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报》的观点与理论究竟能有多荒谬？【下篇】

作者按：
在前一篇中，我们已经详尽地剖析了流星报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充分缺陷，即那种将运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阉割为僵死的、机械的旧唯物主义的教条，他们不懂得实践的能动的意义，不懂得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滑向了宿命论与取消主义的陷阱，然而，哲学上的贫困必然导致社会历史观上的荒谬，当这种剥离了社会实践与阶级属性的庸俗唯物论，试图去解释具体的人类的历史与社会结构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寻找一个新的、看似“唯物”的落脚点来填补理论的缺陷，既然他们否定了社会关系对人的本质的构建作用，既然他们否定了阶级斗争是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便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退回到人的自然属性中去，退回到生物学中去寻找社会现象的答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放着清晰明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不用，偏偏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去生物学那里寻找答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生物学情有独钟吗？恐怕未必。这种理论上的“舍近求远”，往往掩盖着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某种难言之隐。
这便引出了我们在下篇中不得不面对的、更为荒唐且可笑的两个谬论，一个是将阶级压迫自然化的生物决定论，另一个是基于对这种生物决定的崇拜而衍生出的、在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与放任主义，这并非我们为了批判而强加给他们的罪名，而是他们那一套形而上学世界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的逻辑延伸，试想一下，如果像流星报的先生们所坚持的那样，人的意识仅仅是物质环境的被动产物，而这种物质环境又被他们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吃喝拉撒等生存资料的获取，那么“人”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还剩下什么呢，除了那一堆由蛋白质和水构成的肉体，除了那些受荷尔蒙支配的动物本能，便再无其他了，正因为他们弄丢了人的社会性，弄丢了人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通过劳动创造自己这一根本的真理，他们就只能把目光投向人的生物性，试图从基因、物种、智力甚至生殖隔离这些自然科学的范畴里，去拼凑出一套解释阶级社会起源的蹩脚歪论。
这不仅是对马主义的背叛，甚至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社会学的一种倒退，而一旦将其运用于指导现实的革命实践，它就必然会导致对群众工作的严重误导，既然人本质上不过是受生物本能驱动的高级动物，既然阶级压迫源于物种内部的生存竞争，那么群众沉溺于感官刺激、甚至沉溺于资产阶级制造的精神鸦片，便成了符合“生物规律”的、不可指责的“真实人性的自然流露”，于是，先锋队对群众的引导、教育和提升，便成了违背人性的“道德说教”和“精神控制”，这种理论的后果，只能是让我们放弃对无产阶级的引导，跟在群众自发性的后面亦步亦趋，甚至为了迎合这种自发性而放弃原则，最终沦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尾巴，我们在下篇中即将展开的分析，正是要剥开流星报披着的这层“自然科学”的外衣，看看隐藏在其中的、对革命事业腐蚀破坏的――机会主义本质。

一、将阶级起源从历史的唯物主义替换为反动的生物决定论

既然他们如此鼓吹生物决定论，那就让我们看看生物决定论到底是个是什么货色。在“人的自然本质”的理论基础上，生物决定论可以直接导向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所谓 “人类之爱” 。既然人只是一种动物，当然也就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之分，敌我之分。阶级矛盾也好，民族矛盾也好，都被一笔勾销掉了。
所谓 “人的自然本质” ，说到底，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的别名而已！
――《继续革命》报第一刊，88、89页

在哲学上的庸俗必然导致历史观上的反动，这一点在“流星报”关于阶级起源的论述中暴露的体无完肤。当我们的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深刻揭露“生物决定论”这种资产阶级学说的虚伪性时，“流星报”的先生们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反而变本加厉，以一种令人咋舌的无知，抛出了更为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你们能拿出证据证明有什么生理现象是你们独有而剥削阶级没有的吗？如果你们不否认这一点，就能得出因为得出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有着相同的生物学基础的结论，所以阶级矛盾便不复存在了吗？恰恰正好相反，阶级矛盾能产生的基础反而是人的生物性。而如果真的要用生物间的关系来分析阶级关系，也只能说，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是从智人物种内部的竞争关系中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形式上更接近寄生与被寄生的关系。跑题了，言归正传，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对立的存在前提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在物种上都是晚期智人，他们没有生殖隔离，且都具有人类级别的智能，把他们中的任何人拉到对立阶级中去，阶级统治也仍然能继续下去。”（流星报第三期33、36页）

这段废话看似“逻辑缜密”实则荒谬绝伦，堪称是庸俗生物学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次无耻媾和。

