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家已经把信任交给了ccrls［^1］，那么不言而喻，ccrls也就必然要承担起整个组织的领导责任。我们把决定事情的权利集中在ccrls身上，这件事情归根到底，只是为了让它更好地为继续革命社的总体利益服务，哪怕在极微小的程度上，也绝对不能是为了给个别同志维持良好的人缘。在服务革命利益的条件下，在革命民主的基础上做出最符合组织和整体利益的决定，这本来就是革命集中的应有之义。如果我们的同志因为害怕被扣上什么个人专断的帽子，就凡事都要投票、事事都要没完没了地商量却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生怕自己当不成民主的模范生，那么这种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没有领导的混乱，说得更直接一些，它只是一股带有小资产阶级习气的无政府主义风气。

当战役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全社已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基本的斗争策略的时候，负责同志就不可避免地要行使民主赋予他的集中指挥权。在战场上，指挥员的命令在战斗中就是最高原则，下级只有执行的义务，根本没有坐下来迟疑和动摇的份，因为他的决策和部署在客观上符合整体的革命利益。如果因为错误的民主而形成了一种损害革命利益的错误集中，那么大家当然要在战后通过民主会和自我批评来推倒它，重新确立起正确的集中。但在目前，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紧要关头却缺乏指挥的勇气，甚至产生了一种莫名适从的安全感，以为非得把每一个人都彻底说服了，事情才可以往前挪动一步，这种对**“民主模范生”**名誉的追求，归根到底不过是对领导责任的逃避，这就使得社内绝对民主主义的气氛变得浓厚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同时遇到了另外两种看似对立、实则都在破坏组织基础的错误倾向。如果说某些根本不代表成员意志、也并非由民主集中制所推举出来的分子，总是无视组织纪律，习惯于凭借个人的游离习气去冲击组织的纪律，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只是想在破坏民主的前提下另立个人的集中，例如，dizio、康平路、云水怒、明、衡阳、沉默。与这种小集团的宗派主义相反，荷叶、伯塔、maoist、少初、钱宁以及ccrls的某些同志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不敢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前者想要另立山头，后者则只想当人畜无害的民主模范，这两股力量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同拆毁了组织赖以生存的民主集中制基础。

既然我们今天连一个简单的线上组织的集中原则都理不明白，那么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斗争中，面对走资派那群组织严密的对手时，我们也就必然会陷入瘫痪。当情况十分紧急、有反对意见跳出来妨碍革命工作推动的时候，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具有领导能力的尺度，就在于他敢不敢无视那些片面的、形式上的反对意见，把革命的整体利益毫无保留地贯彻下去。当然，我们同样要防止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三种倾向，那就是以集中的名义去脱离民主、脱离群众的危险，但我这次的批评，只针对眼前这种绝对民主主义的流毒。

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残留着一种幼稚的小资产阶级守旧习气，那就是所谓的“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对不犯组织程序错误”。其实，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民主集中制的任何片面理解，都包含着不可忽视的危险。只要组织内部的集中还不被重视，那么自由主义的滋生和另立集中的现象就必然要在现实中盛行。如果我们在当前的线上实践中不迅速建立起一套高效、有纪律的工作方法，去遏制这种绝对民主主义的泛滥，那么这个组织最多支撑五个月，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完蛋。当我们看到组织内部把所有琐碎的、次要的意见都摆在和革命根本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时，这本身就已经宣告了无政府主义彻底泛滥的结果。

毛主席在早期的建党实践中就对绝对民主主义进行过无情地批评，民主有的时候是毒药，是机会主义和走资派可以利用的毒药，成为削弱革命力量集中统一的工具，文革失败的一个原因也在于造反派的绝对民主主义，文革后期部分群众组织中也曾出现派性斗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削弱了革命力量的统一行动能力。我这里只谈绝对民主主义带来的问题。一个一个都害怕犯组织错误，等没了组织时，才敢起来进行非法斗争。当民主的形式脱离了革命的政治目的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修正主义分子消磨革命力量集中统一的工具。回看历史上的教训，苏共在晚期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去通过发动群众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而中共在关键时刻却又常常陷入了凡事必须走完形式主义民主程序、夺权方式过于合法化的泥潭之中，以至于在面对走资派的猖狂反扑时显得犹豫不决，不敢去争取胜利。这一步需要扩大民主，而下一步则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形成坚决有效的集中统一行动，革命派在必要时，理应抛开组织程序来捍卫革命果实。

