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末，旨在反对当时辩论中一些带有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观点。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检验，文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依然具有重新发表的意义。尤其是在当前，我们的组织愈发需要以坚强的党性和严明的革命纪律来应对日益紧迫的线下革命实践，这就更加要求在组织上强化集中统一，在行动上加强纪律性与执行力。

因此，必须明确指出，任何以“反对权威”“反对集中””反对纪律”为名，实则否定组织原则、瓦解革命纪律的倾向，本质上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无政府主义以抽象的“自由”取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以个人意志对抗组织原则，在实践中只能导致力量的分散与斗争的失败；而托洛茨基主义则往往以“革命性”自居，实则脱离现实条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在关键问题上动摇甚至瓦解革命阵线。

在当前阶段，随着实践重心逐步转向线下，继续革命社（CRS）不再只是松散的宣传性网络组织，而是必须承担起实际斗争任务的战斗集体。这一转变，决定了我们不能停留在自发性和经验主义的层面，而必须以高度的组织性取而代之。没有统一的意志，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行动；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可能保证路线的贯彻执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尊重组织成员的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加强组织的集中统一，这不仅不是对同志们的压制，相反，这是我们形成整体力量的必要条件；强调纪律，也不是形式主义的束缚，而是确保革命实践不被瓦解的根本保障。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将分散的个人整合为集中的整体而活动，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工人阶级起到组织和发动的作用，真正将理论转化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时代，统治阶级都会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和宣传机构，灌输和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并压制与反对被压迫阶级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专政的方式，禁止那些严重危害其统治的思想传播。这是剥削阶级惯用的办法。那么，无产阶级要不要采用这种办法呢？是要采用的，尤其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予以严格限制。为什么巴黎公社能够存在几个月？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采取了革命专政的措施，查封了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但为什么没有长久存在？原因也在于专政力度不够。我们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集中领导，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言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无产阶级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基础之上。

“在已经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已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完全有成熟的条件突破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不把权力集中在少数革命干部手中，而由广大工人群众直接掌握权力。” “在言论领域，首先就是要把言论机关、言论工具直接交由广大工人群众掌握，而不是仍旧由少数“干部”“知识分子”控制。这是实现工人阶级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基础。” “决不能再建立审查和控制言论的官僚机构——用官僚手段控制言论是最愚蠢的手段，是根本上与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的。要相信广大工人群众有着足够的鉴别能力去鉴别言论，有足够的觉悟去弘扬正确的言论、批判错误的言论。即使错误的言论、反动的言论，也有其反面教材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采用官僚的手段来来审查、控制言论，而必须把各种言论都交由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鉴别，由工人群众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支持还是批判，弘扬还是限制。”

谁都知道，群众是有阶级性的，并且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对此有过明确论述，而显然我们这里也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列宁当时对德国共产党“左派”进行了批判，其要点就在于反对脱离党的统一领导，把群众同党割裂开来。列宁指出，群众是分阶级的，而阶级又是由政党所领导的；尤其是在群众中还存在大量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下，必须由代表其革命利益的政党、即先锋队来加以领导。那么显而易见，引用中所谓建立“群众性的言论机构”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反对党对群众的集中领导；这位先生所采取的说辞，也与无政府主义和托派观点相似，即认为干部的领导是“官僚的”。可是，如果党不对群众中的反动思想进行教育和批评，不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这种反对“干部”、反对“官僚管理”的主张，无疑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没有主张建立所谓的官僚机构，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对群众的教育体系，通过领导多种多样的群众性组织，让群众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各项大事上来，帮助群众提高斗争能力。而不是借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群众的教育之名，去反对党对群众性的报纸等机构的领导，搞出来所谓的“去干部化”的群众组织。实际上，群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掌握了丰厚的分散的、感性的材料和意见，而群众性组织恰恰是反映给政党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反映给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干部，由他们将这些意见上升为革命理论，从而再去领导群众。这一过程，正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革命干部再将理论化的认识教育群众，引导他们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不是像这里所说的那样，以“相信群众”为名，反对任何形式的党对群众的教育。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党对群众的领导，才能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必须通过党对群众既集中又民主的教育来实现，而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否定甚至取缔党的领导。

至于那段话，是否真正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作用？并没有，它不过是反复强调“相信群众”。然而，这样的“群众”难道不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吗？资产阶级法权同样会在群众中滋生并发展其代理人。

“ 而马列毛主义者，则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劳动者的解放而斗争。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阶级社会中，“言论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言论自由”必然只局限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中，而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必然在实质上被剥夺言论自由。要为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言论自由。”

