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日凌晨的爆炸声，打破了加勒比海南岸的宁静，也将这个早已饱受经济封锁和政治动荡之苦的国家，彻底推向了战争的深渊。当美国的支奴干直升机出现在加拉加斯上空，当导弹无情地砸向委内瑞拉的港口、机场和军事设施时，美帝国主义的的遮羞布被他们自己彻底撕下。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是衰落中的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帝国主义——中修手中重新夺回这块经济殖民地，而发动的一场法西斯式的掠夺战争。

一、委内瑞拉命运的悲剧

在这个位于南美洲北端的国家，马拉开波湖盆地之下蕴藏的庞大石油资源，直接决定了委内瑞拉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对于始终将西半球视为自家后院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来说，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能够稳定供应廉价工业原料的附属地，因而绝不允许这里存在一个能够独立支配自身资源的主权国家。

自20世纪初开始，以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托拉斯资本凭借技术与资金优势强势介入，委内瑞拉原有的、以咖啡和可可种植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随之解体。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于建设油井和输油管网，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此被纳入服务于美国工业体系的版图之中。为了维持这种单一且依附性极强的经济结构，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长期在加拉加斯寻找并扶持代理人。这些买办统治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压制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通过向美国公司大肆出让开采特许权、维持极低的资源税率以及压低本国劳工成本，保证了原本属于委内瑞拉人民的资源财富，能够顺畅地转化为美帝在全球攫取超额利润的资本。

在这种依附关系下，一旦委内瑞拉的政权试图在石油定价权，资源国有化，或是财富分配上展现出独立的需求，或是试图利用这笔财富改善本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来自北方的政治干预便随之而来。1948年11月，民选总统罗慕洛·加耶戈斯试图推行著名的“五五分成”石油税收改革法案，要求外国石油公司必须将利润的一半上缴给委内瑞拉国家财政，这一法案直接触动了标准石油公司等垄断巨头的重要利益。随即，在美国驻加拉加斯军事顾问团的策动与支持下，委内瑞拉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加耶戈斯政府，中断了委内瑞拉短暂的民主进程，并迅速废除了相关的税收改革条款，恢复了对美国垄断资本的倾斜政策。

进入21世纪，查韦斯政府颁布新的《碳氢化合物法》，并着手改组长期作为国中之国（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另一个国家）存在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董事会，试图从跨国资本代理人手中收回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实际控制权，美国情报机构随即迅速介入。2002年4月11日，在美国大使馆的知情与协调下，委内瑞拉右翼势力与部分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扣押了查韦斯总统，并建立了由商会主席卡莫纳领导的临时政权，华盛顿方面在第一时间便公开宣布承认这一非宪法政府的合法性。

在通过直接的军事政变手段更迭政权受阻后，华盛顿便转向了更为残酷的金融与经济殖民。2017年8月，白宫签署行政令，严厉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发行的新债务与股权交易，彻底切断了其国际融资渠道。2019年1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全面制裁，实质上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实施了禁运。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动用长臂管辖权，冻结了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并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美国极具战略价值的子公司雪铁戈（CITGO）的控制权，非法移交给其扶持的反对派代理人。在大西洋彼岸，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政治施压下，至今拒绝归还委内瑞拉存放在该行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

美国的这种政治干预，有时体现为通过外交上的孤立和经济制裁制造内部的社会动荡，有时则直接演变为，由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政变。因此，这片土地上看似频繁的政权更迭与剧烈的经济波动，本质上是委内瑞拉争取国家独立自主与美帝国主义维护这种殖民依附关系之间斗争的直接反映。

自19世纪初，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扩张阶段的美国，为了排挤英国、西班牙等欧洲老牌列强在西半球的既得利益，由总统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正式提出了门罗主义。这一外交宣示在表面上打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号，宣称美洲国家的事务应当由美洲人自己解决，声称要保护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免受欧洲殖民主义的再次干涉。然而，观察其后一百年的历史演变，特别是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推行的“大棒政策”以及对门罗主义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统治集团驱逐欧洲势力，其根本动机同让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与解放毫无关联。其真实意图在于通过排他性的地缘政治手段，消除资本竞争对手，确立美国自身对整个西半球的绝对统治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这一政策，单方面地将南美大陆划定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禁止其他任何列强国家染指，从而确保美国的垄断资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不受阻碍地进行扩张，将这里的矿山、土地和劳动力，完全转化为只服务于美国金融寡头利益的私有财产。

