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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末，民众的示威游行乃至起义席卷了伊朗全国，这引发了伊朗神权政府的血腥镇压。就在统治阶级最终镇压了这一波抗议浪潮后没多久，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以“帮助伊朗人民反抗暴政”为名，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伊朗人民的刽子手哈梅内伊被炸身亡。这绝不是如自由派们所说，是什么“民主的胜利”，而是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遏制新兴的中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而发动的一次法西斯式的掠夺战争。
一、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革命
在20世纪初，英国、沙俄和德国在瓜分伊朗的问题上大打出手。直至一战结束以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废除了沙俄与伊朗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支持伊朗独立的种种举措，让经历过1905年立宪革命的伊朗人民看到了被帝国主义瓜分另外的道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苏联的“渗透”，在一战中元气大伤的英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策略，转而扶持礼萨-汗 [1] 。
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苏联面临革命与内战，英国元气大伤。美国作为新生的工业霸权国家因为担心国内石油资源枯竭，想要打破英国在准殖民地区的垄断。他们打起“反垄断”与“门户开放”的幌子，准备分一杯羹。同时，被英国扶持的礼萨-汗政权为了制衡英国，也想引入美国资本。他们聘请了米尔斯波 [2] 来整理财政。之后英国通过外交施压的手段，迫使礼萨-汗政权废除了同美国政府的石油垄断协议，延长在伊特权，从而维护了自身的垄断地位。
二战期间，由于纳粹德国的威胁，美、英、苏三国都在伊朗驻扎了军队。于是，美英两国在争夺和瓜分伊朗石油资源的纷争又开始加剧。1944年，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和辛克莱石油在政府的支持下，与苏联、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秘密谈判。英、美之间虽有利益冲突，但在对抗苏联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英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于是，美国趁着英国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建议，深入渗透进伊朗的官僚体系，逐步取代了英国在伊朗的原有地位。
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直接决定了其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要求伊朗这类资源国成为其附属地，而决不允许它成为能够独立支配自身资源的主权国家。这一点被伊朗受帝国主义干涉的历史反复印证。1952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利益的伊朗首相摩萨台宣布了石油国有化政策，把英国人赶出了油田。英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对摩萨台政权进行了海上封锁，而美国则打着“调停”的旗号介入。1953年，CIA与英国军情六处联手，通过收买暴徒和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扶持巴列维国王复位。在随后1954年的国际财团协议中，美国五大石油巨头占石油销售额40%，英国石油（BP）则从100%锐减至40%，壳牌和法国石油公司分掉了剩下的20%——英国在这次分赃中失去了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协议规定，财团拥有石油定价的绝对主导权，伊朗买办政府仅作为“收租人”存在，且分成比例远低于其实际价值，虽然名义上油田土地属于伊朗国家，但通过1954年的《财团协议》，西方公司获得了长达25年（可延长至15年）的排他性使用权，协议划定了约25.9万平方公里的“协议区”（Consortium Area），包含了伊朗当时已发现的所有优质油田。在这些区域内，西方财团拥有建设铁路、港口、电话线甚至私人警察力量的权力，伊朗政府官员进入这些区域往往需要经过财团的许可。伊朗政府对自家地底下产多少油没有决定权，开采量和定价权是由“国际财团”（主要由美、英巨头组成）根据全球市场利润统一调配的——这实际上将伊朗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对美国依附性强的石油供应站，美国的石油垄断资本不仅支配了土地下的资源，就连石油的开采量和定价权，也完全由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说了算。只有被帝国主义剩下的一小部分残羹冷炙，才流向了巴列维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供他们肆意挥霍。除了对石油资源的直接掠夺，美帝国主义还通过和伊朗的军火贸易进行二次掠夺，让伊朗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军备研发费用，形成了名为“石油美元循环”的闭环掠夺体系。美国通过此前“门户开放”和“情报政治”的手段，最终完成了对伊朗经济命脉的实权掌控。
在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由派鼓吹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开放”“进步”“经济快速发展”，觉得伊朗只要像别的中东国家那样跟着美国走就会变好，对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则是极尽嘲讽。既然如此，为什么巴列维王朝会在1979年迅速覆亡于伊朗人民的革命浪潮中？难道真的是所谓的“思想配得上苦难”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剥开巴列维王朝这些“进步改革”的画皮，探究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基础是如何形成的。