这些先生的话说得很好听，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如何实现呢？这位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反对先锋队对群众进行教育。既然如此，那么这里又为何要攻击文革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言论实行专政的做法，并将其称为“控制言论的官僚机构”？所谓“相信广大群众有足够能力”的说法，问题在于，在自发性条件下，广大群众往往是倾向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地产生于无产阶级之中，而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所创立？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对群众的灌输才能实现，而不是依靠群众的自发性产生？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仅仅依靠自发性，是不可能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

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的观点，正是尾随无产阶级自发性的表现。所谓“崇拜群众”，归根结底就是崇拜自发性，而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在反对官僚主义。这种说法，托派可以说，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说，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这样说。

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底建立，只能在党的铁的纪律之下加以实现。那么，这种纪律是什么？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是在考察和调动群众情绪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对群众产生影响，并对资产阶级实行彻底专政。 然而这位先生的做法，并非如其所说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和补充”，而是倒退回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左派幼稚病”的立场。这不是进步，反而是相当幼稚的表现。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政权，这一政权本身就是重要的法宝，必须依靠这一法宝对资产阶级实行压迫，而不是将其弃之不用。资产阶级思想，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会大量存在于群众之中。列宁指出，工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是在旧社会的泥坑中进行建设，因此必须经过教育和改造。正因如此，苏维埃采取了通过工会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的办法。这恰恰说明，先锋队必须发挥教育作用，是革命的领头羊、火车头。

早在列宁时期，德国共产党“左派”就曾提出类似观点，而上述这些说法，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毋宁说，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是将革命政党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早已被列宁彻底批判的“幼稚病”。然而，这位先生却将这种早已被批判的观点重新提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甚至声称“列宁主义的条件已经变化”。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明其理论上的幼稚与混乱。

难道毛主席所说的“革命要有一个政党”，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有一个政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吗？难道群众能够一下子跳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吗？难道仅仅依靠支持群众的自发性，就能够防止修正主义吗？这些观点究竟把修正主义看成什么了？修正主义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在经济基础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条件下，由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形成的、旨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正因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大量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任何生产部门和言论部门中，都存在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而这个领导权，决定着这些领域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反对革命干部，实际上就是在革命时期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取得对生产部门和言论部门的领导权。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官僚”和“干部的插手”，实质上却是在要求将这一领导权拱手让出，让给那些尚未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让给了这些缺乏社会主义政治锻炼，而又满脑子被旧社会的旧思想浸透的群众，实际上也是放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转而又要倒退到资本主义。这种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由于，群众的自发性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在实质上甚至倒退到普鲁东主义的立场，即主张工人掌握工厂、实行工厂自治和农场自治。既然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革命干部的领导，反对在革命初期由少数社会主义者对多数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者进行斗争，实际上，他们也就倒向支持资产阶级分子设法夺取这一领导权的行动上了。资产阶级分子会伪装成普通群众和工人，对工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的灌输；会利用物质刺激、价值规律、资产阶级法权以及货币关系，不断引诱群众中的落后分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左派幼稚病”式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权的拱手让出，资产阶级分子反而能够轻易取得领导地位。

社会主义能维持一年吗？恐怕在这种口口声声喊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连两个月都难以坚持，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全被这群幼稚病分子忘了一干二净。事实上，他们也只是口头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实际上的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领导；无论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路线的领导，是通过掌握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和生产关系问题上的领导权来实现的；是在这一斗争中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使他们逐步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包围和渗透，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以及容易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状况，从而发动他们同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以及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

因此，应当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发动广大群众对敌人实行严厉专政，使其不得散布反动言论；并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使更多新生事物取代资本主义的腐朽事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加紧争夺各个部门的领导权，使之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在必要条件下，也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武力手段。同时，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使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受到限制直至消灭。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领导之下形成的无产阶级言论自由，正是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言论，并不是抽象的“言论自由”，而是在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条件下形成的无产阶级言论自由，即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反击资产阶级的自由，以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的自由。

因此，应当将某些“幼稚病”分子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言论自由”，明确界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具有阶级性，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发表言论、随意行动；只有无产阶级才享有这样的权利。资产阶级对此是清楚的，反而是这些“幼稚病”分子对此缺乏认识。再看历史经验，在文革初期，确实出现过被走资派影响甚至控制运动方向的情况。这一事实，恰恰更加说明了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必须发动群众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受到走资派的影响，本身就已经宣告了那种以自发性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破产。如果放弃革命干部对群众的影响和领导，实际上就是纵容走资派去争夺群众、影响群众。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也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