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的《第二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糖衣，还是毒药？

编者按： 在对波伏娃这本充满小资产阶级谎说的《第二性》进行理论批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波伏娃所批判的那个抽象的、将女性视为“他者”的“男性”，其现实原型究竟是谁？她那套关于女性“不幸地”依附于男性的悲观论调，其生活基础又在何处？ 答案，就隐藏在她与她的终身伴侣和精神导师——那个同样鼎鼎大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之间病态的、寄生性的关系之中。萨特，就是一个在私生活上极端放荡和不负责任的典型。他们所标榜的、被无数小资产阶级奉为“自由”典范的——所谓“开放的性关系”，其实质，不过是在萨特主导下的、一种将性关系视为喝水般随意的——“杯水主义”实践，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精神危机下，其丑陋的腐朽堕落。 在这段关系中，波伏娃一方面忍受着萨特永无止境的猎艳和背叛，品尝着一个依附于男性的女性所能尝到的一切苦果；另一方面，她又在这种痛苦中进行着自欺欺人的“哲学思辨”，甚至心甘情愿地为萨特的情人们“排忧解难”，将自己的“自我物化”美化为一种“自由的选择”。 波伏娃恰恰是犯下了最致命的唯心主义错误：她将自己在一个特定的、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子里，与一个特定的资产阶级男性（萨特）之间的、病态的依附和斗争关系，抽象化、普遍化为了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男性主体”与“女性他者”的永恒对立。她把她个人那点充满小布尔乔亚情调的、在咖啡馆里的爱恨情仇，当成了全世界劳动妇女千百年来受压迫的普遍真理！ 她看到了症状，却由于她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懦弱性，不敢、也不愿去挖掘真正的病根——即那个将她和萨特都塑造成为如此病态的私有制社会本身！于是，她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用存在主义的麻药进行自我治疗，并最终炮制出了《第二性》这剂既能为自己的悲剧开脱、又能麻痹其他阶级姐妹的，巨大的毒草。 因此，我们接下来对她理论的批判，就绝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辩论，更是一场阶级阵线上的斗争。我们必须将她从“妇女解放先知”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她作为一个背叛了本阶级女性、也无力指导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充满矛盾与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扫清道路，为真正的、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斗争，树立起正确的旗帜！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的年代，各式各样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潮，便如同腐烂沼泽里的毒菌一般，趁着革命退潮的时机疯长起来，在思想的阵地上散播着瘟疫与恶臭。其中，有一本书，以其极其华丽的辞藻、博学的引证和充满迷惑性的“深刻”剖析，成为了全世界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的“圣经”。它，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

我们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力。我们更要饱含同情地去理解，为什么它能迷惑这么多人？因为它用前所未有的篇幅，极其详尽、极其真实地描绘了千百年来妇女所遭受的、深入骨髓的痛苦和屈辱。它让我们每一个女性读者，都在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了“被说中”的灼痛。这种深刻的“共情”，正是它巨大欺骗性的来源。

姐妹们，波伏娃也许是一个出色的症状描述师，但她更是个反动的病因诊断师。她为我们展示了千百种地狱的酷刑，却绝口不提地狱本身是谁建造的，更给我们指了一条通往地狱更深处的——“解放之路”。

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否定姐妹们感受到的痛苦，恰恰相反，是为了真正终结这种痛苦。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路明灯，照出第二性——这本书开出的药方里，究竟包裹着怎样致命的毒药。

一、用抽象的“他者”置换具体的阶级

波伏娃最核心的、被小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天才”发现是什么？无非是那个听上去无比深奥的“主体”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她在《第二性》的开篇就抛出了这个核心论点：“一个男人决不会想要写一部关于男性在人类中的特殊处境的书……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她（女人）是他者。” 她宣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女人之所以是“第二性”，是因为她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始终被男性这个“主体”（the Subject）定义为相对的、附属的“他者”（the Other）。

