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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那一杆鲜艳的革命红旗，在黑暗的反革命风暴中暂时坠落了。然而，革命的红色并没有立刻消失，它只是褪进了档案、口号与纪念日，留在墙上，留在纸上，留在象征着党和人民共和国光荣历史的纪念馆里供人观赏，却渐渐从现实里退了出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尸体之上，又有一批新的举旗者出现了。他们把这杆红旗重新竖了起来——不是从血火中重新夺回，而是从废墟与尸骸之上捡起。他们空有红色的外壳，却抽空了红色的内容；他们沿用革命的名称，竟改写了革命的意义。红旗的口号被悄悄替换，红旗的党徽被细细修饰，红旗的名字被完整保留下来，像一张尚未撕毁的证明书，被他们反复出示。
他们自称仍是继承者，自称仍在“社会主义”，自称仍代表“人民”。他们在纪念日里摆出庄严的队形，在大会堂中重复熟悉的语句，在课本与媒体中继续使用红色的词汇，仿佛历史从未断裂，仿佛革命仍在继续。中国共产党，这个曾经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工具而诞生、在革命血火中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也在他们手中被系统地改造、阉割与玷污。它不再是无-产阶级反抗的武器，而被锻造成一部精密压迫机器，曾经用于保护无-产阶级的工具，转而成为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维持新剥削秩序的有力手段。
于是，中国人民“受二茬罪、两遍苦”的时代到来了。
在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私人垄断资本彼此勾肩搭背、共同起舞的年月里，“发展”“腾飞”“繁荣”被反复书写在报纸的头版与城市的霓虹之上。而在这些光亮的背面，是一条条被压榨的生命，是一双双在夜班后失去光泽的眼睛，是一具具被债务、工时与羞辱慢慢推向边缘的身体。失业不再只是统计学名词：走廊里踱步的脚步声，出租屋里发霉的被褥，父亲在孩子面前突然沉默的脸。跳楼也不只是“个案”，一次次从高处坠下的控诉，和城市用水泥和玻璃写下的判决书，将一个个被中修压垮的人民加以冰冷地审判。自杀更不只是“心理问题”，那是他们在被堵死的生活里，无可奈何地向黑暗发出的最后一声回音。
工厂里，机器依旧轰鸣，像一群永不疲倦的铁肺；而机器旁的人，已经是可以随时更换的零件。合同、绩效、外包、派遣，这些新词汇像一层层油漆，覆盖在旧剥削的骨架上，使它显得“现代”“理性”“合规”。资本与权力在上方结盟，彼此输血；而在下方，工人的血，却一滴一滴地流进利润表里。在这样的现实中，消极的反抗和积极的斗争彼此交替：有人在沉默中熬坏身体，有人在楼顶上留下身影，有人在论坛里低声咒骂，有人在车间里突然停下机器，有人在讨薪队伍中第一次学会喊出口号。它们杂乱、断裂、不整齐，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这个社会正在制造仇恨，却假装没有任何问题。
也正是在这里，中国大陆的阶级对立，第一次如此具体、如此日常、如此无法被遮掩。它不再只是书里的概念，已经是写在工资条上的数字，刻在加班表里的红圈，浮在宿舍走廊的霉斑上，挂在天桥护栏外的鞋尖下。资本家、政府与工人，不再隔着模糊的“全民”“社会”“发展”，是隔着一堵堵工厂围墙、一张张合同条款、一次次监控镜头与安保呵斥。
中国工人阶级，也正是在这一切被碾碎、被驱赶、被剥夺的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被抛入历史，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被压进生产机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被编入资本的剥削网络。正是在这血、汗、泪、沉默与断裂之中，一个新的历史事实正在形成：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重新集聚起来，他们也已经重新在阶级压迫中锻炼出了坚强的臂膀和钢铁的双手，扛起了革命的担子，这已经是最无法令人回避的存在。他们已经不再只是被资本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必将重新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核心与未来的领导阶级。
二、社会法西斯式新帝国主义的诞生
上一章已经阐明，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仍然作为孕育新生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土壤而存在。而这种新生资产阶级，在其诞生之初，往往并不是以“私人大资本家”的面目出现，而是披着共产党党员的外衣，依附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之内。他们正是利用国家政权与经济基础紧密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把持生产领导权，并能够运用政治权力去改变生产部门的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政治手段本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用以领导经济、使生产服从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形式。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克服部门分散性和价值规律的自发性，建立统一的国家计划，使经济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
但同样的政治形式，一旦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握，就会转化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当走资派篡夺了地方或中央的领导权，他们便能够反过来运用国家机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阶级性质，瓦解计划经济体系，有步骤地扩大价值规律的活动范围，使经济重新服从于资本增殖。怀仁堂政变之后，尽管华国锋集团与邓小平集团之间存在派系分歧，但在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方法。
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与经济生产的紧密结合，在这一时期被走资派充分加以利用。华国锋与邓小平先后发动的所谓“揭批查”“清理三类人”[1]，不仅在政治上消灭了大批革命干部，也在经济上摧毁了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国家计划在形式上仍被保留，但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挂钩”“物质刺激”等措施的推行，计划已经被掏空，其实质内容不断让位于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他们通过政治上的集中打击和系统镇压，对不服从其反动路线的革命党委和基层领导实行撤职、清党、开除、关押等一整套行政与暴力手段，迅速夺取了工业、交通、科研等关键部门的领导权，原本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计划体系遭到根本破坏。