“流星报”的第一个诡辩，是把阶级与生物像和面一样和在一块，将很明白的事情搅的腌臜不堪，他们煞有介事的提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同属一个物种这样的论点。

当然，这是阶级社会得以形成的生物上的基础，因为只有在没有生殖隔离的同一物种内部，才可能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但这与阶级矛盾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完全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这就好比说，建造监狱和建造医院，都需要使用砖、水泥和钢筋作为材料，但这绝不意味着砖、水泥和钢筋就是监狱和医院得以区分的“原因”，更不意味着监狱的阶级属性可以从钢筋的化学成分中去寻找！监狱之所以是监狱，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其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在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职能——一个是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另一个是社会再生产的保障（剥削）机构。为了避免流星报的先生们，避免他们腐朽腥臭的大脑不理解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小心误解它，让我们再讲讲同样一个道理：在原始公社时期，不同的氏族之间可能会因为争夺猎场而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这种冲突得以发生的前提，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人类，能够相互沟通、组织并使用工具进行战斗。但这难道意味着，“同属智人”这一生物学前提，就是氏族冲突产生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所导致的生存资料的匮乏。而一旦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产生剩余产品——即超出一个生产者自身生存所需之外的劳动产品——的时候，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正是这些剩余产品的出现，才使得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直接生产、去奴役另一部分人――成为可能；正是为了将这些剩余产品及其生产资料固定为私有财产，才产生了私有制；也正是为了保卫这种不平等的私有制，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才最终产生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同理，阶级社会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其真正的原因，绝不在于我们都是“智人”，而恰恰在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必然产生的剩余产品、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维护这种私有制的国家暴力机器。“流星报”闭口不谈这一整套由生产力发展所驱动的社会历史过程，却抓住一个无关紧要的生物学前提大做文章，其理论上的贫乏与立场上的可疑，已暴露无遗。

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其根源绝不在于他们共同的“智人”本源，而在于他们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所处的截然相反的地位。“流星报”恰恰是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将一个无关紧要的自然属性（前提），歪曲成了决定性的历史动因，从而巧妙地回避了对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这些阶级产生的真正的现实基础的分析。

他们的第二个、也是更恶心的诡辩，是将阶级斗争比附为物种内部的竞争关系乃至寄生关系。这种比附，恐怕不是流星报的无意之举，而是其思想内核、理论的显现。这种论调，它在客观上，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可以被消灭的社会制度――即旧社会和一切阶级剥削形式，替换成了一个看似永恒的、无法摆脱的自然法则――生存竞争，为什么流星报这么在乎生存竞争呢，似乎很难想明白。流星报的欺骗性在于，它巧妙地将理论问题的焦点，从对剥削关系这一社会制度的批判，转移到了对剥削者这一生物个体的道德谴责上，是的，既然流星报的先生们这么推崇生物性的话。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剥削真的只是一种“寄生”，那么革命的目标就不再是推翻整个生产关系，而仅仅是切除那些作为“寄生虫”的个体。这种观点，不能不必然的导向两种政治上的死路――要么是改良主义，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法律或税收，对个别“贪婪的”资本家进行限制；要么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病式的恐怖主义，妄图通过肉体消灭个别剥削者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两种倾向，恰恰都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反动思潮。

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其人格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之所以进行剥削，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迫使他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不那么做呢？如果一个资本家满足于现有的利润，停止扩大再生产，那么他的竞争对手就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或者技术革新来降低成本，最终在市场上将他无情地淘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竞争的规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强迫着每一个资本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本，而扩大资本的唯一手段，就是更残酷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可以看出，一个“善良的”、不愿过分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在现实中是无法长期存在的。他要么被资本主义竞争的铁蹄碾碎，要么就必须抛弃他那点可怜的“温情”，加入到这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疯狂竞赛中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个别资本家的“道德”，而看不见其背后的剥削客观规律，无异于只拍打几只叮咬你的蚊子，却对产生蚊子的整个沼池视而不见。

因此，我们的敌人，归根结底是那个使得极小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另一极大部分人劳动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将全部的枪口指向作为这一剥削关系暂时代言人的个别人。 说到底，无论是“物种竞争”还是“寄生关系”，都是企图用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性的恶或不知所云的生物本能，来取代对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其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这正是机会、修正主义分子最善惯用的伎俩——将历史问题自然界、生物化；将制度问题个人化，从而取消革命的全部合理性，并用对个别资本家的仇恨，来取代对整个旧社会和整个剥削阶级及一切剥削形式的阶级仇恨。

