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可能简短的定义，那末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又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这说明，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并不首先在于是否已经形成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而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垄断，才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基础；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以及殖民地争夺，则是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表现。

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是：

第一，产业资本的垄断。

第二，金融资本的垄断。

第三，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

第五，世界被瓜分完毕。

但第三、第四、第五，本质上都是由第一和第二决定的。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就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输出，不过是这种垄断发展的必然结果。“[^1]对于旧资本主义来说，占统治地位的是商品输出。对于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输出。”但同时又指出：“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资本过剩’已经形成的结果。”[^2]因此，资本输出并不是脱离垄断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过剩和垄断统治。

一、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何时发家？

1978年在邓小平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盲目大规模引进外国过剩和淘汰的重工业机器，造成了重工业部门的严重生产过剩，致使这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的由于两大部类投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重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本质是由于：

“重工业的投资水平和扩张速度，脱离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消费能力因缺乏投资的相对缩小。第一部类的商品生产中，一部分重工企业因缺乏轻工业和农业投资被挤压，无法满足第一部类对原料的需求，导致刚落地的外国重工机器立即陷入停滞外，还有更多的重工业部门是在本国原有产业基础上的实现地扩张。短期的投资在短时间内刺激了这些重工业部门可以不顾它的消费市场而盲目扩大生产，结果却是盲目生产的大量生产资料商品却找不到市场，轻工业和农业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足以消化掉这些商品。在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商品的倾销场所，也不能够通过外国市场实现起商品价值。最终，从外国引进来的一部分重工业企业陷入了生产停滞，另外一部分企业却因为盲目生产扩大，商品找不到销路。因此，重工业生产脱离轻工业和农业中有支付消费能力，最终表现为由投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第二部类消费不足的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过剩。”［^3］

“洋跃进”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在新中国成立历史上以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直接导致中国从原来的无债之国一跃沦为了倒欠欧美、日本等帝国主义约数十亿美元，后续累计借款逐步扩大，同时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国家财政，由于邓小平的盲目引进和购买外国淘汰的重工机器，几乎被掏空。重工业的盲目扩张脱离我国的轻工业和农业的供应与我国人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这成为了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的主要原因，并在1978—1979年的投资高潮之后，随着中修采取极为严厉的紧缩措施，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 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而且，以国有企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主要代表的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持续性下降，从1978年的22%下降到1979年的4.58%，1980年为6.65%，到1981年则出现负增长，为-10.51%。大量国防和民用重点项目被下马或搁浅。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空军下马重点项目31项，海军11项，第二炮兵部队45项。其中，相当数量的重点研制工程被下马或暂时搁浅，涉及航空、海军、战略导弹以及大型计算机、工业自动化等多个重要领域，例如，在民用高科技领域主要下马或放弃的项目包括：长城大型计算机（长城1代、2号）、曙光巨型计算机（曙光1号）、沈阳工业自动化项目、上海船舶数字焊接系统，以及部分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关键工业项目。这些项目的下马进一步证明了中修财政因这次经济危机，造成了极大的亏空，大批重工项目的同时下马，也引起了当时失业率的激增。

文革结束以后，上山下乡政策也被叫停，几千万青年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但是城市的重工业经济的恶化和原来从事农村乡镇的轻工业与农业人口的回城，同时造成了城市人口突然暴增，就业岗位却被国家一刀切的撤销了，和农村因突然缺乏大量的劳动力，又导致集体农业粮食生产率断崖式下跌。一方面，城市里暴增的失业人口，另一方面是面临粮食和食品轻加工的供应不足，城市的治安环境突然恶化了起来。继1979年冬天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后，中修中央政法委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运动开始了。