当走资派通过法西斯式的国家暴力手段全面夺取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以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此时开始已经蜕化为由一群群私有者所垄断的私人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结成的相互关系，也已不再是劳动群众的团结协作关系，而是赤裸裸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已经实际上又重新沦为了劳动力商品，被迫与由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所生产和使用的生产资料分开。此时，生产还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与工作大机器也仍然是由全体无产阶级所使用；商品的生产仍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一样，由不同工业领域的工人共同生产，商品也仍是社会化的产物。然而，生产资料管理权与工业部门领导权从工人阶级手里的丧失，生产与商品的社会化，并不能够证明这个商品是由社会所占有而具有直接社会性，恰恰相反，商品不仅直接表明其为某个工厂所占有，更因为随着修正主义厂长负责制和“一长制”的推行，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复活了，商品首先被贴上了厂长个人的私人标签，而厂长也不过只是整个走资派集团派遣过来具体管理工厂的代理人，因而，商品又被这种所有制划入到了归走资派集体占有。至于工人阶级，也因为这种所有制，从此与自己所生产商品划清了界限，物再次统治了人。这完全表明商品生产的目的已经不再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使用价值需要，而是满足这个所有制所产生的这个剥削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狭隘需要。国家的生产目的，开始从“限制价值规律、改造商品关系”全面转变为“运用价值规律、服务资本积累”。走资派不再是破坏计划的“外部力量”，而是以国家名义，直接把社会主义企业改造成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使资产阶级法权从被限制的因素转化为经济活动中的根本原则。
于是，从社会主义这种国家机关与经济部门高度结合的社会化经济中所实现的资本主义复辟，从一开始就不是分散的小私有制复辟，而是国家机器和全部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统一垄断于一个新生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当整个工业体系中的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被这个垄断资产阶级统一运用起来从事剩余价值生产时，资本运动也就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复活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进程，重新把工人阶级——也即活劳动——贬降为资本增殖的附庸，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原材料、机器、厂房等一切凝结的过去劳动，也恢复了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职能，转化为不变资本。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本身，竟然直接蜕变为支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总工具，这个阶级已经能够运用国家的力量，依照他们从资本运动规律中得到地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在这个阶级中的各个集团的竞争中确定势力范围，又是镇压无产阶级和革命力量保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唯一手段。
国家计划不再是限制资本主义复辟、客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的工具，已经被改造为新生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家层面服务资本扩张的最高形式；国家预算则转化为集中和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重要形式，起着筹集并维持对内镇压无产阶级、对外侵略扩张的常备军、警察体系和战争机器的职能；国家权力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公开或隐蔽地代表着垄断资本的整体利益。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由此不再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中心，而是以扩大剩余价值总量、提高资本积累规模和增殖速度为轴心重新组织起来；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围绕这一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改造，其根本职能转化为镇压无-产阶级、麻痹和欺骗劳动群众，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复辟，是在原有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完成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态。新生资产阶级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是直接继承并攫取了社会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完整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与技术体系，并将其转化为了垄断的产业资本；又盗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和财富积累充当独裁者的自己家财产，视作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追加投资的垄断的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又很自然地与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溶和为统一的垄断的金融资本。最终，把整个国家转化为他们的“总资本家”。资本不再主要表现为单个企业的私人力量，而是表现为与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国家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从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而且这种垄断还是通过国家机器和官僚行政手段实现的。因此，它是从国家机器和官僚行政对资本增殖的支配中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并且从一开始就区别于欧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私人垄断资本家，鲜明地表现出官僚垄断的性质。这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由此产生的，便不是普通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以国家为组织形式、以垄断为经济基础、以对内剥削工人阶级、对外参与帝国主义竞争为必然趋向的社会帝国主义。资本运动的复活，不仅意味着阶级关系的根本颠倒，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目的发生了根本颠倒。原本以限制价值规律、铲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最终消灭剥削和阶级、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方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被重新纳入以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为轴心的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中。
