，零投诉和高满意度被视为铁底线，直接与店长和普通员工的收入、职位挂钩。“点炮制度”更是饱受诟病：据前员工爆料，高层突击检查时一句话就能将店长直接贬为服务员，这种随意惩罚机制被视为典型的高压管理工具，导致被点炮的门店员工人人自危。2026年的“500元礼物事件”更是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无论顾客投诉是否合理，员工竟可能被要求自掏腰包购买数百元礼物赔罪。多起事件已被证实，海底捞CEO虽事后道歉、退款并展开排查，但也承认这是过度激励店长、总部管理弱化导致的压力层层转嫁给基层员工的结果。此外，个别门店还存在克扣工资、辱骂员工、阻挠调岗等乱象。内部信任机制严重缺失，许多员工遭遇委屈后不敢通过公司渠道反映，只能选择上网公开爆料。

总体而言，海底捞在“家文化”外衣下，实际推行的是极致KPI为导向的高压管理体系，将服务压力和经营风险几乎全部转嫁到基层员工身上，严重损害员工权益与工作尊严。

二 工厂

进入流水线工厂后，一天十二三个小时几乎都在厂房里度过。从早上打卡，到晚上下班，面对的始终是同一条流水线、同一个工位、同一个动作。刚开始进厂时，一个简单的组装动作都要学上半天。可干上几天、几个星期以后，动作越来越熟练，最后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完成。可也正因为如此，劳动开始变得更加煎熬。一天要重复几千次、上万次同样的动作，眼睛盯着产品，双手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工序，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

更让工人喘不过气的是，流水线不会因为你累了就停下来。今天一分钟做二十个，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求一分钟做二十二个、二十五个。线长会不断催促："快一点！后面跟不上了！"机器不会等人，一旦自己的工序慢了一点，后面的产品就开始堆积，整条线的人都会盯着你。为了不拖慢整条流水线，工人只能不断加快动作，连喝口水、擦一下汗都要找空隙。这样的重复劳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很多人的身体都会出现问题。刚开始是手指疼，后来疼习惯了，慢慢变得麻木。有的人手腕长期酸痛，有的人手指关节变粗、变形，有的人患上腱鞘炎，甚至连下班回到宿舍，手还会不自觉地重复白天的动作。有些岗位明明放一把凳子就能完成工作，工厂却要求员工全程站立。站上一整天，下班时脚底像踩在针上一样，腿也肿得发胀。时间长了，不少工人还会出现静脉曲张、腰肌劳损等职业损伤。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工人还能站着，就意味着还能继续干活。就连机器停下来，工人也很难真正休息。产品切换、设备故障、等待物料时，管理人员马上就会安排打扫卫生、整理工具、擦机器、清理地面，统一称作"5S管理"。只要人在车间，就总有干不完的活，几乎不会允许工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工厂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其实很简单。流水线停下来，机器就在闲置；机器闲置，订单就会延误，企业就赚不到钱。因此，很多工厂实行两班倒甚至昼夜不停地生产，希望机器尽可能二十四小时运转。而为了让机器不停，工人也只能跟着机器不停。流水线越快，劳动强度越大；机器运转得越久，工人在车间停留的时间也越长。机器创造不了价值，但离开了工人的劳动，机器也只是一堆不会动的钢铁。正因为如此，资本总是在不断提高生产节奏，希望工人在同样的时间里生产出更多产品，从而获取更多利润。

流水线上的线长、小组长和工头，几乎每天都在催、都在骂。只要产量一慢下来，他们的声音立刻就在车间里响起来：

“你能不能干？不能干就给我滚蛋！”

“别耽误我产量，也别耽误你自己时间，不合适趁早走人！”

“干什么吃的？产量这么低，还有脸聊天？”

“就这么几个工序，跟登天一样难吗？”

类似的话，在不少工厂几乎每天都能听见。对于他们来说，工人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个产量数字。动作慢一点要挨骂，去厕所时间长一点要挨骂，机器停下来要催，产量没达标更要催。整个车间始终笼罩在一种不断催促、不断施压的氛围之中。线长和工头之所以如此卖力，并不是因为产品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因为他们同样背负着产量和考核压力。企业把订单和指标压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又把压力全部压到工人头上。于是，越是基层的管理者，越容易成为资本压迫工人的直接执行者。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工人都会默默忍受。面对长期的辱骂、催促和羞辱，一些脾气直、反抗意识较强的工人会当场和工头发生争执，甚至直接顶回去。这样的冲突，在流水线工厂里并不少见，它反映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是高强度生产和严格管理下不断积累的紧张关系。