中修政府了缓和财政赤字，对内采取一系列打击和搜刮人民的举措，例如通过“严打”和“计划生育”的法西斯式剥夺，将一切触碰当时红线的劳动人民一律采取顶格罚款，甚至没收财产并直接枪毙。中修名义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实际上是利用打击违法犯罪的名义，掩盖他们实际上剥夺无产阶级的财产，填上巨大的财政窟窿而已。所以，中修除了通过严打和顶格罚款、没收“罪犯”财产以外，还通过进一步扩大内债和超发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人民公社在现在，也已经拖了财政的后腿，因为这会导致财政上提出一笔资金用以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而当时人民公社由于缺乏大量劳动力，已经逐渐入不敷出了。中修也以此为由，逐渐在全国各地实际上撤销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以生产队为主，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三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通过了以按户内人口把土地生产经营权分配到户的“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大幅度地减少政府支农投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政经一体的集体经济的管理办法，并鼓励农民相互雇工或自雇。农村的走资派和原来被镇压的反动派分子，立马重新骑到了过去的集体农民，现在的小资产农民的头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立马得到鼓励，又在中修政府的“农村工业化”的有意引导下展开了彼此的相互竞争，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在农村开始了。

农村的资产阶级凭借过去在人民公社所攫取的管理权，在瓜分集体积累和公社土地时，优先划分到了最优质的耕地和设备，过去的进步农民或底层群众只能被分到一些劣质的土地，甚至什么都没有被分到。因此，从过去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倒退到个体经济，本身也不是一场从同一起跑线开跑的比赛，而是一开始就是一场充满了阶级压迫和两极分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底层的农民还要承担着高昂的计划生育的“生育税”和为了供应城市人口而要求的农业税。

这样，经过洋跃进以来的中国，是进入到了长期的经济萧条的阶段，重工企业的投资受到了萎缩，城市失业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又严重匮乏。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昂的财政税收，使得城市和农村的人民越来越难以继续生活下去了，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已经对邓小平政府表露了严重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怀念起毛主席时期，这就引起了邓小平统治的不安，城市严打和农村计划生育又是维护邓小平集团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的护身符。但是城市多余的人口始终是统治的隐患，长期的经验萧条和农村的两极分化的开始又“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了许多“自由”无产者的出现。

仅仅只是掠夺本国人民，虽然能够一时缓解财政赤字压力，但也容易葬送中修的反动统治，我国自由的无产者越来越多的从中修压榨之下形成了出来，并彻底成为了区别于毛主席时代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国家，重新沦为了雇佣奴隶，他们已经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国家为了积累财政资金，自己的铁饭碗也日益不保，农村激烈的生产竞争，也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一步丧失土地，成为自由无产者，不得不跑到城市讨生活。他们的怨气越来越大，这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

越北自从胡志明死后，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与扶植下，也已经逐渐沦为了依附于苏修的半殖民地、半附庸国家。尤其是在黎笋集团全面倒向苏联之后，越南不仅在经济上依赖苏修援助，在军事、外交乃至国家路线问题上，也越来越受苏修摆布。1978年，越南在苏修支持下出兵侵略民主柬埔寨，建立亲越傀儡政权，实际上充当了苏修在东南亚扩张势力范围的马前卒。苏修则借机大规模进入越南，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将越南纳入其帝国主义争霸体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十足大国控制小国、宗主国操纵附庸国的殖民主义关系。

与此同时，越南国内也逐渐推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路线，大量农村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官僚特权阶层迅速形成，国家机器日益脱离劳动人民；经济上也高度依赖苏修的经济援助，本国也迅速形成了以出卖国家资源和剩余价值的买办集团，残忍的镇压本国人民。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确立了统治的资本主义。”而苏修则是在社会主义外衣下实行帝国主义扩张，因此毛主席将其概括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越南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也正是依附于苏修体系下的地区性扩张工具。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即便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只要无产阶级专政被篡夺，官僚资产阶级上台，最终就必然会走向对外扩张、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道路。苏修、越南，乃至所谓被迫防御的中修，也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体现。