自由派们鼓吹的“进步改革”无非是当时被贴上进步标签的“白色革命”，其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女性权利的“西化”提升以及跨越式的工业化发展。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进步举措”。
在自由派的叙事中，巴列维王朝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废除封建制度，将土地分给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壮举。这一类土改采取的“赎买”而非暴力没收的策略，更是被拿来作为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土改的经典案例。**实际上，这一类土改恰恰是很不彻底的，是对农民的再一次掠夺。**伊朗的很多大领主通过政治关系，保住了最肥沃的土地，只把最贫瘠、最缺水的土地“卖”给国家；此外，王朝补偿给地主的是国营工业的股份，地主阶级发现这些工厂管理混乱、利润微薄，于是他们迅速在二级市场套现，并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或投入德黑兰的投机性房地产业——资金并没有流向农村生产力的提升，而是变成了金融泡沫。伊朗传统农业的灌溉系统“坎儿井”在改革之前本来由地主负责维护，然而在土地改革后政府不但没有填补这个管理真空，反而引入了大多数为美资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缺乏技术和资金的农民被这些农业资本迅速挤垮，他们不仅没有致富，反而背负着赎买土地的债务，为了还债被迫将土地卖给新兴的官僚农业公司，随后作为破产农民涌入了德黑兰等大城市，变成了无业流民和廉价劳动力。
自由派鼓吹巴列维王朝时期建立的汽车工业、核电计划、钢铁厂以及号称“五年超过德国”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是西方的组装车间，核心技术全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依赖于国际油价和西方的投资——一旦油价波动或是西方撤资，这个实际上残缺不全的“依附型”工业体系会迅速瘫痪。这种所谓的工业化不仅没有带来技术主权和原始积累，反而加速了剩余价值的外流。同时，正因为巴列维建立的工业体系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和排异性，导致吸纳就业的效果极其有限，反而压制了民族工业体系的发展。这使得那些进入城市的大量破产农民既没有稳定的工厂工作，又失去了原本在农村的保障，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贫民窟阶层。很明显，巴列维王朝的土改政策虽然削弱了传统的地主阶级，但又是很不彻底的。其目的是政治收编而非经济整合，只会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链条而排斥，剥削底层农民。它不仅没能像拿破仑三世那样创造一个支持王朝的“中产农民阶级”，反而制造了一个由于极度愤怒而走向宗教激进主义的城市流民阶层，而这正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的主力军。
最为自由派鼓吹的，是“白色革命”中世俗化的提升女性权利的举措。1963年，巴列维王朝赋予了女性选举权，并废除了多妻制、鼓励女性脱掉头巾并进入职场。自由派们最喜欢展示巴列维王朝时期德黑兰街头穿超短裙的女性照片，以此作为“进步”的图腾。然而，巴列维王朝在上述经济领域上的改革非常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伊朗的劳动人民在这场被标榜为“进步”的改革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被再次掠夺。这种世俗化改革仅局限于德黑兰北部的上层社会，对于广大农村和城市底层的传统家庭来说，这种强制性的西化不仅是文化入侵，更是对其原有社会保障体系（清真寺和社区互助）的破坏。因此，底层民众对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普遍持抵触情绪。正因为这种“进步改革”清除旧的封建买办生产关系不彻底，缺乏群众基础，才造成了世俗精英与广大底层劳工之间的文化断裂。这让保守的宗教力量能够轻而易举地接管底层的愤怒，为后来窃取革命果实埋下伏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吹捧这种完全与底层人民脱节的“进步”，和“民国时期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进步”这类论断一样可笑。
巴列维王朝扮演了美国“看门人”的角色，根本无意发展本国独立的民族工业或者农业体系。它通过出卖石油主权换取军事援助，维持其针对本国人民的独裁统治，完全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施舍。为了维护这个向美帝国主义输送利益的买办秩序，巴列维统治集团把国家机器变成了美国垄断资本在伊朗的执行机关。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石油垄断巨头们大开绿灯，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他们建立了一套极其残暴的镇压机器，其代表就是臭名昭著的SAVAK（情报与安全组织）。这一特务机构是在CIA和以色列摩萨德的直接指导和培训下建立的，其主要任务是监控并消灭一切反美势力和左翼力量，特别是针对伊朗共产党（图德党）和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这种由外国特工机构武装起来的内卫力量，是买办政权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典型特征。根据大赦国际和1979年革命后公开的卷宗，SAVAK 的酷刑手段以其多样性和非人性著称，对受害者进行系统性的肉体与精神摧残。此外，SAVAK还对伊朗人民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监控和白色恐怖。