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国家也丧失了抵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反而被资本运动赋予了以国家名义参与国际帝国主义竞争的新职能。整个社会重新被拖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服从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分工体系、竞争与掠夺的市场规则。剩余价值规律要求资本家无限扩大资本的贪欲，这就决定了资本运动就不能够被限制到本国，商品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国外市场的消化，而且必然伴随国内资本过剩，越来越要以对外贸易、资本输出、资源争夺和势力范围扩展为必要条件。正因为这种社会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对外指向性。对外经济关系就不可能是单纯的交换关系，必然成为资本积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吸收超额剩余价值和延缓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途径。由此，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不再是偶然政策选择，完全是由社会帝国主义经济目的本身所规定的必然结果。
但是，由于经过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的革命群众，也已经从反抗党内资产阶级与走资派的阶级斗争中，掌握了辨别资本主义路线的基本常识，迫使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僚垄断集团，还不能够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不能够直接宣布生产资料由全民所有制转为官僚垄断所有制，即使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为了实现资本运动的进一步扩张，那就不得不暴露这个阶级的真实意图。时任国家主席的修正主义者华国锋在1977年的第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政府报告，从表面上看还仍然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批判“四人帮”与洗白邓小平做出了许多的废话以外，仍然在经济战线和其他战线，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时的政策，全文把自己塑造成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让人挑不到毛病。可是，既然伴随“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在全国各级党委和群众组织中广泛开展，全国的政治局势逐渐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华国锋政府也逐渐在1978年抛弃了谨慎的撒谎态度，开始说了一些真实意图。
国家主席华国锋在1978年的第五届人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么一段话：
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我国亿万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学技术方面来一个大的跃进。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献计献策，大显身手，把城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发展状况，制定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的计划和措施，努力学习国内和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决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要加强技术交流，反对互相封锁的资产阶级恶劣作风。对于在采用新技术、发展新工艺和新产品方面作出显著成效的单位，对于有创造发明的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扬和适当的奖励。”[2]
华国锋政府在这段讲话中，最终还是图穷匕见，把我国人民群众对先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创造，纳入到了“表扬和奖励”的物质刺激的道路，也使得科学技术活动脱离群众路线和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要求，越来越服从于资本主义“成果、效率和回报”的奖励原则。这不仅在方法上背离了依靠群众、自主创造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经济实质上，把科学技术逐步纳入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之中。果然，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改革始于1977 年，并伴随一系列变动工资形式的尝试，包括扩大奖金、激励工资等措施，旨在提高工人积极性与生产效率。[3]这样，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最终突破了文革时期固定的八级工资制的束缚，进一步将工人在生产中所提供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作为收入差别的明确界限，从而扩大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工资、奖金和津贴被明确与劳动贡献挂钩，成为激励工人从事“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手段，使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觉悟逐渐沦为资本主义等价交换。与此同时，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关系在工厂中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劳动协作与团结关系。为争取工人和农民对改革的支持，官僚垄断集团还通过物质刺激措施直接提高收入水平。