在苏修授意、支持和武装下，为苏修在东南亚推行殖民政策、争夺势力范围服务。越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集团，则在苏修扶植下迅速膨胀。他们依靠苏联援助形成了庞大的官僚军事机器，一方面对内压迫本国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则对周边国家采取扩张与干涉政策，妄图建立所谓“印支联邦霸权”。其本质，是依附于苏修的地区性官僚扩张集团。特别是在侵略柬埔寨期间，越南不仅承担了苏修南下扩张的战略任务，同时其本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借机掠夺柬埔寨资源、控制市场与政治权力，从中瓜分侵略所得的利益。也就是说，越南不仅是苏修殖民体系中的附庸，同时其自身也逐渐演化为带有地区扩张性质的地区性买办大国，其统治阶级还通过压迫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垄断性。

这种关系，正如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体系中的等级结构一样：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小的附庸国，而附庸国又进一步压迫更弱小的民族与国家。苏修控制越南，越南再控制柬埔寨与老挝，形成了一条由大国金融资本、军事资本与官僚垄断集团构成的压迫链条。

随着苏修在东南亚扩张战略的推进，越南官僚买办集团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在苏联大量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下，越南不仅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挝，还开始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甚至频繁武装侵犯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试图配合苏修对中国形成南方战略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复辟，但在国际战略上仍然是苏修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障碍。苏修长期推行南下战略，妄图通过控制越南，建立从蒙古、苏联远东直到中南半岛的包围体系，以实现其在亚洲的霸权布局。而越南则希望借助苏修力量，在东南亚建立自己的地区霸权，因此甘愿充当苏修反华战略的急先锋。特别是在越南侵略柬埔寨之后，中国对民主柬埔寨提供支持，并反对越南地区扩张主义，这直接触动了越南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越南一方面在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袭击中国边民与边防部队，另一方面则在国内大规模排华、迫害华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其扩张政策服务。越南之所以敢于不断侵犯中国广西、云南边境，正是因为其背后存在苏修的军事与外交撑腰。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大量武器装备，还与其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给予越南地区扩张以战略保障。因此，七十年代末的中越边境冲突，并不只是简单的国界摩擦，而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南下战略与越南地区霸权扩张相结合的结果。越南既是苏修控制下的附庸，又是试图在东南亚建立自身殖民利益范围的地区性扩张工具，其对广西、云南边境的不断干涉与侵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我们重新回到中修这边。彼时，中国国内的过剩劳动力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无产阶级又要再次成为反抗中国反动派的斗争力量。

进入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与经济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随着修正主义改革全面推进而进一步激化。大量原本被严打和计划生育的法西斯高压暂时压制的社会矛盾，开始以工人骚动、农民抗税、边境混乱、基层群众冲击政权机构等形式不断爆发出来。在广西、云南等中越边境地区，中越战争及长期军事对峙造成了严重社会动荡。大量边民被迫迁移，民兵组织迅速扩张，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由于长期边境冲突、经济困难以及民族关系紧张，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半战时管理状态。部分地方不仅存在武装冲突，还出现群众性械斗、边民逃亡、抢夺物资以及基层组织失控等现象。与此同时，越南难民与归侨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南方沿海与边境地区社会压力。大量难民涌入本就贫困的地区，而地方政府官僚腐败、行政低效，无法有效处理资源分配问题，从而导致群众不满情绪迅速积累。许多基层群众开始对地方干部、供给制度以及官僚特权产生强烈敌意。

城市国营企业中，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整顿”则开始直接冲击工人阶级利益。企业奖金制度扩大、劳动纪律强化以及干部与技术人员待遇上升，使工人内部的不平等迅速扩大。许多老工人发现，原本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正在逐渐被利润原则与官僚等级关系取代，普通工人和工厂管理者、技术人员的输入差别越来越大，普通工人更是丧失了管理企业的权利。因此，各地开始不断出现停工、怠工、集体上访、堵路、围堵厂领导等事件。部分工厂甚至出现工人与管理层公开对抗的情况。工人群众越来越普遍地认为，所谓“改革”实际上是在恢复等级制度与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而基层干部则越来越像脱离群众的特权集团。