听上去多么振聋发聩，它似乎解释了我们妇女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处不在的、被审视、被定义、被边缘化的痛苦。可是，同志们，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这面无情的照妖镜看一看，这个所谓的“主体”和“他者”，究竟有怎样的迷惑性？

它是一个典型的、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

它把复杂的、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表现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庸俗化为了一种永恒的、抽象的、仿佛与生俱来就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心理性别对立和文化对立。可以肯定，这是一种迷惑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眼法。

让我们看看这套把戏是怎么耍的：波伏娃告诉我们，男人天生就有“主体性”的冲动，要通过征服自然、创造历史来确立自己；而女人则“不幸地”与生育、自然等——“内在性”联系在一起，甘于成为被定义的一方。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在没有私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妇女作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和氏族管理者，恰恰是当时社会的“主体”！那时的男女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劳动基础上的、平等的同志关系，根本不存在这种所谓“主体”和“他者”的哲学对立。

“他者范畴同意识本身一样原始。在最原始的社会，在最古老的神话，都可以发现二元性的表达方式——自我和他者。这种二元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属于两性和分工，也不是由任何经验事实决定的。它出现在格拉内论中国思想和迪梅泽尔论东印度群岛的著作中。社会要素既包括在善与恶、吉与凶、左与右、上帝与魔鬼这些鲜明对立的概念里，也包括在阴与阳、优陀斯与宙斯、日月和昼夜这些双成对的概念中。他性（Otherness）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 “列维·斯特劳斯在论述原始社会诸种形式的一部深奥著作的结尾也这样结论说：‘从自然形态到文化形态的转变，以人类把生物学关系当作一系列参照物来观察的能力为标志；二元性、交替性、对立性和对称性，不论是以明确的还是以含糊的形式，与其说构成了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构成了社会现实的根本而直接的两定论。’”

更有甚者，波伏娃煞有介事地从神话、文学、历史中引经据典，试图证明这种“主体”和“他者”的对立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是某种先于具体社会基础的“原始二元性”。 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谎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而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用了上百年的陈词滥调。

早在波伏娃出生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在不朽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种将历史归结为“观念”和“意识”变迁的唯心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无情的驳斥。

革命导师是如何为我们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呢，他们这样写道：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思想中、想象中、观念中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这就是我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武器，不是观念定义了现实，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而波伏娃恰恰就是把这个科学的原理彻底颠倒过来，她把阶级社会中血淋淋的压迫现实，描绘成了一场发生在意识领域的哲学悲剧——仿佛我们妇女的苦难，其根源不是因为我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是因为我们被暴力地禁锢在家庭里，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不幸地”被定义成了“他者”！

这种只在“观念”领域里兜圈子的做法，除了麻痹我们、取消革命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对这种只与“词句”作斗争的懦夫行径，给予了严酷的批判：

“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他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意识，就能改变现实的关系。……尽管这些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家们说了许多‘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喋喋不休地分析“他者”这个词句，批判“父权文化”这个观念，发起一场又一场反对“词句”的争论来咬文嚼字，却绝不敢号召我们去反对那个产生这一切词句和观念的现实的、现存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吃人世界！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妇女之所以在观念上、文化上成为“他者”，恰恰是因为她们在物质生产中被剥夺了主体地位！正如编辑部之前在另一篇分析中早已明确的，是私有制的产生把妇女排挤出社会生产，也就是被排挤出社会劳动，这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才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在文化中的从属地位！

是的，妇女的被压迫，其最根本的源头，是私有制的产生这一具体的、物质的社会现实，而绝不是什么先验的、虚无缥缈的“原始二元性”观念。

波伏娃的理论，就像一个江湖郎中，对着一个被毒箭射中的病人，不去拔箭解毒，反而喋喋不休地分析箭羽的颜色和形状。她把结果当成了原因！把症状当成了病根子！

只要唯心主义的分析法还被用于分析妇女问题，其所导致的最反动的政治结论，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唯心主义的分析，必然导致最反动的政治结论。因为它用一个永恒不变的、抽象的“男性主体”，替换了那个具体的、历史的、作为我们主要敌人的“资产阶级”。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是所有男人，这种敌对关系是永恒的。这是多么荒谬！在没有私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这种“主体”和“他者”的对立吗？不存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存在这种对立吗？也绝不会存在！这种将特定历史阶段的压迫关系永恒化、普遍化的做法，其目的只有一个——否定革命的可能性！ 它向我们暗示，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变革，只要男人还存在，女人就永远是“他者”，解放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最反动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