在当时的伊朗，SAVAK的线人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人持有“反抗”倾向的书籍，结局都是逮捕。对于逃往海外的异见人士，SAVAK 进行跨境暗杀和绑架，其长臂管辖甚至延伸到了美国和欧洲。面对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SAVAK更是进行了血腥镇压——1963年“六月起义”事件中，针对“白色革命”的抗议者，SAVAK 协调军队直接向人群开火，造成数千人伤亡；1971年，针对伊朗人民游击队（左翼武装）的小规模起义“西亚卡尔（Siahkal）事件”，SAVAK 进行了残酷的围剿和随后的公开处决，开启了70年代大规模游击战与特务镇压的恶性循环；1978年，革命爆发前夕，在德黑兰雅乐广场（Jaleh Square），SAVAK 参与指挥的武装力量对数万名和平示威者进行扫射，制造了“黑色星期五”事件。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表明，表面上“世俗开放”的巴列维政权，在面对威胁到美国金融资本利益和自身买办利益的群众性反抗时，不但不会像它所标榜的那样持“开放自由”的态度，而是直接撕下这张画皮，毫不犹豫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因此，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完全不是什么“思想配得上苦难”，而是反对美帝经济殖民、反对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正义之举。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巴列维王朝时期建立的工业体系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与排异性，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不足以容纳涌入城市的大量破产农民。这些城市贫民处于长期的结构性失业或是半失业状态，甚至连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为了换取仅够糊口的口粮，他们不得不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事城市中最繁重、最不稳定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劳动。这种由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所人为制造的普遍贫困，必然滋生出严重的生存性犯罪和社会动荡。这让买办统治阶级必须加强法西斯专政，变本加厉地对底层社区实行军事化镇压和管控。1975年，大赦国际曾指出，伊朗是世界上“人权纪录最糟糕的国家”，拥有全球最高比例的死刑执行率和最严酷的审讯手段，这种极端的压迫反噬了政权。1973年石油危机后，伊朗石油收入暴增，但巴列维政权处理这笔财富的方式却极其短视——放任大量石油美元涌入，导致物价飞涨。1975年后，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石油需求下降，政府为了抑制通胀突然采取“紧急刹车”，大规模削减建设开支，这导致原本依赖政府项目的建筑工人和城市贫民成批失业。这群人此前被“白色革命”从农村赶入城市，现在又失去了最后的生计，成为了革命最坚决的“街头先锋”。在贫富分化严重、群众运动被残酷镇压的情况下，革命的火药桶此时已经被准备好了。最终，当恐惧突破了临界点， SAVAK 的血腥镇压彻底引燃了民主革命的导火索。
1978年1月，巴列维授意《伊朗报》发文恶毒攻击流亡海外的霍梅尼，称其为“英国间谍”和“疯狂的诗人”。这篇文章激怒了库姆（Qom）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遭到SAVAK和军队的血腥镇压。按照什叶派传统，死难者死后第40天要举行悼念。库姆的镇压导致了40天后在大不里士（Tabriz）的更大抗议，大不里士的镇压又引爆了下个40天全国范围的骚乱。1978年9月，军队在德黑兰雅乐广场向数万示威者开火。这次屠杀彻底断绝了任何和平改良的可能，群众意识到“只有推翻国王才有活路”；紧接着，1978年秋天，石油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总罢工。作为买办政权的命脉，石油一旦停产，巴列维就失去了支付军队薪水和维持特务统治的每一分钱。生产关系的停摆直接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垮塌。这种“镇压-悼念-更大抗议”的循环，彻底瘫痪了国家的基层统治，成为了引爆这个火药桶的火星。巴列维的买办秩序成功地得罪了包括工人、破产农民、传统巴扎商人在内的伊朗社会的所有核心阶级，让全体人民愈发地对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不满——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了。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回国，受到数百万人的欢迎；2月11日，军队宣布中立，起义群众攻占议会和特务机构SAVAK总部，王朝彻底崩塌——在短短几个月内，那个看似强大的巴列维王朝政权就被群众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伊斯兰革命的终结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反革命
1979年伊斯兰革命是伊朗人民反帝反买办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发扬了前所未有的首创精神。在王朝倒台后，巴列维王朝的官僚和资本家纷纷出逃，伊朗出现了权力真空。此时，产业工人并没有停留在罢工阶段，而是直接接管了生产——在石油工业、钢铁厂、纺织厂以及大型铁路枢纽，工人选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了执行委员会（Shoras，音译为“肖拉”）。肖拉具有典型的直接民主特征。代表可以随时被撤换，重大决策通过全厂大会决定。这正是列宁所描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雏形。在农村地区，受左翼思想（如人民圣战者、图德党）影响，失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占领了巴列维时期的皇室土地和亲西方大派系的庄园。农民焚毁了地契，重新划分了水源和耕地，彻底清算了巴列维“白色革命”虚假土改，他们和城市工人阶级一样，也建立了农民委员会。