对于这种将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伪装成自然科学真理的骗术，恩格斯同志本人，也早已哭笑不得了，他在他的巨著，即**《反杜林论》**中这样彻底反驳：

“全部达尔文主义关于生存斗争的学说，只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的学说，从社会搬到有生命的自然界而已，再加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这种巧妙的戏法完成以后（我在前面关于暴力的部分中已经对这种戏法的无条件的正当性，特别是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正当性表示怀疑），这同一学说就又从有机自然界搬回到历史中，并且断言，这些学说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证明。这种做法的幼稚性是一目了然的，用不着多说一句话就可以揭穿。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一点，那我就必须这样做，以便从根本上揭穿杜林先生那更为肤浅的暴力论。

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用语对于动物界的斗争也是适用的。但是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这一点就使得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成为不可能。生产使人超出了其他动物。这首先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同自然的斗争已经不像纯粹的动物那样只是为了简单的生存手段，而是为了获得和发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其次，人由于从事生产，就对其他的动物发生影响，使它们或者为他服务，或者被他消灭。最后，由于从事生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才获得了最广泛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但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使人类社会能够摆脱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对生存手段的斗争（诚然，在广义上是这样说的）不是支配着人，而是人支配着对生存手段的斗争。这种状态同人的动物祖先的状态相距愈远，把动物界的规律搬到这种状态中来就愈益成为不可能。当然，如果像杜林先生那样，把过去的一切历史，包括各种战争、暴力、掠夺、暴行等等，简单地归结为‘生存斗争’，那么问题也就很简单了。但是，甚至这一点我们最好也留待杜林先生自己去说明。反之，如果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存斗争’就是竞争，并且如果承认这种斗争具有历史的暂时性，那么，在这种形式下对它的任何描述，不管怎样精确，除了说明它产生的那些历史过程之外，当然决不能对整个历史作出说明。

因此，把从自然界搬到历史中来的关于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说法，说得好听点，也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辞藻，根本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任何东西。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把暴力看做是历史的绝对的恶；第一个恶行是亚当把暴力运用于夏娃，因为他使她处于从属地位。为了反驳这种看法，即认为暴力在历史上也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为了反驳这种看法，杜林先生只字不提。”

将“流星报”的论点与当年杜林的谬论并置一处，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二者在思想方法、理论来源和政治倾向上，是何其惊人地一致，他们无非是同一具腐臭的尸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次登台罢了。

在思想方法上，他们都犯了同样的、将不同性质的规律进行机械类比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杜林企图用一个笼统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剽窃而来的“生存斗争”，去解释从动物界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而“流星报”则企图用一个同样笼统的“生物性”，去解释阶级产生的根源。他们都完全无视了人类社会因其从事劳动生产而拥有的、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特殊发展规律，即阶级斗争的规律。他们都试图用一种看似“科学”的自然法则，来抹杀和取代革命的、辩证的历史科学。

在政治倾向上，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为现存剥削制度辩护的角色。杜林通过将历史归结为“暴力”，最终将剥削制度永恒化；而“流星报”则通过将阶级矛盾归结为“生物性”，同样取消了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和特殊性，使其看起来像是一种与生俱来、无法根除的“人性缺陷”。更为一致的是，他们都对革命的暴力――这一旧社会的助产婆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杜林对革命暴力“只字不提”，而“流星报”则通过将其比附为动物性的“竞争”，从而抽去了其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全部的革命的内涵。说到底，他们都害怕并憎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因而只能躲在抽象的、超历史的“生物法则”背后，为取消革命提供理论上的借口。

正如恩格斯当年清算杜林是为了捍卫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纯洁性一样，我们今天对“流星报”的批判，也正是为了扫清这些在革命队伍周围嗡嗡作响的肉蝇，确保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能够沿着科学的、革命的轨道，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

二、以放任主义取代对群众革命的教育与引导

在群众的色情文化问题上，“流星报”再次暴露了其机会主义的本色，他们这样反驳继续革命社：“他们开始公开指责群众自慰，公开指责群众私下里看色情影片‘不道德’，把这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群众的思维不够纯洁。可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呢？从思想斗争中来吗？”（流星报第三期39、40页）

流星报的这种可笑论调，它首先通过凭空捏造和恶意歪曲，将我们对资产阶级色情文化及其背后产业链的批判，庸俗化为一种对群众个人私生活的道德说教。紧接着，它又通过这种歪曲，巧妙地将批判群众脑中的错误思想与――指责群众个人划上等号，从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任何对群众中存在的落后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不道德的、是脱离群众的。这种手法的险恶之处在于，它将自己伪装成群众的“辩护人”，而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警察。

