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上一章所论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回答了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进一步问，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实现的。

本章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我们天天谈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阶级到底是什么呢?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阶级会一直存在吗?

阶级和阶级关系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早期是原始公社公有制，全体社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就不具备阶级产生的可能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剩余产品，商品交换开始频繁，私有制出现，存在了阶级产生的可能性，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才产生了阶级和阶级分化。阶级就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就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了维护经济上的剥削地位，又必然要在政治和文化上建立一定的上层建筑来维护其统治，镇压被压迫一方的反抗运动，这就是阶级的本质。

在私有制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当然也就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还有小生产者、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现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实行了按需分配，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

改造为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劳动者，从而也就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完全消灭了阶级产生的现实性，也就不存在任何剥削和压迫的可能性，从而就消灭了阶级。

1.阶级的产生及其实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讲，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之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一节也分析了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奴隶制的，我们这里就来简单总结下，阶级的产生，必然需要对立的两个集团，即压迫方与被压迫方，双方因利益的根本对立，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可以占有另一方的劳动，构成了阶级存在的基础，这需要具备两个关键物质条件：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主要是部落战争中的俘虏和部落内部的贫困社员)，以及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和供给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剥削阶级往往是在公社中担任首领或执行其他管理职能的人员，他们掌控着生产计划的制定和劳动工具的分配大权，利用职权侵占公共财产，通过战争掠夺掠夺其他部落。

在人类的早期—原始社会时期，没有产生阶级的可能。因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主要的劳动工具就是用石器和木器，不管是进行狩猎还是进行开垦土地，都需要进行集体劳动，集体生产互相配合。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存活，必须要进行平均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产生剥削，也就没有阶级的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社会分工是原始社会劳动生产

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阶级分化的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起初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 后来发展到公社内部，即个人之间的交换。

列宁曾经指出：“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售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个人交换，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的产品日益扩大，社员不关心公社的集体生产而致力于个人的生产，这样就必然要逐渐破坏公有制，扩大私有制，造成财产的不平等，导致阶级的分化。

这种阶级分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产生的呢？恩格斯说：“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第一条道路是，在原始公社中担任着某些“社会职能”的人，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等，他们利用职权侵占了一部分公共财产，包括利用战争掠夺的方式来发财致富。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开始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对于保护公社的共同利益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口的增加，各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冲突也增加了，这些社会职能的“独立性”也日益加强，以致于“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 。于是，这些“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

接着恩格斯说：“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这就是，“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的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这种劳动力开始来源于战俘，以后本部落的穷困的人，也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

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由此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其中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历史上有一种“暴力论”（杜林就是鼓吹者之一）认为， 政治上的暴力，军事上的掠夺是阶级产生的原因。这是完全错误的，战争和暴力的阶级的产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常说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但这不是阶级产生的原因。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专门针对杜林的暴力论进行了彻底批判，杜林主张阶级产生的根源并非私有制，而是暴力，他认为是部落间的军事冲突催生了阶级。但事实上，暴力自人类诞生就存在了，在原始社会，劳动工具落后，可开采的资源特别是食物非常稀缺，获取食物的途径也很少，各部落之间为争夺狩猎场地等原因必然要发生武装冲突。我们平常说原始社会实行公有制，但这是一种极为低级的公有制形态，而且只是在公社或部落内部。各部落之间为争夺资源，常常爆发残酷的战争冲突，甚至会杀人、吃人，这种暴力冲突难以避免的，因为他们所处于不同的集体之间，也就是不同的所有者，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就必然要争夺。

但是一开始它并没有引起阶级的分化，当时由战争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都归公共所有，平均分配；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侵占集体的战利品才成为首领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这说明战争本身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战争所获得的财产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倒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正确理解阶级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的实质。列宁曾给阶级下了一

个科学的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就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的这一定义科学地全面地概括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本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第一，这个定义指出，阶级是和历史上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

第二，这种地位的不同，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决定的。统治阶级占有全部和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被统治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统治阶级能够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占有他们的劳动，并且实行政治上的压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通常以财产关系的形式用法律固定下来。

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占有他们的劳动，都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保持这样的经济地位和镇压奴隶起义，奴隶主就必须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压迫，就要建立暴力机器来镇压劳动群众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就形成了阶级社会的国家机器。正是因为劳动劳动群众没有生产资料，但是想要生活下去那必须进行生产，这时劳动者是和生产资料脱离的，只有得到奴隶主的允许，才能和这些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才能获得生活

资料满足生存的需要。所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决定了阶级地位。

第三，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又决定了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尽管人数很少，但因为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起“管理者”的作用，而广大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却变成了所谓“执行者”，承担了全部繁重的体力劳动。