1979年2月到1980年，伊朗和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类似，形成了“双重政权”的状态。一方是位于德黑兰的临时政府和霍梅尼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试图恢复旧的资本主义管理秩序，只是把“经理”换成“忠于宗教的人”；而另一方是遍布全国各工业中心的肖拉。工人们公开提出口号：“工厂属于工人！”他们拒绝承认政府任命的新经理，要求拥有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和企业的终极决策权。然而，由于巴列维王朝时期对以伊朗共产党（图德党）为代表的左翼的重点打击、反动宗教势力在革命中不断控制劳动人民的思想、肖拉自身组织结构相较于成熟党派不够严密————这三点让革命果实逐渐被代表本土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宗教势力篡夺。
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几乎所有新的权力机构都沿着革命前仅存的“清真寺-神职人员”行政网络迅速重建，这让其他革命党派措手不及。最为致命的是，以伊朗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在革命策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过度迷信“统一战线”。他们认为霍梅尼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反帝力量”，因此采取了“无条件支持领导”的策略。在神权派开始打击其他左翼小派别时，图德党甚至还站在政府一边，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革命”；他们劝说工人不要与霍梅尼的政府闹翻，甚至帮助政府平息激进工人的情绪，试图以此换取合法参政权。**要知道，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在革命中与其他反对派势力建立同盟，但是这些作为同盟的反对派仅仅是同路人，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运动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仔细甄别这些同路人的阶级实质。**我们绝不能像抗战时期中共的王明那样搞什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后者只会把革命的果实拱手让人。
代表宗教势力的霍梅尼派意识到无法通过暴力立即消灭委员会，但他们发现伊朗左翼势力并没有先下手为强，把人心聚拢。他们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宣传工具把革命转化成“善与恶”的斗争，称贫民为“被压迫者”（Mustaz'afin）。面对贫困和动荡，宗教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和现世的救济网络，让底层民众误以为教士是他们的阶级领袖。在完成了对群众的收买后，他们派出宗教积极分子进入工厂，建立了平行的“伊斯兰委员会”，利用宗教话语瓦解工人的阶级意识。最后，在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政府以“战时需要”和“国家安全”为名，宣布所有自发的工人组织为非法，由国家统一接管，反抗的工会领袖被送往前线或直接处决；1983年2月，革命卫队突袭了图德党的总部，逮捕了包括总书记基亚努里（Noureddin Kianuri）在内的所有高层和上千名党员。在残酷的折磨和毒药的影响下，这些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出现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是“苏联的间谍”，并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死胡同”，转而歌颂霍梅尼的伟大。1988年，在两伊战争结束之际，霍梅尼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秘密手令，对监狱中数千名拒绝忏悔的左翼政治犯进行“最后审判”。短短数月内，约有3000至5000人被集体处决，尸体被埋在无名的乱葬岗（Khavaran公墓）。轰轰烈烈的伊斯兰革命就这样以反革命的政变与屠杀终结了。
霍梅尼派利用“反美”的民族主义篡夺了革命果实，他们不仅对革命者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疯狂地开历史的倒车。伊斯兰革命时期农民曾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以霍梅尼派为代表的神权政府最初为了争取底层贫民（Mostazafin）的支持，通过了《土地改革法》的激进版本（所谓的“C类土地”条款），允许没收大地产主的土地分给无产者；然而，随着这个反动政权的稳固，神权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宪法监护委员会）开始反扑——保守教士辩称，伊斯兰教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大规模被农民没收并重新分配的土地被判定为“违反教法”；于是，许多传统的农村地主通过向宗教机构捐赠或寻求教士庇护，保住了财产。原本旨在打碎封建残余的土改，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阻挠下陷入停滞。最终，只有约3%的耕地通过国家手段实现了重新分配。大规模的“彻底打碎”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由宗教基金会接管原皇室土地。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而是变成了宗教基金会的佃农或是农业工人，在宗教施舍的掩盖下继续被残酷剥削。这一举动彻底暴露了这些打着“反美”“反霸权”旗号的神棍的阶级实质——他们与巴列维王朝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并无区别，只不过披上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外衣。