1978年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节假日加班的工人按双倍工资标准支付；同年5月，又发通知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制度，使全国约占职工总数60%的劳动者（超过3000万人）直接受益。与此相配套，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自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粮食收购价20%，对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减免地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提高了工人和农民收入，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或减弱了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但由于商品供给量没有同步增加、货币投放却扩大，最终导致1980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4]
工人在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击与拉拢下，被迫放弃了经济部门和工厂企业的管理权与领导权，短暂却大规模的物质刺激，仅仅通过纸币发行量的增长，便促成了工人阶级从工厂主人向雇佣奴隶的转变。在物质刺激与分配差别扩大的条件下，工人在丧失了生产资料以后，只剩下了对个人的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工人和工厂的关系也已经成为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而，这种领导权的丧失，伴随着重新沦为雇佣奴隶时短暂的工资提高，构成了中国老一辈工人阶级在中修欺骗下丧失政治权利的开端。资本家作为吸血鬼，是永远不可能妄图从他们的手中获得他们赠送的礼物，除非“礼物”是为了能够更加彻底地吮吸工人阶级的鲜血。果然，仅仅只是过了一年左右，激烈的通货膨胀又使得工人短暂提高的收入立马打回了原形，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工人又不得不更加“勤奋”地劳动才能够赚取更多工资，才能维持膨胀前对生活资料的需要。
1980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拉拢工人和农民，造成了货币量超过了商品量而引起了人民币贬值。尽管刚实现复辟时，国民经济总值增长率相较于文革时期出现了下滑，总的来说国民经济水平仍是处于上升阶段的。短期的物质刺激确实会造成货币量超过商品供应量，然而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仍会造成商品供应量的快速提高。可见，即使1978年前后，货币供应量的提高也不是1980年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源。然而，1980年，在中国物价水平疯狂上涨的同时，国民经济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华国锋的政府报告吧。
采取先进科学技术，首先就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这些科学技术究竟从何而来？是主要立足于我国人民群众的自力更生和独立创造，还是主要通过向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和引进而来？在这一问题上，华国锋政府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立场，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学习抽象地等同起来，把向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先进技术，提高到同我国人民群众自力更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造相并列的地位。这种等同，实际上已经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治原则的轻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本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在技术上依附帝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独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原则，而在这里却被改造为一种纯技术问题、一种不偏不倚的“学习方式”，从而为系统性引进帝国主义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政治路线提出了理论支撑。这也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实用主义在技术路线上最直接的体现。华国锋在政府报告中尚且“谨言慎行”，但邓小平这位第一任帝国独裁者，在重新上台以后，便放开了手脚，大肆挥霍起了社会主义积累，向欧美帝国主义彻底投降了。
1977年，邓小平在掌握中央最高权力后主导政治局批准了计委提出的八年引进65亿美元设备和项目的计划，1978年，第五届人大会议上通过了邓小平提出的《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主要去的有日本，南斯拉夫，港澳，法德瑞等，先后去了50多个国家。回来后都写了报告，建议充分利用大胆引进外资。此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值战后最严重的一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本过剩急需找出路。有考察人员建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5]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十年引进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这时，邓小平已经成为了军方官僚垄断集团的核心，鼓吹“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没有人敢对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邓小平。在一年间将引进规模从65亿美元“跃进”到了500亿美元，再到800亿美元。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邓小平又突击签约，引进了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邓小平亲自拍板，签署了大庆、齐鲁、上海、江苏等四套30万吨乙烯项目，以及宝钢等大型重工建设项目。他不仅批准了全套引进的钢铁成套设备，还决定将钢铁项目落户上海宝山，并亲自推动石化、汽车等重工项目在上海集中落地。上海远离能源与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运输已不堪重负。邓小平在短短几个月内挥霍了78亿美元外汇，其规模甚至超过了1950—1977年全国引进项目外汇支出的总和。对于当时年收入仅874亿元人民币、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的国家财政而言，这一大手笔支出已使其面临破产危险。更为严重的是，这78亿美元仅是支出总额的冰山一角——最大部分开销是陈云早已警告的，为引进项目配套所需的国内资金，这部分配套支出总额将远超78亿美元。