一九七六年支持革命路线的力量在中央变局发生时未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反击，这一血的教训已经表明，单纯发动群众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巩固和保卫已有的革命成果同样重要。

走资派集团在夺取权力时往往更具有行动上的一致性和组织上的主动性，不受革命原则约束，因此常常能够为了政治目的采取各种手段。虽然我们不能学习他们的反革命作风，但必须认识到，革命力量既要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又必须保持组织纪律和统一行动能力。相较之下走资派没有民主的束缚，他们的行动就自由的多，他们才不顾形象如何，才不顾会不会犯组织错误，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我们不能学习走资派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他们的无组织无纪律也是因为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决定的，但我们要充分反映群众的意见，代表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要有组织有纪律。但是当党的纪律被走资派利用成为了消灭党的手段时，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保护的党的纪律，就要破坏这时的组织程序，破坏组织的纪律。及时行使党和无产阶级赋予自己的集中的权利，号召和命令手中的武装，号令群众打击走资派。即使这一号令是违反了党内民主，违反了组织程序，但结果从政治上保卫了党 ，犯了组织错误却取得了政治胜利。这是毛主席说的不怕开除党籍的原因，就是让革命者不要被党员的组织身份束缚，因为组织程序会有错误，不在此时打破组织程序 ，那么组织本身就要覆灭。这不是什么阴谋诡计，也完全是光明正大的形势组织赋予的集中的权利，但敢不敢在行使时破坏党内形式民主，这就取决于行使者的勇气了。

如果说集体领导有它的好处，那么这好处仅仅在于它多倍地增加了党内涌现出革命权威和集中力量的机会，而绝对不是说，我们凡事都必须等所有人商量一致了才去行动。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反击时刻，其中一人能够敢于发挥他的革命权威，应该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因为人多意见就可能会不一致，有犹豫、有徘徊、有观望、有被吓到的、也有想反击却因为意见不一致作罢的。在这一关键阶段，只要有一个具有革命权威的同志能够顶住压力、抛开那些妨碍行动的反对意见，站出来去指挥和动员群众，他实际上就是那个阶段新的、事实上的革命集中。集体领导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参与领导的人多了，革命的权威也多了，民主的意志也集中在了这几位集体上了。但这并不是说为了行使领导权，必须凡事都要商量，而是随便谁都是革命的权威，谁都可以抛开另外的人，履行领导的职责。集体领导的好处在于，有多少个领导人，出现集中领导革命的概率就出现了多少倍。

上海革命委员会在当年的历史关头之所以遭遇失败，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在组织程序上太过于温顺和循规蹈矩，他们害怕犯组织错误，结果却犯了毁灭性的政治错误。在走资派的刺刀已经逼近眼前的最紧要关头，他们居然还要试图通过一整天没完没了的无效辩论去说服每一个队伍内部的怀疑者，这种政治上的幼稚，在先锋队的发展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当一个正确意见提出时，必然有一些同志不理解，完全可以事后解释，可明明自己是这里最正确的人，却因为害怕受处分，没法将自己的意见推动下去。

正如继续革命社之前面对组织内机会主义分子的突然袭击时一样，拥有领导权的同志没有在第一时间果断处置，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扯皮和争论，这同样也是政治上幼稚性的典型体现。我们要向历史上的革命者学习，既然组织把决定和指挥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同志身上，那么我们在考虑一切问题时，就必须完全把个人的名誉、形象和对组织程序的形式主义的迷恋抛在一边，仅仅从怎么做才最符合革命和组织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展开行动。衡阳事件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的。因为他的问题不够紧急，可以通过民主，通过长久的说服教育，可以通过集体民主投票解决。我在对待衡阳这个问题上，忽视了衡阳在安全对组织造成的不稳定，只是看到了他具有磨练我们小资习气的一面，对钱宁同志提出的意见没有过分地关注。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你们比我聪明，如果自己的行为是从整个组织服务，为了革命，也要敢于突破这个领导权威。