对于委内瑞拉而言，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发生于20世纪初。1914年，加勒比石油公司在马拉开波湖东岸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祖玛克一号井；随后的1922年，巴罗索二号井发生的井喷更是震惊了世界石油界，其日产量高达十万桶。闻着超额利润而来的美国垄断资本迅速涌入这片土地。以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后来的埃克森美孚，当时在委内瑞拉通过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运作）、海湾石油公司以及后来的雪佛龙为代表的美国托拉斯巨头，利用自身在资本积累和勘探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迅速确立了垄断地位。他们通过贿赂当时统治委内瑞拉的军事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并在其亲信的协助下，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利于外国资本的1922年《石油法》。根据这些不平等的商业协议，美国公司只需缴纳极低比例的特许权使用费，便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委内瑞拉大片国土长达数十年的独家开采权，并将委内瑞拉的法律主权完全置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

从此以后，委内瑞拉就不再是一个能够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了。原本种植咖啡和可可的农业生产被排挤和抛弃，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被迫完全围绕着美国工业对石油的需求来运转。美国资本家在这里钻井、架管，把开采出来的石油廉价运往美国本土，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租金给当地的买办统治集团。这实际上使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单一的、依附性的石油供应站，不仅土地下的资源归美国公司支配，就连开采多少石油、卖什么价格，也都完全由美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说了算。

在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时期内，始于1958年的菲霍角协定时期，委内瑞拉的政权虽然维持着代议制民主的形式，由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轮流执政，但从其阶级实质来看，这一体制始终带有深刻的买办性质。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其生存基础完全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施舍，根本无意发展本国独立的民族工业或农业体系。国家机器在他们的操纵下，沦为了美国垄断资本在当地的执行机关；他们运用手中的立法权与行政大权，为跨国石油巨头，确立了其超国民待遇的特许权法案及慷慨的税收豁免条款。他们存在的全部政治内涵，便在于动用一切可支配的国家暴力工具，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工人的反抗，以确保地下的石油资源能够按照美帝国主义称心的价钱与速度，源源不断地输送往北方的工业中心。

这种依附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石油开放政策中表现得尤为彻底。当时的卡尔德拉政府在吸引外资的名义下，强硬主张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立法将奥里诺科重油带等战略资源区块向外国资本全面开放。政府将跨国石油公司的所得税率从67%大幅下调至34%，甚至在某些项目中，将原本应当上缴国家的特许权使用费（即资源税）从16.67%降至仅仅1%。这种近乎白送的政策，使得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美国公司得以用极其低廉的成本攫取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在当时的管理层操纵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专门服务于外国股东利益的国中之国（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另一个国家）。

为了维护这整项向美国输送利益的买办秩序，统治集团对内实行了血腥的镇压。最为残酷的事实发生在1989年2月27日，史称“卡拉卡索”事件。当时新上任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违背竞选承诺，全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系列紧缩方案，取消燃油补贴并导致公共交通费用暴涨，加拉加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面对手无寸铁的贫民，佩雷斯政府直接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中止宪法保障，并在随后的一周内造成了数千名平民的死亡。这一血腥事实证明，菲霍角体制下的所谓“民主政府”，在面对维护美国金融资本利益和镇压本国人民生存诉求的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刽子手。

在这种高度依附的经济体系下，石油所产生的巨额超额利润，绝大部分被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美国公司通过利润汇出、转移定价等手段直接攫取，剩下的一小部分残羹冷炙，则流向了加拉加斯极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供他们维持奢侈的消费和资本外逃。而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委内瑞拉本国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因为石油开采挤占土地而被迫流亡城市的破产农民，以及在这个单一产业结构中无法获得稳定就业的广大无产阶级，却被高耸的围墙和森严的安保系统无情地排斥在国家财富的分配体系之外。

由于买办资产阶级为了配合美国垄断资本掠夺石油的战略需要，长期压制本国独立的民族工业和农业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非常的畸形。这种依附性经济直接导致了传统农村小生产者的成批破产，数百万失去土地和生计的劳动者，作为被石油资本从农业中挤压出来的过剩人口，不得不涌向加拉加斯等中心城市寻找生存空间。然而，在这个严重依附于外部市场的单一采掘业（石油）体系中，根本不存在能够吸纳如此庞大劳动力的现代工业部门。于是，这些被现存秩序抛弃的无产者，只能被迫堆积在城市边缘那些地势险峻、完全缺乏市政规划的荒山上，用铁皮和废弃木料搭建起连绵的贫民窟。