在阶级社会里，谁是主体？谁是他者？让我们来问问波伏娃女士和她的信徒们：

一个肠肥脑满、敲骨吸髓的女资本家，当她面对着为她创造巨额剩余价值的男女工人的时候，她难道不是那个发号施令、决定别人生死的“主体”吗？她手下的工人，难道不都是任她宰割的“他者”吗？在这层压迫关系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而不是性别。女资本家与男资本家一样，他们共同构成了剥削我们的资产阶级主体。

一个在帝国主义铁蹄下挣扎的、家园被毁、亲人被杀的殖民地男性，当他面对着宗主国的女男统治者的时候，他难道不是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他者”吗？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一样，共同构成了被压迫的“他者”，共同构成了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被压迫民族！

波伏娃的理论，无耻地抹杀了阶级这条最根本的、血淋淋的界限！它妄图用一条性别的虚线，将那个脑满肠肥的女资本家和在流水线上流尽血汗的女工捆绑在一起，称她们为“命运与共的女性”；同时，她的文章（理论）在事实上，又恶毒地离间了现在或许在象牙塔里受学阀欺辱的女男学生，但在未来其所必定同样受着资本家剥削的男工和女工，这对最坚实的阶级盟友，把他们描绘成“主体”与“他者”的永恒对立。

这不能不说是阴谋！这种理论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我们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男女工人之间存在的、由私有制社会遗留下的父权思想所造成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把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甚至将其彻底掩盖。于事实结果来说，这是最反动的挑拨离间，是在帮助资产阶级转移视线、分化瓦解我们革命队伍。它用一个抽象的、名为“男人”的全称，替换了那个具体的、骑在我们头上的资产阶级，从而放过了我们真正的阶级敌人！

二、作为阶级背叛的“个人超越”

“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与男性相隔的距离；只有劳动，才能保证她具体的自由。……当她进行生产、行动时，她重新获得了她的超越性；她在计划中具体地肯定了她的主体身份。……她不再是男人眼中的一个对象、一个对应物，而是平等地、主动地面对他。女人只有通过投身于计划，不仅摆脱男人，而且在世界上获得权力，才能摆脱家庭的束缚。”

在用唯心主义的烟雾弹搞乱了敌我关系之后，波伏娃又为妇女开出了一剂怎样的“解放药方”呢？那就是：通过想办法经济独立、纯粹参加雇佣劳动、从事智力与艺术创造，来实现从“内在性”（immanence）到“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飞跃，最终成为一个摆脱“他者”地位的、独立的“主体”。

这剂药方，对于那些认识不深、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来说，不能说是不诱人的，它迎合了她们渴望摆脱平庸、实现个人价值的一切幻想。它告诉她们：“你们的痛苦不是来自剥削，而是来自精神的’内在’；你们的出路，是那个人的‘超越’。”

但是，让我们来戳穿这层糖衣。是的，这也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成为“人上人”的美梦而已。这是妇女问题的错误药方。这根本不是“解放”，这是阶级的背叛。

波伏娃说的“劳动”，是她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所从事的“劳动”。那是一种可以实现“自我”的、创造性的、资产阶级式的“事业”。在她的世界里，“劳动”就是写一本像《第二性》这样的书，就是搞一次艺术创作，就是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这种“劳动”的目的，是把个人的“主体性”投射到世界上，是通过“作品”和“事业”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在精神上完成所谓的“超越”！这是一种何等奢侈、何等脱离妇女被压迫现实的哲学游戏！