既然组织将领导权集中在了我们身上，不只有我，还有你们，那么，我们所考虑的一切应该从怎么为这个组织的利益服务，一切从组织角度思考。所以，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当突发状况降临、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走完繁琐的党内程序时，如果一把手还在犹豫不决，我们的其他同志敢不敢直接跨过这些形而上学的程序限制，直接去代表和组织那些最广大的群众？去领导群众呢？去团结群众呢？你要知道，要实现真正的团结，在客观上往往不是靠口头上的辩论和说服，而是靠果断的、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尤其是在组织内部犹豫不决时只有立马行动起来，才能够起到真正的团结那些即使反对你的意见，即使你只是领导层的最末。只要你敢于站出来了，那么其他同志也都会陆陆续续团结在你的周围，因为你的行动给了其他同志一个定心丸，给了他们一条出路，这时候你这个组织上的最末，就是政治上的最高级，绝对的领导核心。

论资排辈，那种领导层里的等级制度，就是一种政治上和领导上的形而上学，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的组织上的一把手，张春桥、江青则是排名靠后的。如果这些排名靠后的张春桥与江青等领导分子，敢于突破组织程序，敢于直接根据人民的利益，直接去代表群众，那么他们就是事实上的新的领导核心，是新的革命的集中。革命集中不是通过组织程序被固定在了某个人身上，而是因为那些革命领袖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民主意志才会集中在他身上，最后再通过组织程序表决，从这里可以看到，组织程序只是起到了纸面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纸面的规定是水泥一般凝固的，而是因为那些革命领袖他们常常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民主意志常常才会集中在他身上。但是革命领袖也会犯错误，那么人民的利益还会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找出暂时取代革命领袖的人物，执行革命的意志。毛泽东之所以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不是因为他被共产党的组织程序以及内部表决通过的。恰恰是因为他自始至终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而程序与表决，只是对革命集中于他一身这一事实的承认而已。他的领导权不是在表决以后才存在，相反地，它恰恰是在他敢于直接代表人民的利益、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决绝斗争的过程中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也正因为他的斗争，他也就取得了对革命力量的领导。无论他的职权高低，即使在组织排名是老末，他也是已经获得了革命人民的拥护，成为了革命人民的实际领导者。

大家可以看看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的情况。他虽然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但并不是党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党中央核心决策层中的影响力一度受到削弱，甚至被严重边缘化。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同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反对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主张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出发探索革命道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提出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反对脱离根据地实际条件的冒险主义方针。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毛主席长期反对博古、李德等人推行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主张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机动作战，坚持运动战而反对僵化的阵地防御和单纯消耗战。他认为红军的优势在于机动灵活，而不在于与敌人进行正面消耗。然而当时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他本人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也受到削弱。

长征开始以后，错误军事路线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新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持从革命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历史实践最终证明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也正是在同错误路线长期斗争并不断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他逐步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信任与拥护。他为了保卫中国红军的革命力量，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反抗党内机会主义者，即使这些人位高权重，即使他领导人民在组织程序根本就不恰当。但毛主席仍然敢于直接领导人民，抛开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的形式民主，抛开党内的反动集中。他在湘江战役时越级下达作战命令，但因为他的命令是符合革命利益，符合战士的需要，他就取得了党内革命力量的拥护，取得了战士的坚决执行，因为他在这时活动给犹豫不决，常吃败仗的红军了一个定心丸，他成为了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可见，遵义会议并不是凭空创造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而是党对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一次总结和确认。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进入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层，并逐步取得实际领导地位。此后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检验，他最终成为中国革命公认的领导核心。这说明，真正的革命领导权首先来源于正确路线和革命实践，来源于是否能够代表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而组织程序和职务任命则是在这种实际领导地位形成以后，对其进行确认和巩固。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不是依靠职位产生的，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通过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维护革命利益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这个敢为革命先的革命原则大家不掌握，来了第二次文革也是失败。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就是其他人能够克服彼此的错误，而不是事事要取得一致。这叫找共同点，不是辩证法，这叫求同存异。集体领导辩证法是，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必须有人将正确的东西贯彻下去，打败错误的东西。而不是将领导看作是论资排辈，看作是先来后到，或者是再彼此之间找一个共同点，搁置不同点，并将这个行为也套上“民主”的称呼。这种假民主不是民主，这是相互妥协，这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哲学。只有正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被反映出来才叫民主，错误反映的东西因其反对革命的利益，也称不上正确的民主，从而这种民主之上形成的集中也是反人民的。由此可见，集体领导的本质是，彼此克服对方的错误，能有人及时将捍卫革命利益的正确的东西坚持下去，从而，革命打败反动，正确打败错误，革命者抛开反动派，正确观点走出错误的包围，去人民中间领导人民，是去行动去执行，去为革命直接的服务。

1：ccrls ：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