这支实际上构成了产业后备军的庞大人群，处于长期的结构性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他们甚至连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饮水、电力、卫生设施和基础医疗都无法获得保障。在这种生存资料极度匮乏的环境下，为了换取仅够糊口的口粮，他们不得不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从事着城市中最繁重、最不稳定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劳动，实质上是在为那些依然控制着城市经济命脉的少数资产阶级提供廉价的服务。同时，这种由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所人为制造的普遍贫困，必然滋生出严重的生存性犯罪和社会动荡，而这又反过来为买办统治阶级加强国家暴力机器、对底层社区实行军事化镇压和管控提供了现实的借口。

二、玻利瓦尔革命

这种建立在剥夺本国多数人以服务于外国少数人的依附性结构，在1999年查韦斯上台并推行**“玻利瓦尔革命”**后遭到了根本性的冲击。1999年2月，查韦斯宣誓就职，这标志着委内瑞拉试图从本质上扭转国家作为美国廉价原料供应地的历史地位。查韦斯政府随即着手对石油工业进行国有化深改，其核心在于夺回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实际控制权。此前，这家公司虽名义上属于国家，却长期作为一个“国中之国”独立运作，其高层管理人员与美国石油巨头利益捆绑紧实，采取种种会计手段隐瞒利润，拒绝向国家上缴红利。

2001年11月，查韦斯利用《授权法》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碳氢化合物法》。该法案明确规定，在所有新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合资项目中，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必须持有至少51%的股份，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国家的主导地位。同时，法案将外国公司原本只需缴纳极低（在某些旧协议下低至1%）的特许权使用费，强制提升至30%。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美国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它们原本在这片土地上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被彻底取消。

委内瑞拉政府将收回的这部分巨额石油收益，直接投入到了旨在改善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社会计划，即著名的使命计划（Misiones）中。其中包括2003年启动的“深入贫民窟使命”（Misión Barrio Adentro），政府引入数万名古巴医生进入长期缺医少药的贫民区建立免费医疗站，为底层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以及旨在扫除文盲的“罗宾逊使命”（Misión Robinson）和后来解决住房危机的“大住房使命”。这些政策使得数百万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无产者和贫民获得了基础的生存权利。

正是这一几乎彻底取消向北方输送超额利润，恢复委内瑞拉国家经济主权的举动，让华盛顿的决策者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在这个后院里予取予求的安稳日子结束了。为了维护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支配地位以及在拉美地区的殖民利益，美国政府开始着手介入委内瑞拉政局。2002年4月，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知情和默许下，委内瑞拉反对派和不满改革的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一度扣押了查韦斯并解散了国民议会。虽然政变在两天内因贫民窟群众的起义和忠心军队的反击而失败，但这开启了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长达二十多年的新殖民主义的反攻倒算。在2002年4月那场短命的军事政变失败后，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单纯依靠委内瑞拉国内那些缺乏群众基础的旧军官进行武装夺权，已经很难迅速推翻这个获得了底层民众广泛支持的政权。于是，华盛顿的策略开始向更加隐蔽且破坏性更强的经济战领域倾斜。

这种策略的第一个重大表现，就是从2002年1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3年2月的所谓石油业大罢工。这场持续了63天、给委内瑞拉造成约133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的行动，它与我们所熟知的由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不相同——它是一场由PDVS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内部那些与美国利益高度关联的管理层官僚、联合国内的大商会（Fedecámaras）以及旧工会官僚自上而下策动的经济停摆。这些技术官僚管理者利用他们对石油生产，储存和运输系统的技术垄断，强行关闭了炼油厂，并勒令油轮停航，甚至恶意修改了公司的相关产业数字化控制程序。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从每日300万桶骤降至几乎为零。美国宣传媒体在此时紧密配合，大肆渲染委内瑞拉正处于“崩溃边缘”，其目的就是利用这种人为制造的能源枯竭和财政危机，从内部瘫痪社会运行，迫使查韦斯政府在压力下主动交权。

然而，这种内部破坏手段未能真正地撼动委内瑞拉的政权根基，美国政府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逐步将这种局部性的破坏升级为对国家主权信用的打击。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打击进入了更为残酷的阶段。2017年8月，特朗普签署第13808号行政令，明确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国家石油公司发行的新债务和股权交易，这实际上切断了委内瑞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和债务展期的所有可能，迫使其面临严重的违约风险。