然而，邓小平却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换取现代化”，却未曾考虑还贷压力，也未理解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在短期内无法翻番的经济规律。随着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和关键物资供应立即陷入紧张甚至危机，整个国家经济体系被迫为少数大型重工项目的盲目推进背负沉重代价。“洋跃进”引进的众多项目，多数未经过经济专家论证，也不是针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完全是由中修官僚垄断寡头独裁决定，不仅破坏了合理的产业布局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而且引进的外国项目许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外淘汰技术设备。由于配套设施不足、能源限制和经济调整需要，长期处于闲置状态，造成惊人的财政浪费。例如，三十万吨乙烯项目中，一套成套设备长期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每年仍需耗费数百万元进行维护。
有学者对此评论称：
“洋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长久和巨大的遗害，持续直到二十一世纪。因为“洋跃进”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国家财政无钱足额应付军队、医疗、教育等开支，邓小平再作出几项灾难性的决定：其一是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开启了军队开始全面腐败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解放军中，贪污腐败规模惊人，“大老虎”动辄贪腐百亿计。军队全面腐败带给国民的损失相当于另一次的大跃进或“洋跃进”损失；其二是医疗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医院自己去赚钱，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其三是教育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学校自己去赚钱，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教育体系。
“洋跃进”这场邓小平独裁式的胡闹，也是在国家财政已经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草草收场。邓小平最后不仅将“洋跃进”的政治责任推给了华国锋，而且把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转嫁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1978—1979年的投资高潮之后，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中国迅速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与此同时，以国有企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主要代表的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持续性下降：从1978年的22%下降到1979年的4.58%，1980年为6.65%，到1981年则出现负增长，为-10.51%。[6]
邓小平的投资狂热造成了19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7]，国家已经无力继续向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投入资本，严重挤压了工农业、军队、教育、商业等部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更直接导致原有重工业部门的资本投入出现断崖式下跌。投资比例的严重失调，进一步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国家计划事实上沦为空文，已经不可能再对国民经济起到任何现实的指导作用。当国家计划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对原料供给和市场分配的需要时，价值规律便必然重新制造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竞争关系，以这种方式为商品寻找出路。重工业的过热投资，与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严重不足并存，使得重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商品难以在轻工业和农业中找到现实市场；而轻工业和农业在积累基金尚未增长的条件下，又无力吸收和消化这些生产资料商品，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根本破坏。重工业所生产的大量生产资料商品，无法在第二部类的轻工业和农业中实现为新的生产资本。这就导致重工业部门在盲目脱离轻工业和农业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生产和投资过剩，大量投入的资金不能得到回收；而轻工业和农业由于积累基金被长期压缩，又不具备扩大生产和吸收生产资料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资本在第一部类内部被大量堆积，却无法顺利转化为新的社会再生产条件。
可见，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洋跃进”引进了外国的落后项目，而是典型的商品实现危机：商品不能实现为货币，货币不能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都被堵塞在商品形态之中，投入的资本因商品积压、残次和停滞而无法回流。在这一场经济危机里，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水平和扩张速度，脱离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消费的相对缩小之后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第一部类的商品生产中，除了一部分重工企业因缺乏外国配套设施和原料供应（这种缺乏恰恰是由于轻工业和农业投资被挤压，无法满足第一部类对原料的需求所致）而刚落地即陷入停滞外，还有更多的重工业部门是在本国原有产业基础上的实现地扩张。短期的投资在短时间内刺激了这些重工业部门可以不顾它的消费市场而盲目扩大生产，结果却是盲目生产的大量生产资料商品却找不到市场，轻工业和农业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足以消化掉这些商品。在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商品的倾销场所，也不能够通过外国市场实现起商品价值。最终，从外国引进来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陷入了生产停滞，另外一部分企业却因为盲目生产扩大，商品找不到销路。因此，重工业生产脱离轻工业和农业中有支付消费能力，最终表现为由投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第二部类消费不足的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过剩。