让我们来问一句，波伏娃女士，谁有资格去“超越”？

一个每天在血汗工厂里劳动12个小时、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的女工，她拿什么去“从事智力与艺术创造”？

一个被繁重家务和抚育子女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村妇女，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拿什么去实现精神的“超越”？

一个深陷债务陷阱、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身体的姐妹，她除了眼泪和血汗，还有什么可以用来“超越”？

如果我们的劳动成果和劳动过程，都属于压迫我们的女男资本家，以及父权家长般的丈夫，而不属于我们，姐妹们。我现在悲戚的想，我们又拿什么去实现波伏娃的所谓“超越”呢。

波伏娃的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我们广大的劳动妇女准备的！它是一条狭窄的、需要金钱和特权作为“身份证”的独木桥，只为少数有幸受到良好教育、家庭条件优越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女性敞开！

那么，就算她们中的极少数人，踩着别的阶级姐妹或者兄弟的尸体走过了这座独木桥，“超越”到了金字塔的顶端，成了女教授、女艺术家、女老板，她们就解放了吗？不！她们只是从被剥削者，变成了这个压迫体系的忠实维护者，和残酷的压迫阶级的一份子。她们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对更多男女劳动者的剥削之上的。她们的解放，是以整个阶级的更加不解放为代价的！这不是砸碎锁链，这是从奴隶监工手里抢过鞭子，反过来抽打自己的阶级姐妹和兄弟！

三、腐朽哲学的烂根——存在主义唯心论对妇女苦难的无耻歪曲

波伏娃的全部谬论，都根植于她那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存在主义。

这种哲学，是她的亲密伴侣、资产阶级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贩卖的精神鸦片。它的核心“思想”，就是那句听上去无比时髦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说，就是：人一生下来，什么都不是，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什么天生的“人性”或“本质”；他此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孤独的、“自由的选择”。

这听上去多么鼓舞人心，仿佛把人的自由意志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同志们，这恰恰是它最恶毒的欺骗，在阶级社会，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难道是凭空产生的吗？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有“自由选择”不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吗？一个生在贫民窟的孩子，她有“自由选择”去上贵族学校的权利吗？

存在主义，恰恰是把由社会存在（即你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血淋淋的被压迫现实，歪曲成了由个人意识（即你的“自由选择”）所决定的虚构幻想！它把阶级压迫这个客观的、物质的现实，消解成了无数个孤立的、主观的个人选择的集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波伏娃是如何将这套反动哲学，应用到妇女问题上，并以此歪曲妇女苦难的。请看她在《第二性》中反复吟咏的、充满存在主义谎言的段落：

“当一个人被囚禁在厨房或闺房时，他的视野是受局限的……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性才表现为一种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超越任何处境……一个主体只有通过不断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他的自由。” “因此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词汇：‘强大’或‘弱小’的本能……我们认为，身体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处境：它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抓手，是我们生存规划的可视部分。” “人的悲剧，在于他既是其所是，又不是其所是。人们不能把他归结为‘在场’（présence）的定义，因为他总是存在于别处，通过自我投射，超越自身。”

在她看来，一个被囚禁在厨房的妇女，她的悲剧不在于囚禁本身，而在于她“没有选择”去“超越”这个处境，这简直是强盗的逻辑！这就好比对一个戴着镣铐的奴隶说：“你的不自由，不是因为你戴着镣铐，而是因为你没有选择用意念去挣脱它！” 这不仅是对我们苦难的嘲讽，更是将压迫的罪责从压迫者身上，转移到了被压迫者自己身上！

她告诉我们，身体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处境”，是“生存规划的可视部分”。这是何等空洞的文字游戏！一个女工因为过度劳累而垮掉的身体，一个农村妇女因为贫困而营养不良的身体，这难道不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的“物”吗？难道仅仅通过改变一下“生存规划”，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个被摧残的身体就能恢复健康吗？存在主义，就是这样用主观的、空洞意识的词藻，来掩盖和抹杀客观的、物质的社会现实。