2019年以后，这种打击进一步演变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并派资本家同伙接管了该公司在美国境内最有价值的资产——雪铁戈石油公司（CITGO）。这家拥有三座大型炼油厂和数千个加油站的企业，其每年的利润本应汇回加拉加斯用于社会福利，现在却被美国单方面扣留，并划拨给其扶持的代理人。与此同时，美国还实施了严格的海上封锁，动用海军力量在加勒比海域巡逻，拦截那些向委内瑞拉运输燃油和民生保障物资的商船。根据当时的公开报道，美方多次在公海上非法扣押向委送油的外国油轮，并没收其装载的燃油进行公开拍卖。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金融，和军事的压迫手段，使得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量一度萎缩至近八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导致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消耗殆尽，国内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药品和基本食品短缺。

这些从对生产力的破坏到全球金融领域的封锁，再到实物资产侵占的行动，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旗号，但其根本目的始终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要通过彻底摧毁委内瑞拉的独立经济能力——制造不可收拾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来彻底打击那个敢于自主支配本国资源的政治体制。美国统治集团施行这些手段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要让委内瑞拉重新回到20世纪初期那种买办统治的温床上去，让这片土地下的石油储备重新成为美帝资本可以自由输入、定价的低廉原料产地。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反攻在第二次特朗普政府达到了新的顶峰。2025年8月，加勒比海域的紧张局势急剧升温，美国政府再次祭出**“打击贩毒”**这一惯用的借口，向委内瑞拉附近海域部署了一支规模空前的特遣舰队。这支舰队由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领衔，随行的包括格雷夫利号和杰森·邓纳姆号等多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水下更有战略核潜艇伴随。整支舰队搭载了超过4500名美军士兵，其中包含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队分队。

如此夸张的兵力配置和攻击力强大的武器装备，其规模远远超出了任何正常执法行动的需求，美帝这次行动完全是一场经过周密部署的战争动员。这实际上是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国际警察权”在当代的翻版**（罗斯福宣称美国有权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权，以遏制所谓的长期不法行为。这一推论从根本上扭曲了门罗主义的内涵，将其从一项防止外部干预的防御性声明转变为一项为美国自身进行军事干预提供合法性外衣的主动性侵略纲领），即美国自认为有权在西半球对任何不法行为**进行军事干预。面对这种突然的军事入侵威胁，委内瑞拉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动员超过450万玻利瓦尔民兵，并启动全国征兵程序，整个加勒比海南部因此陷入了严峻的军事对峙状态。这表明，对于那些敢于试图脱离其殖民体系的国家，美国统治集团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制裁的大棒，而是准备随时动用军事力量，通过不择手段的战争行为来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地缘霸权。

我们不难发现，委内瑞拉的悲剧，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形成且无法摆脱的单一结构依附性。这种单一的结构，指的是委内瑞拉的全部生产活动几乎都被固定在原油开采与出口这一个狭窄的轨道上，国家经济的所有组成部分，从财政收入到外汇储备，再到就业市场，都与此息息相关，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是被中心国家为自身积累的需要而刻意塑造的。这种塑造的结果往往表现为资源高度外向型的单一生产模式，它不仅压制了外围国家内部多元工业与农业体系的自主发展，更使其长期被锁定在为中心国家提供廉价原料、承担初级加工品的角色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贫困与外部控制。这种依附性经济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环节上都无法实现独立自主，其固有矛盾必然导致国内市场的脆弱与持续的外部剥削。

帝国主义的殖民形式不只是单纯的武力占领，其他形式体现在通过对全球生产和市场关系的支配，将边缘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服务于宗主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改造，这体现为在殖民地国家推行单一资源采掘业或单一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压制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的均衡发展。这种依附性结构的建立，使得边缘国家不仅在商品交换上丧失了平等地位，其国民经济的内在运行也完全被服务于为宗主国垄断资本提供廉价原料、广阔市场和资本的增值场所。一切试图摆脱这种依附的尝试和努力，都将遭遇宗主国以经济金融军事乃至政治颠覆等复合手段进行的阻挠。此种经济模式，其看似繁荣的资源产出，不过是宗主国财富积累的过程，而这种经济价值产生的过程和服务对象，同多数劳动人民的福祉日益疏远。