同样，许多工厂因为其严酷的血汗压榨制度，经常导致工人和工头、工贵爆发激烈的矛盾，他们在生产中甚至形成了工人管理工人的制度。他们利用《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现行有效）：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通过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大量用工合同，由劳务派遣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中大规模招募劳动力，并有劳务派遣公司将工人劳务派遣到工厂。这本来也正如该规定说明的一样，是临时性和辅助性、替代性的，然而实际却是劳务派遣已经成为了许多工厂的主要的用工方式。劳动合同不再是公司或工厂与工人签订，反而是工人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工人在法律上不属于工厂和公司的，公司也仅仅只是与劳务派遣公司存在劳务派遣的服务关系，而工人与工厂之间通过劳务派遣规避掉了劳务关系。因此，劳务派遣工人不仅遭受工厂的剥削，还受到介绍工人的劳务中介以及劳务派遣公司的三重剥削。这也是现代中国，地位极低的劳务派遣工，也称临时工、派遣工或小时工。

即使，政府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三个概念，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作出了具体解释：本规定所称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本规定所称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本规定所称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此外，《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劳务派遣用工比例限制：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所说，劳务派遣工往往在某些工厂中占据工人总数的80%以上，成为了工厂的主要用工方式。相反，本应该作为主要用工方式的劳务合同工，也即工厂正式工反而是工厂的少数，是工厂的所谓自有工人，仅仅只是全体工人总数的10%左右。在这种用工方式下，正式工由于长期在工厂，熟悉工厂的各个环节和工作内容，比劳务派遣工相对稳定，在某些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工厂中，资产阶级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大量的临时工，他们干脆将管理权下放到了正式工手中。这时，正式工即使工资上并不比临时工高多少，甚至由于缴纳了社保，实际到手的工资更低一些。总归，正式工接替了工厂使用临时工的劳动力，他们代替工头行使管理的权利，资产阶级在以前管理他们时表现的粗鄙和野蛮的压迫，也被他们学了过去，如法炮制地作用到了临时工身上。甚至，在一些总是使用临时工的企业里，长期在企业工作的临时工，也被工贵赋予了管理其他临时工的特权。在这些工厂，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不是高高在上的工贵和工头在管理工人，相反，竟然是同样的工人、同样的临时工在管理和压迫临时工。在这些企业里，正式工的身份不只是象征一份稳定的工厂工作，有时还象征着高临时工一等的压迫者身份。

产业资产阶级及其依附的劳务中介公司，利用了无产者自由出卖劳动力而产生的流动性，并且利用生产过剩时期劳动力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多，有意加强工人的流动性。在这些由劳动派遣公司掌管工人的工厂中，工人的命运更是如野草一样漂泊不定，一旦工人频繁出错、不符合公司规定或面对压迫奋力起身斗争时，这些工人立马就遭遇工厂的开除或逼迫自离，工人没有任何的工作保证。同时，劳务公司又不断在中介群聊中发布各类新的招聘信息，这又吸引着工人从这个工厂跑路到另一个工厂，工人的流动性又因为下一个工作不断被中介发布出来，得到了增强。然而，即使各个中介群聊频繁发布各类企业的招聘信息，临时工因开除导致的失业总是没有赔偿，并且在失业后，在新工作还未面试成功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压力总是窒息和钳制着工人。个人巨大的经济压力在生产严重过剩和原材料普遍涨价的今天，就导致个体工人的流动性从少量变为了大量。大量工人在工厂订单日益减少和产业从中国向租金、工价更低的东南亚转移的条件下，临时工的数量的增多也象征着半失业的过剩人口的增多，于是，个人流动性就成为了工人阶级中相当多的人口的流动性的基础。他们已经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在不同工厂进入旺季时进入到不同工厂。然而，从这个相对稳定的旺季工厂进到到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旺季工厂之间，对每一个这样的工人来说，都有一个经济压力爆炸的找工作时期。