在女性的权利上，神权政府更是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用“反抗西化生活方式”的虚假民族认同，剥夺了女性的法律主体地位和经济自主权，将女性禁锢在家庭内部，成为“无偿劳动力”。1979年夺权后不久，霍梅尼便废除了1967年颁布的相对进步的《家庭保护法》，新颁布的法律重新允许男性娶四个正妻和无限数量的“临时妻子”（Sigheh）——这本质上是将女性的身体变成了可以被男性资产阶级随时消费和抛弃的“廉价资源”，离婚权重新回到了男性手中，女性几乎失去了对子女的监护权。1982年，神权政府将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从18岁骤降至9岁（后改为13岁）。这种做法是为了在生物意义上尽早将女性束缚在家庭再生产中，切断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和追求经济独立的可能。1980年起，政府强行要求所有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黑色的遮盖物（Chador），对于拒绝佩戴的女性，政权动用“真主党”暴徒在街头进行肉体攻击（如泼硫酸、殴打）。政府为了分化被压迫阶级的内部团结，拉拢保守男性共同监督女性，设置了臭名昭著的道德警察。为了缓和、转移、掩盖尖锐的社会矛盾，降低统治成本，政权通过宗教排挤女性，将稀缺的岗位让给男性，以换取男性对政权的忠诚，分化了被压迫阶级的内部团结。也就是说，神权政府在女性权利问题上倒行逆施，并非如自由派所说，是什么“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能够证明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恰恰相反，这是革命果实被篡夺，反动的生产关系被强化的结果。
为了防止像1979年那样由石油工人总罢工导致政权垮台，神权官僚资产阶级（尤其是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对工人阶级采取了收买少数的策略。神权政府重点收买那些身处战略性命脉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大型石化、核能）的核心技术工人和高级雇员，对大多数普通工人则进行残酷压榨，以此瓦解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他们还颁布法律禁止工人组建自由工会，而代之以名为“伊斯兰劳动议会”的黄色工会，加之通过收买巴斯基民兵等手段，这一系列制度变成了对工人的精密控制与监视。对于反抗的工人，安全部门往往采取“夜间抓捕”，并以“帝国主义间谍”或“破坏国家经济安全”的罪名判处重刑。工人们刚刚摧毁了巴列维王朝这个牢笼，却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政党决策的失误而再次落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经济领域，伊斯兰共和国通过革命卫队和各个宗教基金会垄断了伊朗全国的经济命脉。宗教基金会（Bonyads）作为不受政府审计、不纳税的庞大组织（如“被压迫者基金会”），管理着国家近40%的GDP。它们类似于中世纪教会的地产，通过宗教合法性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将收益用于维护神权统治和施舍（以此换取底层民众的依附），这具有典型的超经济强制色彩。革命卫队作为目前伊朗最大的经济实体，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级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金融与通讯业务；据估计，革命卫队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伊朗 20% 至 40% 的 GDP。根据最近两年一些非正式的经济观察资料显示，伊朗最富有的 0.1% 人口（大多与革命卫队和基金会高层有血缘或政治联系）掌握了全国约 30% 的财富。对于这些官僚资本集团来说，通过垄断石油出口换取外汇，再利用多重汇率差进口商品，其赚钱速度远超辛苦搞工业研发。
此外，神权政府完全是伊朗保守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意志的剥削执行者，他们再次垄断石油资源，行巴列维王朝之事。如前文所说，神权政府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外加被西方帝国主义封锁、战争压力，那些依赖于石油开采的产业根本无法容纳大量的劳动力，这让伊朗的民族工业发展陷入停滞。革命卫队控制着所有的非法进出口通道、港口和地下钱庄，他们从每一桶“贱卖”的石油和每一件“溢价”的进口零件中抽取巨额回扣。如果伊朗实现了工业自主，这种“制裁溢价”就会消失，他们的黑市权力也就随之瓦解。因此，他们不但没有改变巴列维王朝时期受制于帝国主义的依附型工业体系，反而全力阻止无产阶级掌握先进生产力，防止统治和剥削利益受损。他们宁愿维持低效、破碎、依附的“组装厂”以便分化工人阶级，攫取垄断高额利润。加之他们的垄断地位使得民营资本难以与之竞争，因此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的40多年间，伊朗的工业体系看似在搞“自给自足”，实际上仍然是高度破碎的，比起巴列维王朝时期并没有多少进步。以伊朗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为例，其核心母机、精密零件和软件控制系统，只不过是从依赖美国变成了依赖于俄罗斯、中国等另一阵营的帝国主义。
这一切事实表明，神权政府的上台，绝非“民族主义捍卫者”的胜利，实际上只是更加反动的神权买办集团代替了比较世俗化的买办集团。
三、伊朗人民的反抗斗争