委内瑞拉的经济事实正是这样的悲剧。

自20世纪初马拉开波湖第一口油井被发现以来，巨大的石油财富已经迅速吸走了全国绝大部分的生产要素和社会注意力。传统的、以咖啡和可可为主要产品的农业经济迅速衰败，大片适合耕种的土地被抛弃，或是直接被油田和基础设施所侵占。由此，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乡村，涌入城市边缘，沦为在石油经济外围挣扎的赤贫阶级，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种由单一资源出口带来的外汇涌入，同时又导致国内其他产业衰落的现象，正是那种被称为“荷兰病”的表现。在委内瑞拉，这种病症演变成了更加极端的石油依附，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九成以上直接依赖于原油出口，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也来源于此，甚至国民所需的基本生活物资，从食品到药品，几乎都严重依赖进口。这种经济命脉仅系于原油出口一根缆绳，使其在国际风云变幻面前脆弱不堪。

这种单一结构依附型经济导致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生存空间几乎被外部势力直接扼住的结果。这代表了谁掌握了国际原油市场，谁就控制了全球金融结算体系（尤其是美元结算体系），谁就实际掌握了委内瑞拉国家的民主权。这个国家在石油产量、定价上失去了发言权，在国际贸易中就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在面对突发危机时，连获得基础生活物资都成了外部势力任意要挟的筹码，其国家权力看似掌握在本国政府手中，实际已被完全掏空。

三、埃塞奎博危机

即使是马杜罗政府这样带有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政权，在面对其国内因美帝制裁所导致的民生困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时，也会寻求通过其他方式来转移内部矛盾。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2023年委内瑞拉与邻国圭亚那之间关于埃塞奎博地区的争议。

埃塞奎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而这里一直被两国认为是自己的领土。马杜罗政府在这片地区重新提出了主权要求，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民族主义动员手段，来强调这一地区归属委内瑞拉的历史的正当性。例如，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和公共宣传渠道，大量地发布“证明”埃塞奎博为委内瑞拉失地的历史地图和相关文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名为**“太阳升起于埃塞奎博”的爱国主义宣传运动。2023年12月3日，政府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咨询性公投，公投的议题包括是否支持成立“圭亚那埃塞奎博州”并向当地居民授予委内瑞拉国籍等内容。尽管这次公投的投票率和法律效力备受争议，但其政治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煽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将人民对贫困和管理不善的不满，转嫁到与外部邻国间的“领土争端”**之上。这种以民族矛盾替代阶级矛盾的策略，虽然能够暂时转移部分注意力，却无法根本解决国家经济结构性危机，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借机加强了对圭亚那的军事合作与经济渗透，使得这场地区争端迅速成为美帝国主义干预南美事务的又一个借口和战略工具。

马杜罗政府当时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背景下，利用埃塞奎博问题进行民族主义的动员，美帝国主义则迅速捕捉到了这个机会。美国借此全面加强了对圭亚那的军事合作与经济渗透，使得这场地区争端成为其干预南美事务的又一个借口。

在军事方面，美国向圭亚那提供了实质性的军事支持与培训。自2020年起，美国南方司令部（SOUTHCOM）便与圭亚那国防军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2023年又实行了“区域安全盾牌”联合军演，名义上旨在打击贩毒和走私，实际上是在提升圭亚那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加强其对抗委内瑞拉潜在军事威胁的姿态。美国国防部更是于2023年底派遣高级代表团访问圭亚那，公开表达对圭亚那“捍卫主权”的坚定支持，并在军事训练和少量军事装备上提供了协助。这使得圭亚那在面对委内瑞拉的政治压力时，由于其获得了美帝的实质性帮助（军事支持）而感到些许从容。

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垄断资本侵占了圭亚那在埃塞奎博地区的石油资源。2015年，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埃塞奎博沿海发现了利兹纳-1号（Liza-1）油气田，随后又陆续宣布了多个世界级的石油区块发现。这些美国石油巨头随即与圭亚那政府签订了高度向外国资本倾斜的开采协议，如在利润分配上，圭亚那政府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份额。通过保障本国能源公司在争议地区获得巨额利益，美国此举不仅意在巩固自身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进一步深化圭亚那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将圭亚那更牢固地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通过这些军事与经济行动，美国成功在实际上介入了南美地缘政治，打击反美政权，并排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美国政府表面上宣称是在“保护”一个弱小国家的领土主权，实际上的行动，是在这个重要的能源富集区域重新巩固其在新世纪的殖民霸权。而马杜罗政府在这场围绕埃塞奎博地区的斗争中，也未能真正跳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虽然其在公开宣传中声称是为了国家主权，是为了收回民族财富，但其行为的一个关键目的，也包含着在国内外经济危机日益恶化的背景下，通过夸张的民族主义动员，来转移国内民众对实际贫困和自身统治不力视线的统治需要。这种以民族矛盾替代阶级矛盾的策略，即便被一个抵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政府所采用，其本质也仍然受制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驱动。