她所谓的“超越”，归根结底，是一场发生在个人精神世界里的、孤独的“自我投射”。这是一种最懦弱、最无力的自我麻痹。它在强大的、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瑟瑟发抖，不敢承认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不敢触动私有制这个根本，于是只能龟缩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用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欺骗。

这种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面对世界革命的汹涌浪潮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感到绝望、无力和恐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既不愿像无产阶级一样投身于彻底砸碎旧世界的暴力革命，又不满于资产阶级（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于是便陷入了这种既强调“绝对自由”、又感受“绝对孤独”的、精神分裂式的绝望呓语之中。

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把这种充满病态的、没落阶级的情绪，涂抹上“妇女解放”的油彩，贩卖给我们这些在苦难中急于寻找出路的阶级姐妹！这是一剂最毒的、引导我们放弃斗争、接受奴役、并最终在孤独和绝望中沉沦的精神鸦片。

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与波伏娃的根本对立

或许，有姐妹会感到困惑。既然波伏娃的理论如此反动，她为什么还要在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呢？她甚至还承认了恩格斯的“巨大进步”？同志们，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狡猾的伎俩，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能够科学解释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强大理论武器，他们绝不敢公然地、愚蠢地宣称它一无是处。相反，他们采取了更恶毒的策略：先致以敬意，用几句不痛不痒的赞美来麻痹我们，让我们以为她是一个“客观公允”的学者；然后，再以“补充”“发展”为名，对其进行的歪曲和阉割，最终将其革命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彻底抽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波伏娃究竟是如何表演这套伪劣的把戏的。

她在书中，“诚恳”地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但紧接着就话锋一转，认为“经济一元论”有其“局限性”，无法解释妇女问题的全部。于是，她便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件破烂衣服，随意地捡起几个碎片，然后和她那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垃圾缝合成一件“百衲衣”，并堂而皇之地称之为“扬弃”和“发展”。

她在书中，摆出了一副“客观公允”的姿态，她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真理”，她承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回顾了妇女的历史”，并将妇女的解放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波伏娃必须首先承认恩格斯的理论有其“合理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如此科学、如此具有穿透力，以至于任何一个严肃的作者都无法绕开它。

她看似是在赞同，实则是在为后续的歪曲和攻击做铺垫。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这样说道：

“恩格斯根据这一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回顾了妇女的历史。他指出，这一历史主要有赖于技术发展史。在石器时代，土地归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原始耕作的工具不完善限制了农业发展潜力，女人的体力对园艺种植是胜任的。……在这种原始的劳动分工中，两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平等的。” “但家务劳动也就包括编织和陶器之类的生产劳动，因而女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女人便求助于其他男人的劳动，这些男人处于奴隶地位。于是出现了私有制；男人成为奴隶或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点应当由旧的劳动分工的瓦解来解释，而这种瓦解是发明新工具带来的后果。” “‘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为，女人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倍倍尔在论述妇女的伟大著作中就这样指出过。”

看，姐妹们，她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她似乎完全接受了我们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解放的前提。如果只看到这里，我们甚至会误以为她是一个我们的同志！

但是，阴谋，恰恰就隐藏在这虚伪的肯定背后。

在进行了上述“客观”的铺陈之后，波伏娃立刻就亮出了她的獠牙。她开始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并用她那套腐朽的、个人的、主观的存在主义呓语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也许我们可以更大胆点，她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波伏娃女士，又是怎么歪曲污蔑恩格斯同志所提出的正确观点呢：