农村中的矛盾则更加尖锐。随着包产到户推广，部分地区短期内虽然刺激了生产，但同时也迅速瓦解了原有集体保障体系。贫富分化重新扩大，基层高利贷、投机倒把与干部侵吞集体财产问题不断出现。许多贫困农民重新陷入缺粮、负债与生产资料不足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八十年代初全国不少农村地区重新出现“闹粮”“抗征购”“抗摊派”等群众行动。一些地方农民集体上访、围攻乡政府、冲击粮站，反对地方干部乱收费与强制征购。特别是在基层财政困难加剧后，各类苛捐杂税层层加码，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大量社会闲散人口、返城知青、失业青年以及退伍军人，也开始在城市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一方面是逐渐形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兴特权阶层与工人贵族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贫困化、失去政治地位的工农群众。这说明，所谓“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稳定、人民普遍受益”的欺骗口号，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片面性。事实上，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分化重新形成、群众对官僚体系不满迅速积累的重要时期。大量基层骚动、工农冲突与社会矛盾激烈，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表现。

越南的主动挑衅为中修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提供了有效的借口。为了反击越南地区扩张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南下战略，中修政府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高度军事化与大规模战备动员状态。尤其是在1978年越南全面侵略柬埔寨、苏越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之后，中国南方边境所面临的，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边境摩擦，而是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争霸战略包围体系的重要军事压力。越南在苏修支持下，不断在广西、云南边境制造武装冲突，大量袭扰边民、攻击边防部队，并在中南半岛迅速扩张势力范围。苏修企图通过“蒙古—越南”南北夹击体系，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的长期计划。因此，中修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不得不迅速扩大军事动员规模。

从1978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逐渐出现大规模征兵与战备宣传。尤其是广西、云南以及华南、西南地区，征兵数量明显增加。大量青年被征入陆军、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部分退伍军人和基层民兵骨干也被重新组织训练。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家家送子参军”的战时氛围。与此同时，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迅速进入高度军事化状态。学校停课支前、工厂承担军工生产、民兵武装巡逻、防空洞与边境工事大规模修建，整个社会逐渐转向准战时运行模式。一些边境县城甚至已经形成半军事化管理状态，基层政权与民兵组织深度结合。这种军事化固然来源于外部战争压力，但也与当时中国内部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存在密切联系。

正如前文所述，七十年代末以后，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工农群众不满。国营企业中不断出现停工、怠工、集体请愿与围堵干部现象；农村中则重新出现“闹粮”“抗征购”“抗摊派”等群众骚动。与此同时，大量返城知青、待业青年以及社会闲散人口迅速增加，城市与农村的就业压力不断扩大。因此，大规模征兵与长期战备，在客观上也成为中修缓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方式之一。中修的战争机器吸收了大量待业青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战争的形式在战场上进一步消耗了过剩的劳动力，边境战备则强化了社会纪律与政治控制。通过“保卫边疆”“反霸权主义”“支援前线”等宣传，中修一方面转移了国内部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借助军事动员重新强化国家机器的组织能力。

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边境局势并未真正缓和。整个八十年代，中越边境仍长期存在炮击、侦察战与小规模武装冲突。尤其在1984年以后，老山、者阴山方向再次爆发长期轮战，中国开始形成持续数年的边境轮换作战体系。在这一时期，大量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被长期征召进入边境部队，西南地区社会持续维持高战备状态。可以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并不是后来宣传中那种“和平改革开放”的单纯图景，而是同时伴随着：边境长期战争；社会高度军事化；基层群众骚动不断；工农矛盾重新激化；官僚垄断体系迅速膨胀；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长期的战争准备和保家卫国口号的征兵宣传，使得原本国内的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转入到了老山轮战时，中国各军区轮流消耗的“炮灰”，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对越南的殖民侵略而白白牺牲掉性命。中越战争及其后的长期边境对峙，也正是在这种国内外双重危机背景下形成的。它既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与中修之间国际争霸矛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内部社会危机不断加深条件下的一次大规模国家军事动员。既然，对越战争不只是为了反对越南和苏修的侵略，更是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那么这场战争就绝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消耗国内的过剩劳动力。实际上，“洋跃进”造成的生产过剩不仅体现在一般工业品领域，同样也体现在军工产业领域。七十年代中国为了反对苏修的殖民侵略，以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洋跃进期间，为配合其对外扩张、边境备战以及与苏修争霸的需要，曾长期维持庞大的军工体系，大量资源被投入到兵器、弹药、车辆、火炮以及各类军事工业生产之中。