这样，进一步瓦解工人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日结工作出现了。这种日结工作，又是工厂对临时工的又一临时用工的补充，就是说在长期的临时工的基础上，为了应对订单的增长，每天又专门招募了一批临时工，这些临时工与本厂中稳定的临时工在薪资结算中不一样。本厂的临时工与正式工一般都是月结，押一个月、半个月的工资，而这些补充用工之外的补充工，工资则是下班就结算。这种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约束的工资结算模式，成为了流动工人在两个稳定工作之间的过渡地带，为他们缓和了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因为资产阶级过分对日结工人劳动力的使用和压榨，日结工人下班拿到工资的条件也十分苛刻，甚至规定中途被开除和跑路都无法拿到工资，这就逼迫日结工人接受工厂对自己劳动力的过分使用。虽然他们在下班以后拿到了这份工资，然而，劳动力的过分使用却带来了身体的过分疲惫，身体的过分疲惫与日结工人的自由自在，就导致了工厂针对其他长期临时工的纪律不成为日结工的束缚，他们在第二天常常不再向该厂出卖劳动力，要么休息一天，要么向其他招日结的工厂出卖。这种干一天有一天钱的工作模式，成为了过渡时期工人维持生计的手段，当然也成为了工厂瓦解工人阶级感情和团结关系，从而进一步分割了工人彼此之间关系而加强流动性的工具。

当然，这种对于工人过渡时期的临时工作模式，还在一些工人哪里从临时过渡向频繁日常转变了，日结对于这些工人不再是过渡。相反，在部分日结工人中是断断续续地赖以为生，或者为了偿还债务和更具压力的经济重担只能从事每天的日结，超负荷向日结工厂出卖劳动力，却获得到远低于月结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前者，很容易造成了工人群体中相对落后的部分，也被现代互联网称为“三和大神”的群体。后者，因其被经济压力逼迫，他们也和稳定的月结临时工一样，成为了长期日结工。

以上，在中国现代工厂中已经形成了这几类工人类型：

普通正式工：直接从事生产，不承担管理职能。不同工厂中正式工所占比例有所不同，但在长期具备稳定工期和订单的条件下，正式工所占比例往往较少。他们享受中国《劳动法》的保护，企业也通常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对待正式工，劳动合同的签订、辞退、开除、工资发放及社会保险等，都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执行。

管理型正式工：接受企业工贵的授权，负责管理、考核、监督其他工人。他们在经济关系和工资待遇上仍然属于无产阶级，还没有上升为工人贵族，从而分享剩余价值。但由于他们已经事实上成为临时工和其他少部分正式工的管理者，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直接生产劳动，并将繁重的体力劳动交给底层工人承担。他们所得的工资也不再完全体现其劳动力价值，同时在精神上更加倾向于工厂和工贵，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贵族。

普通派遣工：接受正式工、工头等人员的管理。这是中国许多国企、私企和外企中的主要用工对象，又分为计件工和小时工两种类型。他们由劳务中介介绍，经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工厂工作。表面上，他们是工厂的工人；实际上，他们只是劳务派遣公司向工厂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对象，其工资也往往由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在法律关系上，他们属于第三方企业，并不隶属于工厂。因此，企业对正式工规定的除工资之外的各项待遇，通常并不适用于派遣工，而他们却承担着工厂中最繁重的工作，遭受着更为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管理型派遣工：长期留在工厂工作，并被赋予管理其他派遣工的权力，同样分为日结和月结两种工资结算方式，但共同点都是隶属于劳务派遣公司，而不是工厂正式工。虽然他们并非正式工，但由于成为工人的直接管理者和组织者，也就成为了工人的直接压迫者。他们在管理工人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直接生产劳动，并逐渐与工厂工贵管理层形成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类人员往往由派遣工中的工贼构成，他们通过狂热劳动、频繁向管理层献殷勤，并在一定程度上出卖工人的利益而获得管理职位，最终成为工人阶级中的叛徒。

普通日结工：当天工作、当天结算工资，不承担管理职责。他们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两份相对稳定工作之间，以日结工作作为临时过渡，用于缓解失业期间的经济压力；另一类则是长期处于“干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根据每天不同工厂的招工信息不断流动，在不同企业之间频繁出卖劳动力。由于工资实行日结，他们较少受到长期劳动纪律的约束，但同时也面临极高的不稳定性。一旦中途被开除、被辞退或自行离岗，往往难以获得劳动报酬，劳动权益缺乏保障。他们既是工厂应对订单波动的补充劳动力，也是工人流动性不断增强的重要体现。