首先，我们必须在此严正声明，我们继续革命社所批判的，从来不是受害的群众本身，而是作为整个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系统性的资产阶级色情思想及其背后的庞大产业链。我们所揭露的，是资本如何将人的自然生理需求——性——从真实、健康的情感关系中粗暴地剥离出来，将其彻底商品化、片面化、将其彻底孤立――并最终用以麻痹群众的斗志、瓦解其斗争反抗的精神，同时为垄断资本攫取巨额的财富。

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在摧毁无产阶级建立健康情感关系的物质基础。 在敲骨吸髓般的长时间劳动、低廉的工资、以及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下，一个无产者在结束了一天的繁重劳动后，其身心早已被极度耗竭。他既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也没有充裕的物质条件，去进行健康的社交、去培养亲密的情感、去建立并维系稳固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不仅榨取了工人在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更通过这种榨取，剥夺了他们在再生产领域（即个人生活领域）建立全面、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全部可能性。这种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普遍的原子化、孤独感与精神空虚，恰恰为色情产业的泛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资本主义一方面破坏了工人们建立真正联结情感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以商品的形式，向人们兜售一种虚假的、代偿性的、唾手可得的“情感”，与生理满足的幻想。它用最最廉价的视觉上的感官刺激（有时候是色情影像），来填补剥削者带来的空虚的精神，从而将无产阶级原子化的状态，将它固定下来，使其沉溺于个人的、虚幻的感官世界，而丧失了对造成其痛苦的真实的阶级社会的批判能力和改造意愿甚至是认识的动力。这才是我们必须与之进行不懈斗争的根本原因。

而“流星报”恰恰是通过混淆批判压在群众头上的思想枷锁与指责戴着枷锁的群众个人，从而彻底否定了思想斗争的全部的必要性。在他们的视野里，群众仿佛是一尊批不得、碰不得的“金疙瘩”，群众的一切自发行为、一切现有思想，都是天然合理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尾巴主义。它在理论上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群众的思想必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存在，使他们内在地、自发地蕴含着反抗的、革命的、朴素的阶级情感；但另一方面，无所不在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又无时无刻不在向他们灌输着顺从的、保守的、利己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思想。现在我们明白，工人头脑中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一片净土，而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思想阵地上殊死搏斗的战场。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群众时，其绝不是像“流星报”那样，无原则地迎合甚至赞美群众的落后一面，将其视为“真实的人性”而加以放任。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在与群众的紧密结合中，一方面，满怀热情地去发现、肯定和发扬他们身上那些积极的、反抗的、蕴含着革命潜能的思想的根苗；另一方面，又必须旗帜鲜明地、毫不妥协地、但又采取同志式的、耐心说服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认识并克服头脑中那些由旧社会烙下的、阻碍他们获得全方面解放的错误的思想。这难道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基本原则在群众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吗？“流星报”将这种严肃的、助其进步的思想上的帮助和纠正，歪曲为对群众的“指责”，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对群众的虚伪的不负责的态度——他们爱的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工人阶级，而只是一个由他们自己首先想象出来的、无需改造、无需引导的、抽象的――明星偶像般的群众。

更进一步，“流星报”通过其对我们的反问——可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呢？从思想斗争中来吗？——彻底暴露了其理论上的贫乏与衰弱。他们似乎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自然”产生的。这就完全否定了革命教育、理论灌输和自觉实践的意义。如果正确思想不是从新旧思想的斗争中来的，那么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又作何解释？旧社会灌输给被压迫人民的“贫穷是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女人三从四德”这些反动观念，难道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工厂烟囱的建立而自动消亡的吗？不！它们恰恰是在以往的无数共产党人领导的、前仆后继的斗争、论战和批判中，才被亿万群众从头脑中扫地出门的！今天我们对资产阶级色情文化的批判，其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它不是要像封建道学那样去“灭人欲，存天理”，搞什么禁欲主义。恰恰相反，我们充分承认并尊重人的一切健康、正常的生理与情感需求。