然而，在“洋跃进”结束之后，随着经济危机逐渐爆发，国内市场需求萎缩、财政压力扩大，大批军工企业开始出现停产、半停产与“下马”现象。大量已经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也开始面临无法实现其商品价值的问题。因为军工武器不同于普通消费品。一般消费品能够通过居民市场消费实现价值，而军工武器作为一种特殊生活资料，其使用价值只能在国家军事机器中实现。枪炮、炮弹、装甲车辆乃至各种军用物资，并不能像普通工业商品那样直接进入社会消费市场，它们只能依附于军队、战争与军事对抗而存在。因此，一旦国内军事需求下降，或者财政无力继续大规模维持军工采购，这些军工产品便会迅速陷入积压状态，一旦陷入挤压状态也意味着对国家财政的持续消耗，财政不得不为保管、养护、修检军工武器而不断买单。对于已经资本主义化的官僚垄断军工体系而言，大量军工商品无法实现价值，就意味着巨额资本被“冻结”在仓库与生产线上，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而战争，则为这些军工商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直接条件。战争不仅意味着国家重新扩大军费采购，同时也意味着大量库存军工产品能够迅速被消耗、更新与再生产。炮弹在战争中被消耗，便意味着新的炮弹订单；装备在战争中损毁，便意味着新的军工生产需求；军队扩张，则意味着整个军工体系重新获得市场。

因此，在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体系中，战争本身往往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问题，同时也是资本危机的释放方式之一。列宁早已指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必然不断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而军工资本则是这种战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越战争中，大量库存武器被迅速投入前线，军工企业重新恢复生产，边境长期轮战又进一步刺激了弹药、装备、运输与工程体系的持续需求。与此同时，大规模征兵与边境军事化，也进一步扩大了军队这一特殊“消费市场”。大量军工产品不再停留于仓库，而是通过战争机器重新进入流通与消耗过程，从而完成其商品价值实现。在强大的火力压制和不计死伤的军队命令下，战争被迅速推进到了越南本土，在越北组织起了对越战争。

虽然，长期的战争为消化国内的过剩资本和过剩重工提供了条件，但战争本身的开支却仍然是由国家财政承担，如果战争无法为本国获得任何的经济上的利益，也就只能导致财政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到本国人民的头上，进一步激化国内的矛盾。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打向敌国的每一发子弹，都必须成为为帝国主义国家分割被侵略国的经济利益的工具。中修也不例外。在帝国主义争霸与殖民侵略下，战争不仅意味着军事冲突本身，同时也意味着对被战争地区劳动人民财产的大规模破坏与掠夺。中越战争期间，越南北部大量工厂、铁路、矿山、仓库以及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和搬运，而真正承受这一切后果的，首先是越南普通劳动人民。

尤其是在边境推进与撤离过程中，大量工业设备、机械物资、交通器材以及生产资料被中修军队拆除、转运或毁坏。过去毛主席时代援助越南建设的一部分工业体系，在战争中反而重新成为中修争夺与占有的对象。一些设备与物资被直接运回中国边境地区，用于补充军工与后勤体系，而更多设施则在战争中被彻底摧毁，使越南北部本就脆弱的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瘫痪。同时，战争对普通越南群众财产造成的破坏更加广泛。边境地区大量民房、粮食储备、牲畜、交通工具以及地方生产设施在战火中遭到损毁。许多农民被迫逃离家园，往南迁移，大量边境村庄陷入长期荒废状态。战争机器推进到哪里，哪里的普通劳动人民就被迫承担失去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代价。 而这种掠夺，并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搬运物资”，更体现在整个战争机器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占有。原本属于越南人民长期劳动积累形成的工业成果、农业积累与地方资源，在战争状态下迅速被越南修正主义国家军事体系所吞噬，被中修侵略者所盗窃。大量资源不再服务于人民生活，而是服务于军事消耗、边境对抗与国家争霸。可见，对越战争的本质，并不只是官方宣传中的所谓“自卫反击战”那样简单。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军工体系积压以及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来看，这场战争本身同样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与危机转移性质。