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制裁，导致了伊朗高度依赖国际石油贸易的依附型产业结构无法进行正常的国际结算，这对于伊朗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伊朗国内基础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匮乏，基础设施与服务的事故百出，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到2026年，伊朗里亚尔剧烈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已经让普通工人的购买力缩水了70%以上——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伊朗的封锁掠夺所直接造成的严重的民生问题，更揭示了它所标榜的“民主与人权”的彻底破产。然而，伊朗的神权官僚资产阶级一面打着“反美”的民族主义旗号，一面却拒绝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反而通过革命卫队和宗教基金会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大发横财。官僚买办集团通过武装力量和特殊通道搞到进口物资，垄断了走私和地下贸易，将成本转嫁给民众，并利用黑市汇率差，将石油换回的物资以几倍的价格卖给国内百姓。在他们眼中，封锁不是障碍，而是维持高额垄断利润的屏障。每当国内工人罢工要求改善民生时，政权就会宣称“一切困难都是美帝造成的”，将阶级矛盾巧妙地转化为民族矛盾，从而合法化对罢工者的镇压。
自由派们说：“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完全是因为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抗‘进步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是‘认知配得上苦难’。”他们甚至还把这种案例拿来影射攻击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完全错误的。难道这些国家只要不反抗，乖乖出卖自己的国家主权，就能获得更好的处境吗？事实是这些国家始终像帝国主义的提线木偶一样，只要危机一来，帝国主义就会第一时间把危机转嫁给他们，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结构就会因此遭到重创。**关键在于赶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后，是为了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而艰苦奋斗，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还是把反帝反霸权作为宏大叙事的动员口号，用来掩盖统治阶级利用这种被封锁的困境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很显然，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属于后者，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是前者。
伊朗人民通过伊斯兰革命赶走了作为美国买办的巴列维王朝，却发现自己仍然因为神权买办的垄断而继续深陷于贫困的泥潭，这使得他们不停顿地向这个反动政权发动冲击。从2009年要求体制内民主化、法治化的“绿色尝试”，到2017-2018年由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暴涨引发的“迪伊月抗议”，再到2019年因为政府突然宣布燃油价格上涨200%引发的“血色十一月”，伊朗人民从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暴行中逐渐抛弃了对宗教领袖和体制内改良的幻想。他们在后续的斗争中喊出了“改革派、保守派，你们的戏都演完了！”的口号，开始把矛头指向以哈梅内伊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示威者焚烧了大量关联革命卫队的银行和宗教基金会下属机构。
2022年，库尔德女孩玛莎·阿米尼因“头巾不规范”被道德警察殴打致死。后续爆发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阿米尼抗议），第一次实现了女性、学生、巴扎商人、产业工人和少数民族（库尔德、俾路支）的广泛联合。工人阶级在这次全国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石油工人和钢铁工人举行了多次声援性罢工，最后成功地迫使神权政府撤销了道德警察这一系统性压迫女性的部门。从2025年末到今年一月的“大罢工与平行社会”运动，更是表现出伊朗劳动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成熟度——产业工人不再仅仅要求涨薪，而是开始像1979年时那样，再次尝试建立类似于苏维埃的秘密委员会（新肖拉），尝试接管政权；面对巴斯基民兵的镇压，民间开始出现小规模的武装自卫组织，保护罢工社区和工厂。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伊朗神权政府对产业工人的部分收买与分化已经开始失效——长期制裁加上官僚阶层的极度腐败，使得石油外汇再也无法支撑庞大的福利支出。石油和钢铁这些“核心部门”的工人开始面临严重的欠薪问题，政权给予的那点“收买金”在飞速贬值的里亚尔面前不值一提。过去几十年，为了降低成本，伊朗工厂大量雇佣没有任何保障的临时合同工。这些从未被收买过的、被压迫最深的群体，在2026年初成为了罢工和街头起义的主力军，并成功带动了正式工。伊朗人民的斗争，已经从单纯的反独裁运动，演变为反对神权官僚垄断资本、要求重组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
在简中互联网上，拥护中修政权的建制派们把“伊朗革命运动中出现巴列维王朝旗帜”和“伊朗女足国家队拒唱国歌”两件事污蔑为“受了西方国家的指使”，声称“很多所谓的自由女性，恰恰是万恶的教士阶层解放的。教士阶层扎根落后地区，为了获得支持，大力发展教育，伊朗女性受教育比例甚至高于美国”。上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伊朗神权政府开历史倒车的种种行径，实际上要求巴列维王朝回归的多为自由派小市民，而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不仅反对神权政府的压迫，更是喊出了“美帝国主义滚出去”的口号，“受西方国家指使”这个说法不攻自破，伊朗人民要求推翻这个政权是完全正义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为什么会在限制女性合理权利的同时还要促进女性受教育。