第四，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也决定着各阶级取得他们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获得社会收入的大部分，而工人则以出卖劳动力而换取工资的方式获得其微小的收入。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这些机会主义分子鼓吹“不折不扣的劳动收入”，但是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没有这样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利润和工资如此的泾渭分明。拉萨尔派只反对分配制度，却不承认分配上的不平等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劳动群众不掌握生产资料，脱离所有制关系在分配问题上绕圈子，就是把劳动群众引到歧路。我们来看看拉萨尔派看来怎么实现这种分配方式的呢?那就是依靠普鲁士帝国的国家援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依靠群众互相捐款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妄图通过改良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否认了国家的阶级性，故意混淆分配和所有制的关系。

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直接得到所谓的不折不扣劳动收入，因为社会要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要建设社会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

和基础设施，要为社会上无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帮助，要预防自然灾害和战争、灾荒等，就需要这些生产资料和资金，也就是积累的部分，就不可能把所有的收入全都分完，但是这些各种形式的支出归根到底又是服务于劳动群众的，满足劳动群众的生活需要的，符合其根本利益的。而且在文革时期，林彪等修正主义分子却颠倒黑白，鼓吹农民太穷了，要把公社和国家积累分干分净，妄图以这种方式来破坏人民公社。

很明显为列宁所揭示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四个特征，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任意丢掉某一特征，或者孤立地以某一特征作为社会的阶级划分的依据。但是，各个集团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一点是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他特征都是为它所决定的，由它而产生的。所以，总的来讲，阶级的实质，就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因而一个集团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算理解了阶级的本质。

列宁的阶级定义，为我们划分阶级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标准。我们党正是根据列宁的阶级定义来规定划分阶级的标准的，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谈到怎样划分地主时指出：“占有土地，包已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贫农则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或者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在古代，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是极为严重的，特别是西藏的农奴。农民辛苦劳作

收获的粮食，在灾荒之年，或王朝后期统治最为腐朽的时候，可能就得交出九成。即便在王朝统治初期，农民至少也要将五成以上的收入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而且，农民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还得承担国家赋税，服各种劳役徭役，承担着名目繁多的税项，还有阎王债的高利贷。由此可见，我国农民遭受着沉重的压迫，正因如此，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最为强烈。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几百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有力地推动了封建社会逐步走向瓦解。

在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而土改的前提是明确阶级划分，确定谁是地主阶级，谁是富农，谁又是贫农和中农等。当时，在制定阶级划分的标准时，党内出现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像王明等“左”倾主义者，错误地将很多富农甚至部分本不属于地主阶级的群体也划进了地主阶级，导致划分比例严重失调，还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不利于在当时团结富农和中农，没有把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

我国的土地改革是依据阶级划分来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切实获得了土地，真正实现了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一举措巩固了革命成果。有些同志喜欢把太平天国和土改对比，好像形式上的一样，但实际上性质是不同的，先不论指导思想和代表阶级等，就来谈谈太平天国运动的土地运动，在定都天京后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平均分配土地。

但是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一直与清军作战，军务繁忙，既要支援前线又要筹办粮饷，无暇进行分田工作。其次，平分地主土地会引发地主阶级强烈反抗，不利于政权巩固。此外，太平军内部路线斗争激烈，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动派又趁机夺权，极大分化了农民的力量。太平天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照旧交粮纳

税”政策，即照旧保存原有的地权关系，在此基础上“暂依旧例章程”征取土地赋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真正掌握土地，法令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没有进一步将农民真正的持续的发动起来，没有把革命果实巩固，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在每一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都有两个基本阶级，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有封建主和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还存在着若干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如奴隶社会中，有既非奴隶也非奴隶主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中，有从事个体劳动的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个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

此外，在各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其阶级地位分别属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生活通常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在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知识分子发生剧烈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会走向劳动人民方面，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列宁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说明了阶级的产生和划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决定的，任何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和划分都是错误的。但是阶级一经产生之后，就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冲突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来。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并且只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才能巩固其经济上的统治。所以，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范畴。

马列毛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要划分阶级，或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只能以经济的原因（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但是要认识各个阶级的状况，掌握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或者要判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就必须对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我们对于走资派的分析也是如此，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形式上走资派不掌握生产资料，但实际上他们篡夺了部分工厂和公社的领导权，他们安排生产和进行分配，特别是分配上通过贪污、补贴、奖金、倒卖国有财产等方式占有远超一般群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财产，占有劳动群众的收入，这就是剥削。另一方面在政治上，通过手中的权力来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利润挂帅，搞专家治厂，扩大不平等，培养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推行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他们过着这种寄生腐朽的生活，在思想上是和资产阶级别无二处，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鼓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所以走资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划分，也是科学的阶级的划分，是从经济政治思想多个方面分析的科学概念。