中国出现严重的财政压力与生产过剩问题，导致大量军工企业停产、半停产，库存武器与军事工业产品难以实现其商品价值；与此同时，工农群众不满情绪扩大，边境地区长期军事化，国内社会逐渐进入不稳定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战争不仅成为国家机器重新组织社会、扩大军费与消耗军工库存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而越南方面，在苏修支持下不断进行边境挑衅、地区扩张以及对华侨的迫害，也进一步为中修发动战争提供了政治借口。于是，在国际争霸与国内危机交织的背景下，中越战争最终爆发。但是，这场战争并未像部分中修统治集团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实现对越南北部局势的全面控制。越南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边境地区群众与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使中国军队难以进一步推进和长期占领越南北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在撤离过程中，对越南北部大量基础设施、工业设备、交通系统以及地方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与转运。大量铁路、矿山、工厂、电力设施、仓储系统遭到毁坏，一部分工业设备与战略物资则被运往中国境内。这种“破坏——转移”式的军事行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单纯边境反击的范围，而带有明显的战争掠夺性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被毁坏或转移的工业设施，原本还是毛主席时期中国援助越南建设的成果。而到了中越关系彻底破裂之后，这些过去象征国际主义援助的工业体系，又重新在国家争霸与军事冲突中变成了争夺对象。

这场对越侵略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具有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垄断权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新的帝国主义用了一场标志性的侵略掠夺战争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

二、什么是帝国主义国家？

有人会反问：当时中国控制了哪个殖民地？对越的侵略难道不是失败了吗？但问题在于，20世纪后期的世界早已被老牌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完毕，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像19世纪那样以传统殖民地形式进行扩张，而更多采取经济控制、资本输出、债务依附与市场渗透等方式。

因此，不能简单以是否直接占有传统殖民地，来否定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早已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只要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统治，并发展出资本输出与对外经济扩张的要求，其本身就已经具有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向与内在逻辑。除非否认当时中国已经形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否则便很难否认其帝国主义性质。我们再回忆一下列宁给出的帝国主义五大标准。

第一，产业资本的垄断。 第二，金融资本的垄断。 第三，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 第五，世界被瓜分完毕。

但第三、第四、第五，本质上都是由第一和第二决定的。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就在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垄断；资本输出，不过是这种垄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只要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身就已经属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在于垄断。中修在1977年前后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出现生产过剩，并且在1979年以后，已经逐渐开始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与殖民侵略。

拿朝鲜和台湾作为例子，所谓垄断，关键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存在大型资本集团，而在于本国的垄断集团是否真正掌握了剩余价值的垄断瓜分权。朝鲜的垄断，本质上是形式性的，朝鲜的国民经济严重依附中修，大量剩余价值仍然需要通过贸易、工业依附与市场体系向中修转移。生产资料大量依赖中修提供，甚至相当部分生活资料也依赖输入，长期贸易逆差本身就说明，其所谓“垄断”并不具有真正独立的帝国主义性质，而是替中修维持垄断体系；台湾的垄断，则是被美帝加以利用的。他们本地资产阶级并不能真正保持对剩余价值的独立垄断权，而只是代替帝国主义行使垄断权力。蒋介石集团时期的四大家族，同样掌握着旧中国经济命脉，具有明显的垄断性质。但他们作为美帝的买办，其垄断本身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他们所垄断的产业，最终仍然需要向美帝交纳大量剩余价值。因此，他们的垄断并不是独立帝国主义的垄断，而只是代替帝国主义维持垄断统治。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通过对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用，使买办资本维持了表面的垄断形式，但真正掌握剩余价值最终瓜分权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本身。