长期日结工：长期依靠日结工作维持生计，不再将日结作为过渡性的就业形式，而是长期处于不同工厂之间不断流动的状态。他们往往因沉重的债务、家庭负担或持续的经济压力，不得不长期接受这种极不稳定且劳动强度极高的工作方式。他们几乎每天都需要重新出卖劳动力，却只能获得远低于月结工人的劳动报酬，在长期超负荷劳动和频繁流动之中维持生存，成为工人阶级中最不稳定、最缺乏保障的群体之一。

产业资产阶级发现了日结工具备更强的流动性，对劳动条件和薪资待遇更低的要求，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取消了稳定的临时工，代之以每天不重样的日结工人。这在中国的快递公司已经成为了现实。

三 物流

快递公司和电商仓库中的上下架、包装、分拣和装卸，可以说是劳动强度最高的岗位之一。

快递公司和电商公司的装卸工、分拣工等为了适应工厂出货和进货的压力，不得不连续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以申通快递、顺丰快递、京东快递等装卸工作为例，工厂在设置常规的两班倒点对点的工作节奏之外，还专门在装卸工中设置了“大夜班”的特殊班次，这个班次已经不是点对点了，反而是跨越了十二小时，直达十四小时以上，如果碰上618、双十、双十二等购物节，工作日甚至能够延长到是十六到十八小时。当然，工作时间中也往往包含了吃饭休息时间，但资产阶级为了节省可变资本的支出，他们甚至会将工人吃饭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扣除，为了进一步节省用在工人伙食费的支出，提供的伙食也往往是及其廉价且难吃。这样，在扣除了工人吃饭休息的时间以及节省了大量伙食费，就使得可变资本的耗费进一步缩减，还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就使得剩余价值在相对尺度和绝对尺度上都得到了增长。虽然工人的劳动时长被绝对的延长了，但是工人的工资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加班费用仍然是根据小时工的单位小时的工价结算。工人为了资产阶级的消费节日，透支了自己生命，却得不到任何对他们透支生命的额外补偿，即使任何的额外补偿都不能恢复工人透支的生命。即便如此，对于长期遭受快递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人而言，消费节日里商品销量的飙升，也确实给计时工和计件工带来了工时和单量的增长，从而为他们增加了收入，所以使得部分工人在消费节日中宁愿透支生命，也要咽下去订单增长带来的剥削加强的苦果。

消费节日带来的商品订单的飙升，必然使得在工厂和快递公司淡季时储备的工人数量不足，必须从社会上招收大量的临时工。又因为消费节日的来去匆匆，临时工也必须是短期的，因而临时工又常常是日结的。在消费节日时期，工厂会增加可变资本的投入，但为了在扩大的却又是一定的可变资本的条件下出卖尽可能更多的商品，就必然要提高对可变资本，也即工人的剥削率。资本家采取的办法往往是两种：第一，让他们干尽可能多的活。这就涉及到暗中降低计件工资的单位工价，和尽可能将工作日延长到人类的生理极限，使得工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除了工作就是被压缩到极致的睡眠时间。第二，将加班时间和十二小时作为一个工作日统一计算薪资，为此资本家必然要象征性地提高工作日的工资，但实际上却由于工作时间的绝对延长，竟然，单位工价却实现了绝对下跌，每个劳动小时的工价竟然还从原来“20元下降到16元”。

当然，快递公司和电商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消费节日突然招收到大规模的临时日结工，并迫使他们接受如此绝对延长的工作日，以及如此低廉的工价呢？虽然，我们的庞大且网丝纵横多城市的劳务中介公司得了MVP，更由于除了一线城市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失业人口可供招揽。当中介网络不只是从本地城市招人，他们将手伸进到了劳务输出大省，比如，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湖北……当地的工人被相当于本地的发达大城市的高价薪资所吸引而聚集了起来，邻近城市的失业工人为了缓解自己的经济困难，也不得不勉强接受了接近本市的工价，即便这需要坐一段时间的车，但只要工厂提供临时住宿即可。然而，对于本地工人而言，外地聚集而来的工人大大却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大量外来工人的不断涌入，使企业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获得充足甚至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于是，对于工厂来说，工人便不再稀缺，而成为了可以随时替换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本地工人与外地工人之间便形成了被工厂所利用的竞争关系，企业完全没有必要提高工资吸引本地工人，相反，只要稍微提高一点工资，便会有大量在中介公司的介绍下外地失业工人赶来应聘；即便工资继续下降，也总有工价更低的地方的工人被对他们而言的高工价，从家乡吸引过来。至于本地工人只能不得不接受。工人与工人之间原本应当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现在，却被资产阶级利用地区工价的不平等，利用低工价区域的工人来打击本地工人。最终，无论高工价区域还是低工价区域，为了争夺就业机会，被迫卷入到他们并不知情的彼此压价、彼此替代的关系，物流资产阶级则坐收渔利。