“由恩格斯概括的这一理论体系，显然比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理论体系前进了 一步，但我们仍感到失望……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给忽略了。 整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从私有制的过渡，可是这一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恩格斯本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现在在我们对此毫无所知。’” “历史的细节毫无疑问，甚至也没有提出任何解释。同样，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不是清楚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尚待解释的事实当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未曾探讨，也许是因为他所揭示的历史是偶然的，附属的。” “如果，如果我们在不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就可能了解这些真实真理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在这些问题周围涉及到整个人的方面，而不是那种抽象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人类。” “例如，看来很显然，只有参照生存者的固有企图，才能够理解‘私有’这个概念。私有制要出现，主体就必须分化为一种认为自己根本上是个个体，并坚持他生存的主体性和分离性的倾向……只有通过与客体和他者的斗争，他才敢于肯定他自己；……劳动的教训不就是深刻的，而只是肤浅的。”

看清楚了吗？姐妹们！这就是波伏娃的做法，这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面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时，最典型的修正主义伎俩！恩格斯在书中明明已经用整章的篇幅，通过分析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和犁耕农业的出现）、剩余产品的产生、以及新的生产工具恰好首先掌握在男性手中这一系列物质条件的变化，科学地论证了私有制的起源！而波伏娃却断章取义，抓住恩格斯一句谦虚的、指历史具体细节尚不清晰的话（“现在我们对此毫无所知”），来全盘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彻底解释。

她甚至敢宣称“私有制是否必然涉及对女人的奴役”是“不清楚的”，妄图否定我们妇女千百年受压迫的血泪凝成的历史事实。而她用以“解释”这一切的，又是什么货色呢？不是生产力的发展，不是阶级的分化，而是所谓——“生存者的固有企图”。是人的主观的“意愿”！她把历史的动力，从客观的、物质的阶级斗争，偷换成了主观的、个人的“自我肯定”！她甚至公开宣称“劳动的教训是肤浅的”，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劳动改造人、创造世界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我们整个无产阶级赖以为继的、创造了全部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贬低得一文不值。

为了证明她这套唯心主义黑货才是“更深刻”的理论，为了否定我们无产阶级妇女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她甚至不惜公然地、无耻地向我们泼脏水！她一方面，流着鳄鱼的眼泪，假惺惺地“同情”我们劳动妇女的苦难，引用布朗基的话来描述我们的悲惨境遇：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写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从早上3点干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17个小时。……年轻的女工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

但另一方面，她又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否定我们的阶级意识，否定我们的团结，否定我们进行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请看她在全书开篇的“作者序”中，是如何给我们整个无产阶级姐妹下判决书的：

“无产者并非一直就有，而女人却始终存在。她们由于自己的身体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无产者之间称‘我们’，黑人之间也如此。他们把自己视为主体，而把资产者和白人视为‘他者’。但女人除了在女权会议上或在类似征示示威游行中，一般不说‘我们’。男人说‘女人’，女人在谈到自己时也用这个词。她们确实没有表现出主体的态度。无产者和黑人具体分别在俄国和海地完成了革命，印度支那人民也正在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然而女人的努力只不过是一些象征性的骚动而已。她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男人想赐予她们的。” “由于女人不具备具体手段，所以可以和相关整体相对抗的整体，所以才出现了上述情况。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也没有宗教……她们甚至没有无产阶级因工作和切身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责任感。她们甚至没有不分等级地住在一个地方，从而有一种社区感……她们散居在男人中间，由于居住、家务和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等原因，而紧紧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丈夫，其程度甚至大于对其他女人的依附。”

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姐妹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什么简单的理论错误，而是一种精神错乱式的语言。它在一页纸上，用最冷静的笔调描绘我们无产阶级姐妹被残酷剥削的客观事实；转过头在另一页纸上，又用恶毒的断言，来否定我们能够团结起来，进行革命的主观能动性！

是的，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阶级立场上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必然暴露！

她一方面，能够凭借其资产阶级教育资源造就的敏锐，观察到我们无产阶级妇女所遭受的部分苦难，并为此流下几滴廉价的、居高临下的“同情”眼泪。

但另一方面，她那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又让她对我们无产阶级所蕴含的、能够埋葬整个旧世界的革命性，感到本能的恐惧和骨子里的鄙夷！