帝国主义讲的是国家形态，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讲的是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本身必然决定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形态。列宁之所以说“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在于只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它就必然要求资本输出、要求势力范围、要求对外扩张，并最终走向帝国主义。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以后，虽然一度成为资本被输入国，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本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难道能够因为某一时期美国资本大量输入，或者暂时失去了对外资本输出能力，就否认其帝国主义性质吗？显然不能。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资本输出是否已经发展到何种规模，而在于一个国家内部是否已经形成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垄断统治，才是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中最根本的内容，是帝国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体现。第三条“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质上是由第一、第二条，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所决定的；第四、第五条，则更多是帝国主义时代形成后的国际表现。

中修在1977年前后已经开始出现第一次明显的生产过剩，而1979年对越侵略，本身就是垄断统治推动下的结果。因为在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条件下，中修刚刚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尚未形成成熟的新殖民主义资本输出体系，其对外扩张只能首先采取军事侵略和暴力掠夺的形式。这是因为“世界领土已经瓜分完毕，因此今后只能是重新瓜分。”［^4］对越战争期间，从越北大量攫取生产资料和工业设备，本质上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掠夺方式。

因此，并不存在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还要经过一个非帝国主义阶段”的问题。事实上，在怀仁堂政变以前，走资派已经在部分地区逐渐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借助对外援助与对外贸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中国之所以最终能够完成复辟，正是因为走资派已经在经济上积累了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本身既体现为对内剥削，也必然要体现为对外经济扩张，只是中修的一开始的扩张表现是以军事暴力代替了金融输出。

正如，列宁之所以将沙俄认定为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并没有把“五大特征”教条主义化。沙俄大量依赖英法资本，本国土地、矿产和工业部门都受到欧美金融资本的渗透，本国对外资本输出能力也并不强，但列宁仍然认为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其国内已经形成了垄断统治，并且通过军事暴力疯狂进行殖民扩张。列宁甚至明确指出，沙俄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军事性的帝国主义，其对外武力掠夺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西欧帝国主义依赖金融资本输出的扩张方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样如此。日本在其帝国主义形成初期，对外资本输出并不发达，而是主要依靠军事侵略和暴力掠夺扩张势力范围。因为当时世界已经被老牌帝国主义瓜分完毕，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如果想获得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就只能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日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殖民体系，并在后来实现资本输出。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与这种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明显相似性。中修复辟时，世界已经不存在大量“无主殖民地”，只存在“有主殖民地”，世界上的全部土地都已经被瓜分完毕，要想夺得新的殖民地就只能通过武力，与此同时，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首先只能通过武力掠夺和对外战争缓和。待国内金融资本逐渐积累起来，外汇增长、工业体系扩大以后，才进一步发展出系统性的新殖民主义资本输出。因此，将2008年、2012年以后中国资本输出扩大，视为“中国才成为帝国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把资本输出当成了帝国主义最根本的标准，而忽视了列宁真正强调的核心，即垄断资本统治。实际上，投资设厂与武力掠夺，不过是垄断资本掠夺世界财富的不同形式；金融输出与军事侵略，也只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扩张的不同路径。

历史本身已经证明，帝国主义并不一定机械地、同时地、完整地符合“五大特征”的全部外在表现。沙俄如此，明治时代后的日本如此，德国同样如此。

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德国通过战争赔款迅速积累资本，推动了本国工业扩张和垄断资本形成，战争掠夺所获得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英法依靠金融资本输出获得超额利润的发展道路，并直接推动德国走向帝国主义化。19世纪后期崛起时，全世界的殖民地掠夺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本身殖民地极少，对外投资也远逊于英法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因为德国不是帝国主义，而恰恰是因为世界殖民地已经被先发帝国主义瓜分完毕。德国要实现资本输出，就必须首先通过战争从其他帝国主义手中抢夺殖民地。因此，德国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军事扩张性质。而一战失败后，德国殖民地被全部瓜分，本土被分割，还需要向战胜国缴纳巨额赔款，英美法资本大量输入德国。但即使如此，德国垄断资本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并未被根本摧毁。因此，即使德国暂时失去资本输出能力，也丝毫不影响其帝国主义性质。否则，就无法解释希特勒时期德国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质。