问题还没有结束，中修大规模投资的几百亿美元，因商品过剩出现的经济危机，难以实现其商品价值，蕴藏在商品中还包括维持这些工业部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工厂已经没钱给工人发工资，也无法回笼资金购买原材料和维持设备的运行，工厂面临倒闭。并且，投资资金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和国家银行贷款这两种形式提前垫付的，生产亏损和商品过剩也直接导致国家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同时爆发。在 1978—1981 “洋跃进”及其紧随而来的调整阶段，中国对外债务从1976年的几乎微乎其微的水平，一举增长到1981年的57亿美元的规模[8]，并不断向上飙升。这也促使中修80年代以来的对外贸易活动，发生了从购买帝国主义技术设备向吸引帝国主义来华投资的转变。
总之，“洋跃进”所造成的中国第一次经济危机，正是一场以重工业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这并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条件下自发形成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在中修官僚垄断寡头脱离国民经济客观比例关系、以行政命令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盲目扩大重工业投资的条件下造成的结果：一方面，重工业生产严重过剩，而轻工业和农业的积累基金被极度挤压，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当时企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加剧了重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经济危机又同时引爆了财政和金融危机的同时爆发，国家债务水平直线飙升，地方财政和重工企业也面临破产和债务风险，国家已经严重缺乏资金重整经济。这就导致轻工业和农业面临投资长期不足，并且后续投资持续匮乏，在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又进一步导致生活资料供应严重紧张。农业和轻工业出现的产严重不足的现象出现，急需国家的支持。中修在八十年代，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制造重工业企业和工程大规模倒闭下马，或向轻工业转行，下马与转行的重工企业也包括文革时期落地的军工企业、半导体产业、光刻机研究……
后来，中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场“洋跃进”造成了当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引起得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76—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发起了对工业化的新一轮强攻。这次‘洋跃进’不仅导致产业结构的第二次超前转换，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各产业间、轻重工业间、重工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和比例关系失调，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尖锐对立，社会经济关系全面紧张。”[9]最后，“农业、轻工业的长期落后和发展缓慢，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消费品极为匮乏，当时有70多种商品凭证供应。”[10]
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弥补19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与偿还债务，中修政府把剥削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在危机中已经陷入生活资料匮乏的劳动群众。通货膨胀这种欧美帝国主义屡试不爽的掠夺手段，也第一次被中修系统地用来对付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1978—1979年为了拉拢群众支持改革而暂时让出的利益，连本带利地重新夺了回去。除通货膨胀之外，中修法西斯主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中普遍采取超生抄家、顶格罚款等手段，赤裸裸地掠夺农民的生活资料和私人财产，填补财政亏空。
在财政赤字几近破产、生产投资严重过剩的经济危机条件下，中修不得不于1979年走上了对外侵略掠夺的战争道路。
“揭批查”和“清理三类人”：是针对文革的一次反攻倒算凡是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无一不在“清查"中遭到处分、打击、处理，是文革以后由反动派挑起的又一场针对革命造反派的反攻倒算，是一场法西斯野蛮清党和镇压群众的运动。以河南省为例，据一丁同志撰写的《文革后河南的揭批查”运动》一文记载，从1977年到1983年历时7年的清查”中，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之后又突击判刑2400人。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例如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出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清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等罪名而判刑十三年。河南原省委、省革委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离休4人，降职安排2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批判处分97人，占82%。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另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寥寥无几。其他省份的革命派或者一般群众也同样在“揭批查”运动中也广泛受到了清理和打击扩大化，是真正的浩劫。 ↩︎
华国锋：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 ↩︎
《中国季刊》第109卷：剑桥大学出版社，《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工资改革与工厂利益网络 ）》。 ↩︎
转引自乌有之乡：佐伊23，《经济史读书笔记（1）1977-1978的情况》。 ↩︎
同上。 ↩︎
国家统计局：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公报。 ↩︎
中国财经大学：白景明，《中国的财政赤字的演变过程》。 ↩︎
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China - External debt stocks。 ↩︎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二》。 ↩︎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