更进一步，当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企业实际需要时，企业便拥有了随时淘汰工人的权力。谁干得慢，谁身体吃不消，谁提出不满，谁要求休息，都可能立即被替换。因为工厂门外，还有源源不断的新工人在等待进入快递、电商的包装、分拣和装卸的流水线，体验生死之旅。因此，快递公司和电商仓库在每逢"618""双十一"等消费旺季时，之所以能够迅速组织起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临时日结工，并不是因为劳动条件优越，而是因为资本依托庞大的劳务中介网络，把全国各地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组织成了一支随时可以调动的产业后备军。当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不足时，便立即从其他地区补充；当订单结束后，又迅速将这些工人抛回劳动力市场，等待下一轮旺季的再次招募。工人始终处于就业与失业不断循环的状态，而企业则利用这种不断制造和利用劳动力流动性的方式，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实现利润的不断扩大。

可以见得，资产阶级在淡季来临时，由于工厂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就大量的开除和排挤工人，使得工人常常饱受缺乏劳动的痛苦；当旺季到来之后，订单飙升之时，工人的另一场噩梦来了，无论是高工价区域还是低工价区域的工人，只要进到了这些工厂，等待他们就是濒死的体验，高强度的劳动压榨与超长的劳动时间成为了工人在工作日的地狱折磨，压缩到极致睡眠时间和颠倒的作息，又令人突破生理极限。拣货工和分拣工有拣不完的货，拣完一车又要赶紧去拣另外一车，每次拣错就面临开除和罚款的威胁；装卸工与包装工，手上的动作被不断要求加速，直到将手指得握不住也伸不直……每个人工人提供的具体劳动不同，但是在过度劳动中所带来的身体疼痛却十分一致，每次睡前都不得不用红花油、云南白药或贴膏药才能缓和，不然根本无法入睡。即便睡着了，稍微一翻身，就又容易被疼醒。身体的劳累也无法通过五六小时的睡眠消除，极端的睡眠和作息，还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头疼、头闷和胸闷、心疼与身体上每寸肌肤的酸胀、脚上的大水泡与手指的关节疼痛伴随第二天工作开始直到结束。美妙的梦乡，也无法令工人的疼痛缓和一点儿，并持续叠加到第三天、第四天……资本家还为了在一天内干出更多的订单，进一步缩短工人的吃饭休息时间，部分工厂甚至不允许工人集体就餐，只允许轮流吃饭，要求工人拿盒饭在工位附近吃饭，吃完饭就继续上工；卫生间和休息处都有监工定时巡逻，不允许工人花费太久时间去卫生间，更不允许工人玩手机耽误生产。我们的顺丰快递、极兔快递……还把工人当作监狱犯人一样对待，要求工人上班前交出手机以后，只能在下班后才能放工人出车间拿到手机，工作期间即便是吃饭休息也不允许工人离开车间。在这里，只有干活，只有干活。

读者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成吨的货物在传送带、货车和仓库之间来回搬运，一箱接着一箱，一车接着一车，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许多人下班回来，身体早已累得发软，往往一顿饭就能吃下一大桶米饭，因为体力早已被高强度劳动彻底榨干。分拣岗位同样如此。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不会因为工人的疲惫而停下来，快递一件接着一件不断涌来，要求工人的双手始终保持最快速度。一旦稍有迟缓，货物便会迅速堆积，引来管理人员的训斥。工厂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不会满足于现有的劳动强度，而是不断向工人的身体索取更多劳动。工人不停搬运重物，只要稍微停下来喘一口气，工头、线长或者所谓的管理人员立刻就会跑过来呵斥：

“这么多活看不到吗？”

“这个干完了干那个！”

“别站着，赶紧动起来！”

在他们眼里，工人的身体不是身体，而是一台不能停机的机器；工人的休息不是人的正常需要，而是影响企业利润的"浪费"。面对这样的压迫，许多工人只能靠互相开玩笑、苦中作乐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大家心里都明白，活是永远干不完的。今天把这一车卸完，下一车马上又来了；这一条线清空了，另一条线马上又堆满了。资本家永远不会满足于工人已经创造出的劳动成果，因为它真正追求的不是完成工作，而是榨取更多、更快、更廉价的劳动。