正是在马杜罗的统治下，正是在美帝国主义残酷的经济制裁，军事威胁，和内部经济结构的畸形和转移矛盾的举动的条件下，委内瑞拉人民陷入了难以想象的非常的生存困境。在长期的断水、断电、燃油短缺的常态下，原本依靠国家补贴勉强维持的公共服务体系几乎瓦解。医院里缺乏最基本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疫苗无法进口，导致儿童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急剧上升。学校因贫困而被迫关闭，教师大量流失，教育系统名存实亡，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迫辍学，过早地卷入生存性劳动。志愿者布拉沃就曾指出，封锁前为性劳动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早已枯竭，卫生中心停止发放避孕套和健康检查，导致当地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刺杀和强奸）的发生率显著增加。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在经历着饥饿、疾病与死亡的，残酷而又直接的威胁。布拉沃也向外界说到，他知道许多委内瑞拉人在疫情下以低至2美元的价格为哥伦比亚库库塔南部的客户提供服务，以乞求生存。更有甚者，志愿者亚娜·洛佩兹沉重地道出，她在库库塔边境地区看到的许多家庭，在绝望之中，甚至为了1美元，将年仅11、2岁的女儿卖去从事性劳动，以换取一家人的果腹。这种饥饿与贫困导致的极端形式的剥削与侮辱，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封锁掠夺所直接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更是所谓民主与人权的非常彻底的破产。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机器本身的压迫也并未减轻，执法部门反而专注于实施对底层人民的封锁和隔离措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生存惨状。这种饥饿导致的，极端非常的剥削与侮辱，就是帝国主义压迫环境下所直接造成的底层人民的灾难。委内瑞拉的一切，都只证明了一点，美国为了一己霸权的私利，甚至不惜让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民遭受最惨痛的命运，这简直是卑鄙到了极点！！卑鄙又无耻至极！！

四、两大帝国的博弈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七章中所深刻指出的：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敌手，破坏对方的霸权（例如，德国需要比利时，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不让英国占领比利时；英国需要巴格达，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不让德国占领巴格达，如此等等）。”

当前，委内瑞拉所面临的严峻困境，已经超越了其自身与美国之间的双边矛盾范畴，这实际上是该国被卷入美中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夺全球势力范围旋涡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急迫，甚至撕下民主与人权的伪装，直接采用**“禁毒战争”**这种带有军事管制色彩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动员，实质上就是它恐惧这个拥有世界第一石油储量的附属地，正在不可逆转地滑向其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修社会帝国主义。

根据公开的产业与金融数据，中国资本在委内瑞拉的经济渗透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规模。自2007年成立“中委联合基金”以来，中国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累计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截至2024年，中修在委内瑞拉的投资存量依然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些资本密集分布在能源开采，矿产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特别是双方执行的石油换贷款长期协议，使得委内瑞拉将相当一部分原本流向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的石油份额，转而输送给了中国以偿还债务。