这种深刻的分裂，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经典体现。作为一个依附于资产阶级文化和生产体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无法、也不愿真正背叛自己的阶级，去拥抱能够彻底摧毁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她只能在“同情”被压迫者和恐惧革命之间来回摇摆。所以她才会一会儿承认我们被残酷剥削，一会儿又宣称我们没有“共同责任感”；一会儿承认我们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紧密相联，一会儿又污蔑我们的斗争只是“象征性的骚动”！

前一半，是她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后一半，是她为了否定这个现实的——妇女革命潜力，而不得不进行的主观歪曲。这种矛盾，不只是她个人的精神错乱，更是她所属的那个阶级，也就是在历史的夹缝中瑟瑟发抖、既不甘心被大资产阶级吞并、又恐惧被无产阶级革命洪流所淹没的，小资产阶级的集体病症。

这就是波伏娃的伪劣把戏！这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时，所必然采取的、自相矛盾的修正主义伎俩！她假装“引用”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因为她需要借用马克思主义，来装点自己的“女权”主义门面，以示其理论的“深刻”与“同情”，只因马主义女权的阐述和对妇女运动的推动具有历史伟力，她需要这个来证明她“女权”的合法性；而她紧接着就必须阉割它、歪曲它，也只是因为她对马克思主义必然导向的无产阶级革命结论，感到了发自骨髓的阶级恐惧。

她把一场由生产力发展所驱动的、决定了亿万妇女命运的，轰轰烈烈的原始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偷换成了（“与客体和他者的斗争，他才敢于肯定他自己”）一场发生在少数男人头脑里的、唯心主义的“观念转变”。她把历史的发展动力，从客观的、物质的阶级斗争，偷换成了主观的、个人的“自我肯定”。她甚至公开宣称“劳动的教训是肤浅的”，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劳动改造人、创造世界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我们整个无产阶级赖以为继的、创造了全部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贬低得一文不值！

这就是我们被压迫妇女，与她（波伏娃）之间，其所最根本对立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妇女为了砸碎旧世界而斗争的唯物主义，与她为了在旧世界里苟活而进行自我麻痹的唯心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

现在我们都知道，波伏娃的《第二性》，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和折衷主义。

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严密、如钢铁般坚固的科学体系，它的灵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承认私有制和它的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是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一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试金石！波伏娃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把它降低为一种可以随取随用、随意歪曲的“社会学分析工具”，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无耻背叛。

在根源问题上，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

波伏娃从“意识”出发（“存在先于本质”），认为妇女的悲剧在于她未能像男人一样将自己确立为“主体”，甘于充当“他者”。

而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出发，明确指出，妇女的悲剧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产生和她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丧失！

一个是意识决定存在，一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承认社会现实和否定社会现实、你死我活的路线。

在解放道路上，是个人改良与阶级革命的对立。正因为《第二性》对病根的诊断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那么其开出的药方，也必然是为维护旧制度、麻痹被压迫者服务的精神鸦片。波伏娃的道路是诉诸个人意志的、精神层面的“觉醒”和“超越”，最终指向个人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更好地融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是诉诸阶级力量的、物质层面的暴力革命，最终指向彻底砸碎旧世界，消灭私有制！

姐妹们，同志们。我们的剖析到此，已经清晰明了了。

《第二性》不是妇女解放的“圣经”，而是麻痹我们无产阶级姐妹斗志的精神鸦片。它是一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书斋里写给自己看的“解放”指南，它用对我们劳动妇女苦难的一种虚伪且无用的“同情”，来掩盖其阶级立场的根本反动和背叛，并最终指了一条让我们互相撕咬、并最终万劫不复的死路。

因此，抛弃这种反动的、捉弄人的幻想，不是一种情感上的选择，而是我们走向真正解放的、理性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把目光从个人的、虚无缥缈的“超越”，转向我们整个阶级的、历史的、必然的解放事业。

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由少数精英通过个人奋斗就能完成的目标，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这一宏伟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不砸碎套在整个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私有制锁链，妇女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同样，不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从家庭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永远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