但是，流星报的这种放任主义的态度，其在哲学根源上，恰恰又回到了他们那套僵死的、非辩证的庸俗唯物论。在他们看来，既然工人的社会存在（贫困、劳累、原子化）决定了他们会去寻求廉价的精神麻醉品，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合理”的、可以置之不理的，任何试图通过思想教育去改变它的努力，都是“本末倒置”“多余的”。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完全无视了社会存在的矛盾性，也无视了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工人的社会存在，不仅包含了被剥削、被压迫的一面，更蕴含着反抗、斗争、追求解放的另一面。这两种倾向，始终在其头脑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革命工作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外部的、自觉的、有组织的灌输和引导，帮助工人头脑中积极的、革命的一面，去战胜消极的、腐朽的、由资产阶级所强加的另一面。而“流星报”的尾巴主义路线，客观上恰恰是站在了工人头脑中落后、消极的一边，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义务帮凶。

为了给自己的放任主义辩护，“流星报”甚至将我们对色情文化的批判，歪曲为对群众自然生理需求的压制。他们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在鼓吹一种禁欲主义。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人的自然需求，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求的商品化。人有食欲，但我们坚决反对将食品安全置之不顾、用科技与狠活来毒害人民身体的资本主义食品工业；人有居住的需求，但我们坚决反对将住房变成金融投机工具、让劳动者一生为“鸽子笼”背负沉重债务的资本家的房地产业。同理，人有性的需求，但我们坚决反对将性从丰富的人类情感中抽离出来，将其商品化、孤立化，使其成为一种麻痹思想、制造焦虑、甚至催生人口贩卖与性剥削等危害群众罪行的资本主义色情产业。我们所要解放的，正是被资本所扭曲、所压抑的――全面而健康的人的生活，而不是“流星报”所鼓吹的那种零碎片面的、感官发泄式的“性自由”。

这种将解放个人的健康的需求，偷换转述为解放杯水主义的卑劣手法，在历史上也不是很新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放弃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对群众的引导，无原则地向落后、自发的意识形态缴械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早在建党初期，针对党内一部分人打着“贴近青年（群众）”的旗号，主张迎合青年学生中存在的各种非政治化、甚至低级趣味的倾向，列宁同志就在其著作**《告诫“就事论事派”》**中，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这段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德与青年工作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群众中的腐朽思想，显然具有指导意义：

“青年人中间流行着一种意见，说理论问题是学究的事情，同青年人的关系不大，因为青年人主要是（而且仅仅是）从事‘具体工作’。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谁要是抱有这种意见，他就会给自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莫大的害处。我们的运动现在所处的时期，正是必须同现代社会中各种腐朽反动的思潮作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官方的、大学的科学界，为了替垂死的奴隶制辩护，已经对社会主义发动了十字军讨伐。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人就尤其必须善于根据彻底的、决不是折衷的观点，来独立地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否则，他们就不能培养成坚定的、有远见的战士，就不能自觉地站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就不能善于把这个党从一个战斗的先进部队变成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部队。

青年人中间流行着另一种同样完全错误的意见，说什么只要在口头上承认‘不进行经济斗争就没有政治斗争’这个原理，就可以完全不必进行经常的、十分认真的政治鼓动了。说什么只要号召青年人去‘进行实际工作’，他们自己就会找到正确的道路。这又是十分错误的。现代青年由于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政治经验，因此，他们必须受到认真的政治教育，必须受到认真的政治指导。不这样做，号召他们去进行‘实际工作’就只能产生两种结果：或者把他们引入歧途（这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求之不得的），或者使他们采取一些只会损害革命事业的、轻率的、冒险的步骤。青年人中间还流行着第三种同样十分错误的意见。一部分青年人激烈地反对任何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青年正被迫在家庭和学校里呼吸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空气。但是，从这种可以理解的憎恨心理中，他们有时就作出错误的结论。他们似乎以为，革命的青年只要反复地说：‘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就可以了。他们似乎以为，革命的青年可以（而且应当）沉湎于色情。不，请原谅，我们决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现在谁要是鼓吹性生活上的放荡，谁就是资产阶级者，就是伪君子，不管他是怎样一个‘天资很好的人’，也不管他怎样‘热爱人类’。当然，问题不在于主观上怎样，而在于客观上会产生什么后果。谁要是鼓吹这种东西，那他就是替资产阶级道德帮腔，为资产阶级社会效劳。要知道，资产阶级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无谓的空谈、卑劣的调情、庸俗的交际和低级的‘恋爱’。‘实际工作’的范围是很大的。要在这个工作中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决不是每一个天资很好的人都能做到的。”——列宁，《告戒“就事论事派”》（1902年12月6日）

它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的解放，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解放，更必然包含着思想上、文化上、道德上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决裂。一种只谈个人的欲望、不谈阶级社会的属性，只空谈“解放”、不谈斗争及其具体形式的所谓自由，不过是小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最精致的伪装。“流星报”在今天所胡说的，正是这种被列宁痛斥过的、早已发霉变质的、糜烂的毒草。