伊朗是一个石油国家，虽然其服务业廉价劳动力有限，但为了维持反动的性别隔离政策，就必须要有大量的女性医生、教师、公务员为女性群体服务。如果伊朗反动政府不推动女性受教育，这会导致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瘫痪，难以应对长期的国际封锁，更失去作为政权基本盘的、渴望实现阶级跃升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神权政府通过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不仅可以用来证明自身合法性，证明所谓“伊斯兰文明可以与现代科学兼容”，而且能够通过“受过教育的母亲”培养“顺从于政权的下一代‘圣战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神权政府着力于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完全是为了能更好地维持自身的反动统治，维持对女性的封建压迫，这并不能成为反对伊朗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反抗神权政府的理由。**况且，即使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幅的提升，2026年的数据显示，伊朗女性的失业率远高于男性，她们拥有知识，却在就业时遭到种种歧视和排挤，被当成社会就业的蓄水池;在国家机关的镇压行动中女性遭到的酷刑折磨和性侵甚至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女护士因为坚持救治受伤示威者就被安全人员逮捕并施以性侵），这使她们成为了“女性、生命、自由”等反抗运动的中坚力量。
此外，自由派在网上还散播一种荼毒至深的观点，他们声称伊朗反动政府援助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Hamas），将这一巴勒斯坦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组织，污蔑为和伊朗神权政府一致的“恐怖组织”。伊朗神权政府援助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并不是出于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原则，而是以宗教为纽带，以转移国内矛盾、进行民族主义动员、对抗美帝封锁为目的的。**所谓“援助”尽管在客观上对巴勒斯坦人民反帝事业起到了进步的作用，但并不能证明它自身就有多么进步。伊朗人民反对的，恰恰是伊朗神权官僚资产阶级借着援助“抵抗轴心”，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遮羞布下继续维持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而绝不是在反对巴勒斯坦反对美帝侵略的正义斗争。**如果执政的是一个真正代表伊朗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个政权也会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援助他们。
四、为何美帝会加紧对伊朗的侵略？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敌手，破坏对方的霸权。”美帝此次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其原因早已超出了它和伊朗神权政府之间矛盾的范围；根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辞职时的声明，美国政府一改以往经济封锁的手段，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强大的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而发动的”武力干涉。也就是说，这是美国垄断资本为了转嫁危机、实现军工复合体利益引发的。实际上，美帝更加害怕这个拥有世界第三石油储量的国家彻底倒向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修帝国主义。
根据公开的经济数据，中国资本在伊朗的经济渗透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性的规模。2021年中伊签署《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据称涉及高达 4000亿美元 的投资蓝图）纲领性文件，中修方面的投资涵盖了电信（5G监控技术）、铁路、港口及北斗导航系统的接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伊朗原油的绝对单一买家。根据2025年的数据，伊朗约90%的出口石油流向中国，由于制裁风险，中国资本要求极高的“风险溢价”，伊朗对华出口石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每桶低9美元左右，仅此一项就让中国的垄断资本从伊朗国民财富中掠夺了数十亿美元的“折扣租金”。
为了绕过美国基于SWIFT系统的金融制裁，双方实行“以物易货”贸易体系，也就是伊朗提供廉价石油，中国不支付现金，而是将其存入受限账户，伊朗只能用这些钱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或雇佣中国工程公司。2024-2025年间，通过此类安排，中国企业在伊朗秘密推进了约 84亿美元 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实际上将伊朗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倾销市场”——伊朗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择优选择技术和设备的机会，被迫接受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而且，中伊双方为了规避这一金融封锁，还开始尝试在石油贸易和基础建设投资中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这种试图建立独立于美元体系的能源贸易结算机制的行为，对美元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更加让美国坐立难安的是，伊朗与中国帝国主义的合作已经延伸到军事和维稳领域。2026年初的报告显示，中国正向伊朗转运用于导弹固体燃料的关键前体（如高氯酸钠），并提供无人机技术和卫星监控数据，以提升伊朗导弹的打击精度。在镇压伊朗人民反对神权政府的斗争时，中国提供的监控技术为伊朗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种种现象表明了，伊朗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垄断资本的经济附庸和中修在中东地区势力扩张的重要据点。