帝国主义的发展，本身就存在不同历史道路。先发帝国主义可以依靠金融资本长期控制殖民地；后起帝国主义则往往必须首先通过武力抢夺殖民地，才能进一步发展资本输出。中修复辟后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正是这种后起帝国主义殖民道路的体现：先通过武力掠夺与地区侵略缓和国内危机，再随着金融资本积累，逐渐转向系统性的新殖民主义输出。

总结得说：

第一，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列宁之所以强调垄断，是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内市场已经无法容纳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问题不在于“资本想不想输出”，而在于“不输出就无法继续维持利润率”。中修在197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问题，尤其是重工业体系扩张以后，国内市场容量无法完全吸收扩大再生产的结果。既然国内无法消化，资本就必然要求向外扩张，要求争夺原料、市场、劳动力与势力范围。因此，对外扩张并不是某种“政策选择”，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必然。

第二，帝国主义并不以“金融资本输出成熟”作为成立前提，很多人实际上把20世纪后期美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当成了帝国主义唯一形态。但列宁讨论的并不是某一种固定模式，而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般规律。

纵观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发家史，英法属于老牌金融帝国主义。德国、日本属于后起军事帝国主义。沙俄则属于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其扩张方式本身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往往无法像英法那样“和平”进行资本输出，而必须先通过战争、军事控制和政治渗透，去争夺势力范围。因此，“资本输出规模不够”并不能否定帝国主义性质。因为军事扩张本身，往往正是后起帝国主义为资本输出创造条件的手段。

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就天然要求对外扩张，中修并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而是国家机器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大型国企、银行体系、财政体系、军工体系与国家政权直接结合。资本并不是“私人资本零散竞争”，而是国家力量直接服务于垄断资本积累。因此，中修的对外扩张，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国家推动性质。对外援助、对外工程、资源换贷款、基础设施输出、军工贸易、外交保护，都不是单纯商业行为，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形式。

第四、“援助”本身也可能成为资本扩张形式，很多人把“援助”与“资本输出”机械对立起来，但实际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援助，往往本身就是资本扩张工具。中修在复辟初期的大量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国际主义援助，而是逐渐带有贸易依附、工业依附与市场控制性质。援助国需要依赖中修设备、技术、原料与工业体系，从而逐渐被纳入中修经济循环之中。这种关系，本身就是新殖民主义关系的萌芽。

第五，军事扩张与经济扩张本来就是统一的。资本输出与战争，从来不是彼此分离的。英帝国依靠海军保护殖民贸易；美国依靠军事基地维护美元体系；德国、日本依靠战争争夺殖民地；俄国依靠军事征服扩大势力范围。军事暴力，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延续。正是应了“和平是战争时期的政策的延续，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政策的结果”。因此，中修在资本输出体系尚未成熟时，首先依靠军事扩张缓和国内经济危机，本身完全符合后起帝国主义的一贯道。

第六，垄断资本必然要求国家法西斯化，列宁与季米特洛夫都指出，垄断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加强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因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与阶级矛盾扩大以后，垄断资本必须依靠国家暴力维持统治。因此，对内加强法西斯化统治，对外进行扩张，本身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中修复辟以后，对内加强官僚机器、警察体系与社会控制，对外加强扩张与争霸，本身正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帝国主义发展的统一逻辑。

第七，“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恰恰强化了战争倾向，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没有殖民地”说明不能成为帝国主义。但列宁恰恰指出，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以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通过重新瓜分世界来扩张。因此，世界被瓜分完毕，不是帝国主义不存在的证明，反而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烈的军事冒险倾向，因为它们缺乏稳定殖民体系，只能通过战争、政治渗透与经济控制争夺势力范围。

第八，新殖民主义只是旧殖民主义的发展形式，传统殖民主义强调直接军事占领。新殖民主义则更多通过债务、贸易、投资、技术与金融控制实现支配。形式虽然变化，但本质仍然是垄断资本对剩余价值和国际市场的控制。因此，中修后来逐渐从军事掠夺转向资本输出，并不意味着“之前不是帝国主义”，而只是说明其帝国主义扩张形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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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2：同上

3：前作《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序（二）》

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