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得势，否定文革的浪潮在中国社会亦卷土重来。曾任中宣部部长、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一的陆定一，抱着对无产阶级刻骨铭心的仇恨，对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了一个愚蠢的意见。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再提文化大革命，理由则是文化大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场大的政治斗争，是党犯的一个大的政治错误，与文化革命没有本质联系。胡耀邦当然认可陆定一意见中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但他毕竟不像陆定一那般愚蠢。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发生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维持了十年之久，无论是失败或成功，被肯定或被否定，它都早已将自己深深刻入了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头骨之上，以至于任何学者在研究上世纪后期的国际史时都不能忽视它。因此，不提文革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胡耀邦没有立马答应，在他就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又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即打引号。他于1980年7月10日至17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陆定一同志不赞成提‘文化大革命’，那就打个引号吧。”从此，中国的各种报刊和文件上，凡提到文化大革命之处，必打上引号，以示对其革命性的彻底否定。几十年来，文化大革命就以这样的面目视于公众。

文化大革命的引号，邓小平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出版物上极混乱而又模糊粗陋的讲法，这一切只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对光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恐惧与仇视。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宣传机器，大肆吹捧“改革开放”的"奇光异彩"，却对“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历史讳莫如深，即使偶尔提到也要加以攻击诽谤，这是他们死不悔改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但是，无论出于怎样的立场而对于这样一场运动有着怎样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毕竟还是中国，它紧随文革之后，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忽视文革对它的影响。像邓小平一般要求人们刻意不去详尽研究文革，那无疑是割裂历史的愚蠢做法。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此，无论对着文革的评价因立场而有着怎样的不同，出于研究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就不可能不去对文革进行一番研究。而在几十年来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长期影响之下，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又极其混乱，即使是在马列毛主义内部同样充斥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所以，研究文革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要研究文革，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文革。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认为正式爆发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布之后。在当时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提法，诸如“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只是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统一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便不断在文化领域进行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化革命，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文革起初的意义便是这样的文化革命，可是在其后的实践中，文化大革命被赋予了比它的名称所要深厚得多的内涵，不再只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演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如陆定一所说的一样，与文化革命并无本质联系，这是陆定一荒诞无稽的糊涂话。文化大革命从文化革命始，便不可能与文化革命割裂开来，否认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革命，其不过是想通过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文化，进而达到肯定资产阶级文化、肯定资本主义文化的罪恶目的。

要真正理解文革的内涵，便必须了解它的指导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毛主席创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发展。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妄图效仿赫鲁晓夫，使中国步苏联之后尘，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高瞻远瞩，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规律，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它包含如下六个基本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由此我们已大概可以知道，毛主席是出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目的而预备掀起一场运动，运动的任务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国内国际都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一切要从头开始搞，因此具体如何进行，还要根据实践的深入来探索。

不直接受党领导、而间接受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它被中央文革发现后推广到全国，遂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文革史简明教程》认为：“在暴力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理人是可以通过党内斗争压制的，资产阶级作风是可以通过整风压制的；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党代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控制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了许多，官僚主义作风更加猖獗，在无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已经无法通过单一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中可以有群众性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区别在于是‘逼迫党委闹革命’还是 ‘踢开党委闹革命’）压制住，因此1966年前的斗争无法阻止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大部分地方党委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要补充党的革命性、揭露与压制党的阴暗面，必须从党外，也就是借助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即使是在暴力革命时期，单纯通过党内斗争手段也难以彻底压制资产阶级代理人，通过整风也并不能彻底压制资产阶级作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暴力革命时期的一次次反扑，资产阶级作风的一次次重现正是明证。但在当时，党内资产阶级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主要矛盾还是与党外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党外的反动派的斗争上，所以在这一时期并不可能借助群众运动来揪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并不像《文革史简明教程》所说的，是由于党内斗争和整风手段可以压制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作风，才没有群众运动。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在党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体现出来，这时候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既然到了党内，那么也就有必要同时也有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党内资产阶级身上，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鼓吹的所谓的“奉旨造反”，这是建国后十七年长期积攒的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只不过群众组织被此时的中央文革认为是运动的最好方式，“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群众在受到中央文革的鼓舞之后，便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运动中坚持大方向，这与他们自身批判执行资反路线的党委的诉求是一致的，而不是对中央的盲目跟从。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运动部分任务的完成，旧秩序被打破，建立新秩序成为迫切需要，因此中共九大以后，群众组织走向解散，党的领导被强化，这标志着运动第一阶段的结束。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允许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为解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因而要求将阻碍继续革命的那些“党”的纪律打破，这里的“党”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党，对这样的党的扬弃恰恰是无产阶级党性、无产阶级纪律性的体现，实际在运动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造反派也都坚持中央文革的大方向，而不像资产阶级右派所说的文革是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但群众组织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自发性派性问题无法解决，这是非党的一面，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来克服，因而在任务完成之后，群众组织便迅速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 稳固秩序的确立，是与旧秩序完全不同的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