列宁明确地将理论学习、政治教育和对资产阶级腐朽道德的斗争，视为青年革命者成长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流星报”恰恰是在这三个环节上，都站到了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他们用对自发性的崇拜取代了理论的灌输；用对经济改良的关注取代了政治斗争的优先地位；现在，又用对群众落后意识的无原则迎合，取代了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肃的批判。“流星报”的这三个态度绝非偶然、孤立的和碎片的错误观点，而是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自洽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

“流星报”可能会辩解说，他们只是反对“指责群众”，而非支持色情文化本身。这种辩解是何其的苍白无力。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是否要采取一种温和的态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在群众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需要通过斗争去占领的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采取同志式的、耐心说服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明确地将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物质载体（如色情产业）视为我们的敌人，并以帮助群众认清并摆脱这种精神枷锁为我们的根本目的。而“流星报”的立场，恰恰是模糊了敌我界限，放弃了斗争本身。他们那种――“你的欲望是正常的”的论调，客观上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解除了群众对资产阶级文化毒草的思想上的警惕，使其在这种资产阶级色情思想的麻痹中，进一步丧失阶级意识，并将自身从阶级压迫中萌发出来的朴素反抗意识，消解、转移和发泄到一种虚幻的个人感官刺激之中。一个沉溺于虚拟色情世界、将业余精力都耗费在寻求个人生理满足上的无产者，其斗争的意志必然会被消磨，其对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上的渴望必然会被削弱。资本主义通过色情文化所要达成的，正是这样一个结果，它将一个（可以是大量的）潜在的、作为被压迫阶级一员的反抗者，将其误导欺骗诱使其更退一步为一个孤立的、只关心自身生物性欲望的自然人。这种去阶级化的过程，其危害革命本身的效果，丝毫不亚于暴力机器的镇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流星报的这种做法，无论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其客观后果都必然是替资产阶级道德帮腔，为资产阶级社会效劳。

而这种在政治上将群众“去阶级化”的错误倾向，恰恰来自于“流星报”对人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的错误理解，即很顽固地将人**“自然化”。他们之所以会放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群众中泛滥，正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被先进的社会关系所改造的，反而认为人的思想最终要屈从于某种先验的、不可改变的生物本能**。这种反动的世界观，必然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密不可分，这构成了他们全部错误观点的基础。

人从一开始就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社会存在，人的历史，正是从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那一刻起，才与纯粹的动物史区分开来的。“流星报”将人自然化的企图，其在哲学上的实质，是要抹杀劳动这一创造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从而将人类历史重新拉回到动物界的自然史之中。这种观点的反动性在于，如果人的本质仅仅是像动物那样满足需求，那么阶级、国家、革命、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人类社会特有的、历史性的范畴，就都失去了意义。其政治上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否定阶级斗争，并为其取消主义路线服务。说到底，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热衷于鼓吹抽象的“自然人”，正是因为在这一空洞的概念之下，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消失了，地主与农民的剥削关系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为着生存而进行**“合理竞争”**的原子化生物个体。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谎说家所最希望我们相信的、最可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景观。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流星报”在群众工作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系统的、贯穿始终的机会主义路线。它从歪曲我们的批判开始，到为群众的落后意识辩护，再到否定思想斗争的必要性，最终必然地滑向了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放任自流的泥潭。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取消先锋队对群众的政治领导，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工作，替换为一种毫无原则的尾巴主义和自由放任。这绝不是对群众的“尊重”，而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学会在最复杂的群众工作中，既要坚定地和群众站在一起，又要旗帜鲜明地同群众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轻视理论、轻视政治、沉湎色情——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难道是进步的、革命的吗？

我们都知道，不会是这样，这样的人物对革命抱有一种廉价的、浪漫主义的同情，却又对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和艰苦的思想改造充满了恐惧与抵触。他们乐于在口头上批判旧世界的“不公”，却不愿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去付出改造自身世界观的艰苦的努力。他们看似在“解放人性”，实则不过是在为自己无法克服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寻找理论上的庇护所。这样的“革命者”，在风和日丽时或许还能摇旗叫喊，可一旦残酷的阶级斗争真正来临，他们必然会成为最先动摇、最先逃跑、甚至最先叛变的那一群人。因此，我们今天对“流星报”的批判，绝非无谓的争端，而是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严肃的、必要的思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