我这里再谈谈计件工作的本质。许多快递站点还实行计件工资制度，美其名曰"多劳多得"。表面上，工人干得越多，收入越高；实际上，这种制度恰恰把工人与工人推向了相互竞争。为了多挣一点生活费，许多人不敢休息，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不停地抢速度、抢货物，甚至为了争抢好搬、好分拣的货物而发生争吵。资本几乎不用亲自组织竞争，工人便在计件制度下彼此竞争，以消耗更多体力来换取微薄收入。然而，所谓"多劳多得"，很多时候不过是一句口号。有的货物一件仅有几厘钱，工人必须不停重复几千次、上万次机械动作，才能换来一天微薄的工资。有人拼命干，一个月勉强拿到一万元左右的收入，而这一收入背后，却是长期超负荷劳动、身体损耗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换来的。更重要的是，当资产阶级发现工人已经逐渐适应这种劳动强度、能够完成更高产量之后，它并不会因此提高工人的收入，反而往往进一步压低计件单价。例如，一件货原本支付0.005元，后来下降到0.003元，甚至更低。工人必须比过去完成更多的工作量，才能维持原有收入水平。

这是资本竞争和工人自相竞争的必然结果。企业不会满足于已有利润，而是不断通过新的方式压低劳动力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把更多剩余价值无偿据为己有。于是，劳动越来越繁重，劳动时间越来越紧张，而工人的劳动报酬却越来越低于劳动力价值，面对增长的物价、房租等更是不堪重负。因此，计件工人越熟练，资本越容易提高定额；工人越努力，资本越容易降低单价。劳动强度不断提高，工资增长却始终追不上资本压榨速度，这正是现代物流产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现实。

四 冷库

冷库是现代冷链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冻肉、水产品、速冻食品、乳制品、果蔬等各类商品的长期储存和中转任务。随着冷链运输技术、制冷设备和仓储管理不断发展，冷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过去主要服务于食品加工企业，逐渐扩展到覆盖大型商超、电商平台、餐饮供应链以及全国性的冻货批发市场。这样看来，冷库也是属于电商和仓储的一种类别，但由于冷库与一般常温状态下的仓储不同，要求工人无论春夏秋冬都必须在极端严寒下生产，这就导致冷库和常温仓库和电商具备不同的特殊性。

近年来，电商和即时配送的快速发展，使冷链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大量生鲜食品和冷冻商品需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拣、装卸和配送，尤其在"618""双十一"、春节等消费旺季，仓库货物流转速度成倍提升。现代化冷库越来越自动化、规模化，但无论设备如何更新，大量货物最终仍然需要依靠工人完成搬运、码垛、分拣、装卸等繁重劳动。庞大的冷链体系能够高效运转，其背后离不开无数冷库工人在极端低温环境中的持续劳动。

进入冷库之前，工人必须穿上厚重的防寒棉袄、棉裤、防寒靴和厚手套。可即便如此，零下十八九摄氏度甚至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寒气依然会透过衣物不断侵袭身体。时间一长，双手逐渐失去知觉，脚趾被冻得发麻，脸颊和耳朵像刀割一样疼，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口罩和眉毛上凝成白霜。

冷库工人的工作根据分工，决定了工人是否一直待在冷库里面。装卸工人需要不断往返于货车、月台、仓库和冷库之间。盛夏时室外气温往往高达三四十摄氏度，而冷库却始终维持在零下十八至二十摄氏度左右，一天之内反复经历近六十摄氏度的巨大温差。身体在"夏天"和"冬天"之间不停切换，冷热交替极其频繁，血管、关节和肌肉不断承受剧烈刺激。至于，拣货工人和仓储工人则需要深入到零下十八至二十摄氏度的冻货冰库里，往返于仓库的各个角落，根据手持扫描枪的提示拣取各项产品。极寒冰库的极端寒冷也使得产品被冰老老实实得冻住了，产品的寒冷会透过厚手套被人体所感受到，尤其当手套湿掉以后，手指会被冻麻木。许多工人干久了都会出现手脚麻木、关节疼痛、腰腿酸痛，严重的甚至留下冻伤、风湿等长期职业伤害。