从这些背景因素就不难看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针对中修势力扩张的一次重大反击，意在向全球传达其霸权意志。美国特朗普政府很清楚：如果继续容忍伊朗在政治、经济上倒向中国，中国资本就可以进一步将伊朗整合进其全球供应链，并通过“债务陷阱”等手段使伊朗的经济政策长期向北京的利益倾斜。这样，中国就可以直接挑战美国在能源上的定价权和“美元环流”，甚至会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美国正是要趁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手段能与之抗衡前，通过军事示威、政治颠覆等手段把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去，以巩固自身霸权。
正是在这种考量下，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2026年2月28日，美国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导弹无情地轰炸了伊朗的多处军事设施、港口和机场，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神权政府高官被炸身亡。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是正在衰落的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新兴中修帝国主义手中夺回资源型殖民地，而发动的一次法西斯式殖民侵略战争。从美军控制哈尔克岛在内的伊朗石油经济命脉就能看出，这次军事行动的真实目的在于掠夺伊朗的石油资源，武力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帝发起的这次军事行动，其本质是为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铺垫；也是为了在印太地区与中修对决，扼住中国进口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咽喉，阻止其渗透经济型殖民地，维护自身在伊利益。这次军事行动与不久之前美帝对委内瑞拉的袭击并无不同，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美帝的反动本质。
五、尾声
伊朗人民苦难的根源，正是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争霸、神权买办倒行逆施共同造成的。如前文所说，伊朗如果向任何一方帝国主义阵营彻底妥协，像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那样专门卖油，只会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被帝国主义转嫁危机。**伊朗人民如果要获得解放，决不能在依附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势力，或是服从神权政府统治两者之间做抉择；更不能对资产阶级中的同路人作无原则的妥协——全世界的革命历史反复证明了，反帝不反封建，不反买办及其背后的剥削制度，不通过阶级斗争的纲领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只能重演革命成果被篡夺、被反革命利用的历史悲剧。**为了实现反帝的目标，不与本国的反动阶级作斗争是不行的。伊朗本国的反动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试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反动政府所作的斗争，能实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吗？能实现真正的共御外侮的民族团结吗？唯一的道路，就是和各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与神权政府的民族主义动员做坚决斗争，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神权政府的反动统治，同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与经济封锁，建立起真正独立自主的工农业产业体系。
**这次美伊战争对世界石油贸易的影响十分之大，多个国家的石油供应开始缩紧，油价再度飙升，这对一些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影响尤为明显，中国也在其列。这必将激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正在逼近。但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与侵略罪行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积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只有在阶级斗争的阵地上，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指引下，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在伊朗就体现为对神权政府反动势力的削弱，也意味着反对神权政府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必须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做的就是和包括伊朗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站在一起，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把这个进程向前推进。 (作者注:本文的思路和表述有很大一部分受了«继续革命»第八期第一篇，织工同志的文章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