在具体的能源合作项目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深度介入了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开发，这里是全球重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方不仅在西诺文萨等合资项目中持有大量股份，还直接参与了胡宁区块和卡拉沃沃区块的勘探与生产。这种紧密的产业捆绑，在美国看来，就是中修在地缘政治上对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侵犯与占领。此外，为了规避美国基于SWIFT系统的金融制裁，委内瑞拉政府开始尝试在石油贸易结算中直接使用人民币，并与中国探讨数字货币的支付方案，这种试图建立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能源贸易结算机制的行为，对美元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在这些背景因素的作用下，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打击，在战略层面来看，便是针对中修势力扩张的一次重要反击，意在向全球传达美国的霸权意志。特朗普政府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如果继续容忍委内瑞拉在经济上偏向中国，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那么自19世纪初就已确立的门罗主义，就将彻底失去其全部的政治内涵，失去其主导美洲事务的效力。这意味着，美国对拉丁美洲长久以来所维护的控制体系，将会出现一个根本关键的动摇，这个动摇将会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委内瑞拉位于加勒比海沿岸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中美洲乃至整个西半球的重要战略价值。如果中国资本能够在这里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不仅可以直接挑战美国在美洲的经济支配地位，甚至会为中国提供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立足点，威胁美国视为绝对安全的战略后方。美国正是要趁中国尚未在军事投送和政治掌控上达到与美国在美洲相抗衡的程度时，通过军事示威和经济压迫等雷霆手段，彻底清除中国在这里已经获得的实际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以达到排挤竞争对手，巩固自身霸权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第二次特朗普政府展现了其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和战略意图。2026年1月3日凌晨2点多，加勒比海沿岸的宁静被突然的爆炸声打破，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多个地区接连传出巨响。美军的支奴干直升机队呼啸着出现在加拉加斯上空，随后，导弹无情地轰炸了委内瑞拉的多处军事设施、港口和机场。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委内瑞拉境内目标实施打击，并对马杜罗施行斩首行动，此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已将其对马杜罗政权的施压行动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入侵。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是衰落中的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帝国主义——中修手中重新夺回这块经济殖民地，而发动的一场法西斯式的掠夺战争。委内瑞拉外交部迅速发布公告，严正拒绝并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领土和人民实施的极其严重的军事侵略行径，强调此次攻击的真实目的在于掠夺委内瑞拉的战略资源，企图以武力打破国家的政治独立。

面对突然的空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全面动员全国所有社会和政治力量，启动和落实各项国家防御计划。他要求在严格遵循《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等法律的前提下，立即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全国军民必须全面部署，击败这场帝国主义侵略。委内瑞拉已在此前宣布动员超过450万玻利瓦尔民兵，并启动全国征兵程序，以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加拉加斯正遭受导弹轰炸，并呼吁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立即举行会晤，显示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军事冒险的强烈担忧。

这场由第二次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军事行动，这个由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马可·卢比奥、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等狂热分子组成的班底，其主要目的是彻底清除美国后院的潜在威胁，确保在未来转向亚太进行大国博弈时，不会受到来自西半球的任何牵制。出兵委内瑞拉，从本质上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是特朗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印太决战所必须拿下的第一个据点，一块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委内瑞拉人民今日的苦难，正如南美、中美、非洲乃至近代中国所遭受的一切殖民压迫一样，其根源都指向了同一个资本主义的压迫关系。当美帝国主义为了其垂死的金融霸权，不惜以军事打击和制造人道灾难来维护其对委内瑞拉的殖民控制时，它再次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证明了其反动本质。这种行径，与当年英国对印度的血腥统治，与法国对非洲的野蛮掠夺，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暴侵略，其剥削和压迫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罪恶越深重，它所激发的反抗力量就越强大。每一次压迫，都在客观上为革命积蓄着力量。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为我们指出，帝国主义不仅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只会加速其自身的灭亡，因为这些争夺必然激化其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必然激化其与本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只会使得阶级构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得更为简单，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得更为尖锐，资本的积累也从未如此集中，人类社会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更进一步加深，一切压迫的形式都无限地放大起来了。在这种矛盾爆发的环境下，在亲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本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将愈来愈感到，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动员、压迫和被侵略这些形式下，在经济上、在生活源泉和生命安全上所受到的生产资料垄断者的支配，是他们遭到的一切形式的奴役、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要结束日益深重的帝国主义压迫和其制度，争取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就必须解决现制度下日益显得荒谬和必须去解决的种种问题。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指出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经济运动所决定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这种斗争在经济、政治等社会各方面演进的一般规律、进程和结果，从而用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武装了无产阶级，用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和日益积聚的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取代了往日人们感性的反抗。在未来，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路线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将会在经济危机、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爆发的客观环境下，充当着阶级的先进部队和核心领导力量的作用，并引导着无产阶级的双手，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

被压迫阶级的胜利，既不能冀求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寄希望于消极等待“万事俱备”，而应当自己去争取。殖民地人民只有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才能为自己赢得解放的权利。生产力如果要继续发展，无产阶级如果想得到解放，文明社会如果要继续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被推翻，这不仅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现实和可行的。历史本身是审判官，无产阶级则是行刑者，社会主义的胜利同资本主义的灭亡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