剥削阶级在经济上被打倒了，但并不等于就消灭了阶级，因为这些人还在，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因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都说明了政治、思想对于经济的巨大影响。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正确把握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

马列毛主义的阶级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和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千万百计地反对马列毛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或者把阶级说成是自古就有的，万世永存的,或者抹煞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歪曲划分阶级的原因。刘少奇等走资派，大肆散布“分配决定论”， 他们胡说什么“又欠账，又不够吃，这是贫农。又欠账，又不够吃，搞点什么事才够吃，这算是中农。不欠账，又够吃，又做点生意，这算富农。”他们把阶级差别仅仅归结为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以此来掩盖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阶级已基本消灭” 现在的主要矛盾巳变成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了。他们，鼓吹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一种烟幕，中修鼓吹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那些老修正主义者是一路货色。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内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而且还在政治上、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已反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所证明。毛主席根据我国的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毛主席说：

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出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必须以此为武器，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2.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前所述，所谓阶级就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阶级斗争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二者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一定的阶级利益是由这个阶级在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按照它所处的这一客观地位，无产阶级最关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则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对抗的阶级，它们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上每一个进步都变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工具，各种先进的科学管理办法，先进的机器，先进的仪器投入到生产中就变成了加倍掠夺劳动群众的工具。这里恩格斯说到了在私有制社会，生产的每一进步都是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我们理解这句话要结合一定时代的社会形态，要结合生产关系来学习。我们知道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种商品，也具有价值，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存在了大量失业人口，往往是供过于求的，这就导致劳动者的工资不仅不符合劳动的价值，甚至是低于劳动力的价值。

有些新人同志喜欢拿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水平和现在的对比，苛责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但是这种苛责是不对的，也不能拿现在中修的生产力和几十年前比较，非要比较一番应该和过去民国时期比较或者和同时期其他半殖民地国家比较(像印度)。当时在生产力方面已经是全球第六大工业国，三十年走完了帝国主义五十乃至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人口增长了一倍，寿命增长了一倍，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医疗住房有了保障，可以说是群众的物质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是今不如昔了，生活倒退了。

现在中修社会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严重不符合当前生产力要求的，多数还仅仅只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甚至连最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都实现不了，平均每个家庭都背上了几十万的贷款，不仅是一个资本家的奴隶，还是债务的奴隶。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经济危机下，大量的工人失业，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出现绝对的下降，无法获得收入来源还要还贷款，关税战和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这加剧了劳动群众生活的绝对贫困化。更不要提现在的生产关系上，更是赤裸裸的压迫关系，政治上全面反动，实行法西斯式的恐怖专制，文化上又是铺天盖地的资产

阶级反动思想，推行文字狱，限制进步思想，人民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另一方面劳动力价值具有特殊性，还要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历史因素的影响，要以当时的生产力为基础来分析劳动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社会生产率提高，手机电动车家电等都是要纳入到工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这些就相当于过去有电灯自行车等，不能拿有了这些就说工人物质水平比过去高，古代皇帝有各种珍宝奇藏但是他能有手机吗?我们不能超过生产力和历史的客观条件提要求，不能要求一个人儿童时期却拥有成人的肌肉，要客观辩证看待现在的物质水平，如果继续不复辟现在这个生产力还要高，人民才能真幸福，物质水平才能符合生产力水平。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因为：第一，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剧烈的对抗和冲突。

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使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成长，才能使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的质变，就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第二，就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奴隶和农奴都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是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仍然式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到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洲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但是他们必须借助于农民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广大的农民群众，才是反封建的真正的主力军。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动农民越彻底，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彻底，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表现的最为突出。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阶级社会的任何现象，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总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消极的破坏力量，看成是“社会的病态”，竭力宣扬阶级

合作,说什么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刘少奇等和他们在史学界的代理人所鼓吹的“让步政策论”就是这种阶级调和论的最典型的代表。“让步政策论”者说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还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而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作些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

这种“让步政策论”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的反动谬论。事实上，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汉王朝并没有向农民让步，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唐王朝也没有向农民让步。清王朝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宁可出卖主权，勾结侵略者绞杀革命，也不向人民作丝毫让步。

农民起义失败之后，新王朝上台，由于人民贫困破产，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不是向农民“让步”，而是地主阶级的复辟和倒算。

地主阶级以此为诱饵，把徭役和地租等封建剥削重新加在农民身上。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平盛世”。地主阶级的“盛世”，就是农民阶级的地狱。

“让步政策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 必须彻底批判。

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英雄史观，批判地主阶级的施以仁政，不同于我们平常学的儒法斗争史，我们要看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还是法家采取适合

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一定程度反应群众的要求，但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社会上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决定的，在于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的封建统治，必须要首先肯定这一点，而不能脱离农民的作用谈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还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