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想干快也会被迫干快。因为只要停下来休息，身体产生的热量便会迅速散失，刺骨的寒冷立刻包围全身。只有不停搬运、不停奔跑、不停装卸，依靠持续劳动产生的热量，身体才能稍微暖和一点。寒冷本身，就成为了资本利用的一种天然劳动纪律，它不断驱赶着工人加快速度、延长劳动，使人难以真正停下来休息。同时，寒冷也成为了维持工人大脑清醒的药剂，即便工人因工作时间过长挤压了睡眠，导致睡眠严重不足，在进入到冷库以后，任何的困意都会不见，让人仿佛不知疲倦的劳动。

每逢"618""双十一"以及春节等物流旺季，冷库几乎昼夜不停运转，装卸量每天往往高达数百吨，繁忙的大型冷链仓库甚至接近上千吨。一辆冷藏车刚卸完，另一辆又已经停靠月台；一批货物刚搬进库内，新的货物又不断送来。为了保证货物流转速度，工人必须始终跟着节奏奔跑，装卸、码垛、搬运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货物不会等待工人，流水也不会因为工人的疲惫而停止。对于资本来说，冷库里的低温、流水线般的物流节奏和不断增长的订单，共同构成了压榨劳动强度的机器，而工人的身体，则在日复一日的冷热冲击与超负荷劳动中被不断消耗。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存在，资本就会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加强劳动控制，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们为了绝对剩余价值，会延长劳动时间，工人的极限就是一天干18小时，每个资本家工厂的某某有限公司几个大字无不透着鲜血，那是工人流下的血。

这就是我们组织的同志，所见到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压迫工人的现实表现。

五 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许多年轻工人进入工厂后，会觉得这一切仿佛天经地义：两班倒天经地义、十二小时工作天经地义、工头辱骂天经地义、加班天经地义、为了保住工作忍气吞声也天经地义。

但这些东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曾经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企业虽然也存在管理问题和官僚主义问题，但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资本增殖，而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工人拥有较稳定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也曾有过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干部的权利。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彻底消失，如果领导权被资产阶级路线所掌握，资本主义仍然可能重新发展起来。

毛主席逝世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集团，将工人阶级的所有制变为这一小撮特权阶级的私有物，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在这群盗贼的手中成为了压榨和搜刮工人血肉的工具，从此，社会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官僚垄断和私人垄断、外国垄断以及大大小小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为了最大限度攫取利润，工人阶级可以被他们踩到脚底下，受到他们的随意欺辱，他们在我们创造的财富上作威作福，而我们却要为了一百块钱在工厂受尽一切蹂躏。资本重新取得支配生产的重要地位。大量国营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被私有化或半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了；土地重新回到小农经济时代，大量农民也丢掉土地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失业人口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庞大了起来。中国工人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苦和难重新回来了。

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生产中根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不得不重新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和利润不断竞争，于是压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便成为资本积累中普遍采用的手段。今天我们看到的流水线高速运转、十二小时工作制、两班倒、计件制度、劳务派遣、层层外包、工头辱骂、罚款制度以及对工人的严格控制，都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为了降低劳动力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这一社会根本目的所决定。不同企业采取的形式虽然各有差异，却又都完美得合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不同劳动场景中表现为不同形态：服务员被要求把微笑和低声下气变成劳动的一部分；流水线工人被迫不断提高操作速度以跟上节拍；物流工人在分拣、装卸与奔跑中不断透支体力；冷库工人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与外界高温之间反复切换，被寒冷本身驱赶着加快劳动节奏；而快递与仓储系统则在计件制度与排名压力中，把工人彼此之间推入竞争状态。

因此，工人今天遭受的压迫，不能归结为某个资本家太坏、某个工头太凶，也不能归结为个别企业管理失当。因为即便更换资本家、更换管理者，只要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仍然存在，只要生产仍然以利润最大化而非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新的资本所有者依然会按照资本运动的内在目的组织生产，人剥削人的现象就不会从地球上消失。资本家可以更换，工头可以更换，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压迫就会不断被再生产出来，并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不仅要反对个别资本家和具体的压迫者，更要认识到压迫产生的制度根源。只有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掌握生产资料与社会生产的组织权力，通过暴力革命武装打碎资本主义中国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才会到来

今天无数工人在工厂、物流园、餐厅、冷库和车间中所经历的一切，亦是点燃革命篝火的硝石。无论是商圈的服务员，还是电子厂、仓库……的工人，只要是被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工人，向着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斗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